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全国94.87%的人口，都在拖后腿。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的人口占比为94.87%。而5000元的月收入仅相当于年收入6万元，还不到1万美元的水平。

那么，是官宣的数字错了吗？

也不是。

事实上，国民总收入GNI= 国内生产总值GDP +（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对国外的要素支出）。显然，在一般情况下，人均GNI是大于人均GDP的。

然鹅，正如没人会把人均GDP作为自己平均年收入的衡量标准一样，也不会有人将人均GNI与自己的平均年收入直接划等号。

而对于普通瓜众来说，真正和自己相关的指标其实是“居民人均收入”。官宣用语则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且不限于：工资、存款收益、投资收益、退休金、租金、国家或政府补贴、企业福利等。

实际上，GNI（国民总收入）初次分配包含了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居民收入三部分，初次分配后，经过税收、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方式调节的个人所得，才是一般意义上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例如，2019年，全国的人均GDP为70892元、人均GNI入为10410美元（约合72526人民币），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是30733 元。

也就是说，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只相当于人均GNI的42.4%。

而从中文的字面上来看，大部分毫无经济学常识的普通瓜众几乎都分不清“人均居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之间的天壤之别。

显然，中文的博大精深，有时候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好用”的工具。

同时，这个问题也暴露了另一个引申问题：国内的居民收入在GDP中比重一直很稳定——稳定的低。

2013年，统计局的统计公报中，史上第一次公布了城乡统一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2013年，全国人均GDP为43684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8311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为41.92%。

到了2019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为43.35%。也就是说，在长达6年的时间内，这个比重仅仅只提高了1.43个百分点。国内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的主仆关系，可见一斑。

从上图可以清晰的看出，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居民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都处于下降通道（*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所回升、但总体趋势却是下降），收入分配整体向政府倾斜。

也就是说，与过去相比，同样取得1万元的国民收入，居民部门在分配中的获得变少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9年，德国人均居民收入为3.36万美元，占人均GDP（4.6万美元）的73%；英国人均居民收入为3.1万美元，占人均GDP（4.2万美元）的74%；俄罗斯人均居民收入为6500美元，占人均GDP（1.15万美元）的56.5%。

⚠️评论区里似乎对德国非常感兴趣，所以特此update一些数据来源，以供参考：

See？在国内人均GNI在2019年突破1万美元时，最大的受益者是who，不言自明。

根据央妈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上半年，全国住户部门总债务余额58.9万亿元，居民负债率（*也称为杠杆率，即债务占GDP的比率）约为59%。

而在国内的居民负债率从2012 Q3的26%翻倍飙升至2020 H1的59%的背后，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债务转移movement。那么，这个债务转移的载体又是什么呢？

这时，房地产君却露出了蜜汁微笑。

根据国内主要城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国内2020 H1零售总额Top 5的城市分别为：上海（6946.7亿元）、北京（5973.3亿元）、重庆（5307.4亿元）、广州（4231.8亿元）、成都（3691.6亿元），相应的人均消费额（*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分别为：上海2.86万元、北京2.77万元、重庆1.70万元、广州2.76万元、成都2.22万元。

而根据美国零售咨询公司Customer Growth Partners LLC的数据显示，美国Top 5零售巨头（沃尔玛、亚马逊、Home Depot、Lowe's、Target）在2020 Q2的季度销售额分别为：1377、889、380、273、230亿美元。

也就是说，仅沃尔玛一家的季度（美国本土）销售额，就相当于上海市半年零售总额的1.4倍。而美国Top 5零售集团一个季度（美国本土）的销售额，则几乎与国内Top 5城市半年的零售总额相当（84.3%）。

尤其是在考虑到基本生活品物价（实际物价通胀水平）的因素之后，国内消费与居民收入、居民债务率之间的差距，就显得更加不忍直视了。

于是，国内“人均收入”突破1万美元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成了另一个深邃的哲学问题。

⚠️以上部分内容节选自《2020房地产沉思录》update 37，感兴趣的童鞋可以在公众号或new base中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