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合荟萃的文化，山西北部地区更以其所处地理位置的独特性积淀了这种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质，从而使本土文化呈现多元、兼容、开放的态势。山西北部（晋北）地区古代文化也称之为“雁门文化”。它有两层含义：

其一，从字面上看，这一地区有雁门山，古名“勾注山”，据说因“蜚雁出于其间”而得名。雁门山山势不高，但东西山岩峭拔，中路盘旋崎岖，两山夹峙，形势雄胜，易守难攻，向来为兵家必争的戍守重地。唐朝时，于其山峰绝顶设置雁门关，另名“西陉关”，与宁武关、偏头关形成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合称“外三关”。雁门关“咽喉全晋，势控中原”，更是北人南犯、南人北击的战略要塞，因此历朝历代无不高度重视此地的军事设防，并设置相应的雁门郡、雁门道建制。

其二，“雁门”一词富有鲜明的军事、政治、文化色彩，而古代晋北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其悠久而深厚的军事政治文化内涵。这一地区文化是区域性的，同时又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研究价值极为深远。

古代晋北地区民族活动

考古资料证明，早在10万年前，晋北地区就有了远古人类活动痕迹。这些远古居民在桑干河流域生息繁衍，过着狩猎和游牧生活。唐虞之前，这一地区的居民被中原人称为“山戎”；帝尧时称“荤粥”；夏代称“淳维”；殷商时称为“鬼方”；周朝时称作“猃狁”；战国秦汉以后，或称“胡”，或称“匈奴”。两汉以后，随着不同民族势力占据此地区，人们的称谓也随之变化。

战国时，赵武灵王倡导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使晋北大部分土地归入赵国版图。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晋北地区又并入了秦王朝的版图。

西汉初，中原大乱，楚汉相争，无暇北顾，晋北地区为匈奴占有。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进军大同，在白登山为匈奴所败，退保雁门，晋北地区又成匈奴游牧之地。汉武帝时，两次出击匈奴，匈奴大败逃回漠北，晋北地区归为汉土。西汉末年，中原再生战乱，匈奴又入晋北地区。这一时期，生活在东北大兴安岭的鲜卑族强大起来。东汉时，大将窦宪大破北匈奴，北匈奴逃亡不知所向，鲜卑族转徙匈奴故地。东汉末年，中原又陷大混战，鲜卑族成了晋北地区的主宰。

鲜卑拓跋部建立了北魏王朝，定都平城（今大同）。在近百年间，拓跋鲜卑统治者把包括汉族在内的几十个民族的人民迁居到山西北部大同地区，使平城成为各民族大融合的地方，一代京华，光耀千古。北魏末年，北方突厥强大，遂将势力扩至晋北地区。隋朝时，晋北地区又为突厥占有。

唐初，李渊为夺王位，引突厥军为援，突厥势力进入雁门关内，遂成唐王朝北部大患。唐贞观年间，突厥内乱，东、西突厥相继被灭。公元630年，唐太宗出兵雁门，大破东突厥，其王降唐，东突厥国灭。晋北又并为唐王朝版图，突厥族成了这一地区的土著居民之一。唐朝中叶，回纥族从漠北兴起，安史之乱时，其势力已到达朔方。其后，回纥族乌介诸部十余万众进入晋北大同地区，唐王朝出兵，回纥族乌介诸部降唐，其民遂成为晋北地区新居民。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于契丹族。自此，晋北地区又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下。公元1369年，明王朝收复晋北地区，并建立了今天的大同城，使之成为明王朝的北方重镇。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大清帝国，晋北地区再次受到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清政府的垮台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古代史，古代晋北地区的历史也随之谢幕。

纵观晋北地区的民族史，可见这一地区从来没有单一的民族，而是生活着多元的民族。从地理位置看，它南接中原华夏民族，北邻草原游牧民族，是民族融合的窗口和门户。从整个历史演进过程看，在晋北地区，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对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中原华夏民族农业文化的影响。

古代晋北地区民族文化

古代晋北地区一直处在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的交接地和融合处，故只有对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的特征有一定的认识，才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两类文化在晋北地区的历史长河中是如何交流和发展的，继而探究晋北地区传统文化的本质。

匈奴文化习俗特征。《史记·匈奴列传》开篇就匈奴的文化进行了简单描述，匈奴人居于北蛮，逐水草迁徙，从小就习骑射，所谓“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匈奴不仅男人能弯弓，成年女性亦能战斗。他们食肉饮酪、住穹庐，所食之肉，除牧养的牲畜外，尚有狩猎所获之物。《史记·匈奴列传》言：“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匈奴人崇拜祖先，并将其与天地鬼神的自然崇拜同等对待，定期举行祭祀。

鲜卑族文化习俗特征。据史载，鲜卑族“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敌也”。此外，“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

突厥族文化习俗特征。《北史·突厥传》言，突厥族“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贱老贵壮，寡廉耻，无礼义……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敬鬼神，信巫觋，重兵死，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

柔然族文化习俗特征。据《北史》载，柔然文化习俗多与鲜卑族相同，然又有不同之处。 他们每次出征，“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挞。无文记，将帅以羊屎粗计兵数，后颇知刻木为记”。

高车族文化习俗特征。《魏书》《北史》中均有记载，高车族“其俗，蹲踞亵黩，无所忌避。婚姻用牛马纳聘以为荣，结言既定，男党营车阑马，令女党恣取上马，袒乘出阑……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槊，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

回纥族文化习俗特征。据《旧唐书》载，回纥族为匈奴后裔，北魏时，号铁勒部落。“其俗骁强，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之特勒。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

契丹族文化习俗特征。《隋书》云：“契丹之先，与库草奚异种而同类……其俗颇与靺鞨族同，好为寇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及收其骨而焚之…… 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

女真族文化习俗特征。《金史》曰：“金之先，出靺鞨。靺鞨本号勿吉。”另据《北史》载，勿吉“邑落各自有才，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人皆善射，以射猎为业。角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药，傅矢以射禽兽，中者立死。煮毒药气亦能杀人。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湿；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

汉民族文化习俗特征。秦汉时期，中原华夏民族的文化逐步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这种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文化体系，具有超常的稳定性，其特点可以归纳如下：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经济上的重农轻商；文化上的独尊儒术；思想上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观念。

以上简单介绍了各民族的文化习俗，晋北地区的古代文化即雁门文化，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古代晋北传统文化特征

从民族沿革史看，山西北部的土著居民，绝大多数并非中原华夏民族的后代，而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后裔，且他们不是单一民族的子孙，而由多民族联姻繁衍生息而来。

《汉书·地理志》云，山西北部地区居民多敦厚，重气侠，好朋党。明、清时期撰写的志书中也多有提及，比如“民性质野，少好争讼”“人性质朴”“其民鄙朴”等描述。草原游牧文化粗犷、强悍、豪放的特点，给晋北地区的传统文化以巨大影响，再加上由于晋北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使之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普遍形成尚武之风。

崇尚俭朴生活是草原游牧民族在艰苦生活环境中养成的一种传统品德。《颜氏家训》载“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瞻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就是对晋北地区人民崇尚节俭品格的赞扬。《朔州志》在叙述当地民俗时说“其民节用恭俭”，《广灵县志》云“人民俭啬纯实”，《马邑志》载“民贫俭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恭俭节用，实为求生之道。

在少数民族社会里不存在男尊女卑的现象，妇持门户是常态。“父子男女相对踞蹲”“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是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而晋北地区传统文化也深受影响。《颜氏家训》云：“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其中“恒代遗风”指的就是晋北地区的风俗，可见当时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之高。

总之，晋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文化思想的开放态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多民族文化思想的影响。千百年来作为民族融合的历史舞台，这一地区积淀了不同质地的民族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雁门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极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管芙蓉）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