能源部门的碳减排策略
至2050年，能源部门在基准情景下碳排放量与2020年相比变化不大，仅能实现停止增长并轻微下降。为实现1.5℃的温控目标，须采取更积极的举措，力争实现65%～70%的减排。能源部门减排技术革新的首要重点便是更加积极地推动发电侧能源转型，预计2050年扩大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电能、生物质能）与核能的发电比例将成为减排举措中的“主力军”，可贡献约30%及23%的减排。同时，研发启用先进的能源技术（包括化石燃料淘汰、先进能源技术）也将异军突起，贡献7.4%的减排。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技术的推广应用也需要与时俱进的管理体系来做支撑：建设更灵活的电力系统，推进能源系统市场化改革，并且落实启动碳排放权交易的运作。
1.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利用是能源部门碳中和之路上的重要一环。中国的光伏和风力发电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装机容量已达到了世界第一。近十年来，中国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成本已经分别下降80%和60%，与传统能源电力相比已极具竞争力，逐步接近平价上网。
然而，可再生能源的推进不无挑战。例如，中国风能发电的弃风（指由于电网接纳能力不足等，风机的发电量低于其实际可发电的能力）情况非常严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能源损失。2016年，中国的弃风电量达到了497亿千瓦时，如果这些弃风用来替换煤炭，那么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4200万吨，相当于2016年全国碳排放量的4.5%。[3]另外，政府扶持政策在成功带领行业起步之后，也需要调整并引导行业进一步自主发展，逐渐减少补贴。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的光伏和风能企业需在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中加速运用新技术，提升效能，创新商业模式，使得清洁电力成为普惠能源。
2.核能
核能因其低污染、省燃料等优势成为绿色能源转型中另一种尚需大力开发的清洁能源。中国在核能发电上取得一定成绩，但核能发电也有其“致命的软肋”，亟须用技术手段来克服。核电生产对安全运营的高标准以及对放射性废料处理的高要求，都增加了核能发电的成本。另外，面对日益增长的核电需求，核电生产的主要燃料铀的供应也需补上缺口，因此，铀矿勘查技术的研发和大型基地的建设都将成为加速核电发展的重要支撑。
3.先进能源技术
先进能源技术也需要在这场能源绿色革命中大显身手。虽然清洁能源会部分替代化石燃料，但是即使在1.5℃路径下，205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中依然会有25%～30%为化石燃料。对于这部分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我们就需要用碳捕获与储存技术来进行处理。先进能源技术尚未付诸更多应用的最主要障碍来自高昂的成本。不过，各国科研者始终在钻研寻找技术突破点以求降低成本，并且为封存起来的碳找到二次利用的机会。自2007年以来，我国科技部将碳捕获与储存技术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重点列入专项行动。2007年，中国政府与欧盟启动了“中欧碳捕获与封存合作行动”，共同钻研该项技术，并已经在部分国有能源企业开始了试点项目。
4.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更新与建设也是能源部门减排的关键。现阶段，中国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尚不足以支撑新能源电力的整合与纳入，在调节负荷峰谷差、地区间电网互联互济等方面还需更加“智能”。中国电网企业与研究机构正积极推动特高压输电技术（UHV）、电化学储能等方面的研究和规模应用，为发电侧能源转型做准备。
5.能源管理与市场机制
为了让不断发展、日益精进的能源技术得到切实的应用，能源系统也需要更加与时俱进的管理与市场机制来引导与支撑这次绿色转型。政府与企业应携手推动能源系统市场化改革，在技术开发、生产加工、引导能源消费等环节，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创新突破。在能源定价上，更进一步真实反映成本的市场化定价势在必行。政府除了在政策调控、维护安全、监督管理层面主导，也应在提高能源公共服务上发挥作用。
毋庸置疑，能源系统的改革也会面临阵痛。首先，中国能源产业“主力军”煤炭产业的“去煤化”进程势在必行。
如何平衡来自经济发展需求和人员就业转型的压力，则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应对的挑战。其次，更为市场化的能源定价也意味着交叉补贴的减少。虽然长远来看这是还原电力商品属性的必由之路，但是短期内必将对部分企业以及终端用户形成冲击。为了降低市场动荡的风险，改革的步伐也需循序渐进。最后，为了加速清洁能源对煤炭的替换，中国必须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碳定价机制，如碳交易与碳税。煤炭发电价低的重要原因是，煤炭污染环境造成的高昂社会和经济成本并未被计入在内。因此，基于“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需要排放温室气体的企业必须购买碳排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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