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新冠有后遗症，是治疗错误有后遗症

　　我们举了《北青深一度》2020年1月23日报道的一个案例：一个23岁的年轻人王康（化名）。

　　王康在2019年12月24日觉得不对劲，头晕、头痛、四肢无力酸痛，25号去医院点滴。三天以后不仅没好，还发起了高烧，肝功能也异常了。

　　2020年1月1日，王康去武汉协和医院看病，吃了药还是继续发烧，从39°一直到40°、41°，吃了退烧药还是反反复复，血氧饱和度降到只有60%。

　　1月2日，王康被转到武汉金银潭医院，晚上8点40被送进了ICU，一直到10日才出来。一天输液十几瓶，医生还要求自费买人血白蛋白。期间5天没大便，肠道损伤，肛门破裂出血，剧烈咳嗽。

　　每天输液十几瓶，这个小伙子用了什么药呢？

　　消炎（抗生素）

　　退烧（西药）

　　激活肺部活性（激素）

　　针对肺炎（抗病毒）

　　护胃（药物伤了胃再吃药护胃）

　　护肝（药物伤了肝再吃药护肝）

　　......还有自费的人血白蛋白

　　大剂量用药、大剂量输液，因为一种药的副作用，必须再加新的药去减少副作用......

　　仗着年轻，小伙子挺过来了，1月15日终于出院，但是留下了一堆后遗症：气喘、深呼吸困难、胃反酸、胃胀气、消化功能不好。

　　大家看明白了吗？这个年轻小伙子的后遗症，是新冠病毒造成的吗？

　　这么治病，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受不了，更别提年老体弱的人了，死亡率不高才怪。

　　武汉的西医为什么这样治疗新冠呢？因为钟南山疗法啊。

　　因为他们用的还是钟南山治疗非典的方法：抗病毒、抗生素、激素、免疫调节、人工通气辅助等。

　　35岁的李文亮医生同样采用了钟南山的“抗生素、激素、抗病毒、高流量吸氧”疗法，因此他死了。

　　钟南山激素疗法出台背后

　　2002年12月22日，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来自广东河源症状异常的肺炎病人：持续高热、干咳，肺部经X光透视呈现“白肺”，使用各种抗生素毫不见效。

　　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专访钟南山：直面“非典”。谈到第一个非典病人。

　　王志：当时是抢救了吗？

　　钟南山：在我们会诊以后用了很多抗生素，还是不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考虑会不会是一个急性肺损伤，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就的试用了一下大剂量皮质激素来进行静脉点滴治疗，当时觉得是中末期，胜算不大。但是就很意外地发现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病人的情况明显的好转，这使得我们非常惊奇。（钟南山用了大剂量激素，第一个病人好转，因此认为大剂量激素是治疗非典的特效药）

　　因为第一个病人用了大剂量激素意外好转了，钟南山顿时有了信心：这个病不难治，呼吸机加大剂量激素就行了！

　　钟南山提出了五早：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早用皮质激素、早上呼吸机。

　　于是，钟南山胸有成竹：“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不过，治疗过程并不像钟南山期望的那么顺利。

　　上面我们提到的论文，《38例重症SARS患者临床救治回顾分析》记录了钟南山的治疗效果。

　　38个病人全部使用了抗生素，其中32人联合使用两种。24例使用抗病毒药奥司他韦治疗但对控制病情无效。

　　38例病人全部使用激素治疗，平均用量240毫克每天，而且持续了3-4周。8例达500毫克每天，最高冲击治疗达1000毫克每天。

　　8个死亡案例中6例死于多器官衰竭（MOF），2例死于感染性休克，全部对激素不敏感。

　　因为治疗效果不佳，钟南山请来中医帮忙。中医药介入后，治疗的71例 SARS患者，只死亡1例 。这有钟南山参与写作的论文为证。

　　论文《71例SARS患者中医药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钟南山请来中医科的潘俊辉、杨辉、喻清和、王峰、邱志楠（第1至第5作者）5位中医，治疗的71例SARS患者，治愈70例，只死亡1例。

　　钟南山当时治疗了88个病人，死亡10例。

　　其中钟南山使用纯西医治疗的17例，死亡9例，死亡率53%。

　　而中医药介入后参与治疗的71例 ，只死亡1例 ，死亡率 1.4 %。

　　可以说，正是中医把钟南山治疗非典的死亡率从53%大幅降低到了1.4%。

　　邓铁涛谈钟南山治非典

　　2003年创下治疗非典最好成绩的，是邓铁涛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利用中医为主治疗73例非典全部治愈，病人0死亡、0转院，医护人员0感染，患者0后遗症。平均退热3.26天，平均住院10.14天。

　　但是，钟南山坚持认为，广州非典死亡率最低，是他的功劳。他一开始提出了“五早”：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早用皮质激素、早上呼吸机。

　　而当后来激素副作用、呼吸机副作用被广为人知之后，钟南山又把“五早”改成了“三早三合理”：即“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和“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合并症”，并把它称为广州成功治愈大部分非典患者的经验。

　　因此，广东中医药治疗非典的经验，一开始并没有能够在北京获得采用，北京依然在使用抗生素、激素治疗非典。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3年10期论文《185例SARS死亡病例分析及原因探讨》对北京2003年6月20日各综合医院上报的185份死亡病例进行了检讨。

　　治疗中，使用了大量激素、大量抗生素、各种抗病毒药物的方法。

　　激素用量80-800毫克每天，使用10天以上。

　　论文说：除了年龄和基础疾病，抗生素和激素的滥用所致继发感染是死亡的主要原因。

　　大量激素的治疗方法还造成了很多后遗症患者。

　　北京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中，股骨头坏死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凤凰卫视的报道：

　　2003年使用激素治疗非典，造成了不少病人肺纤维化、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是公认的事实。

　　那么，最早提倡使用激素治疗非典的钟南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在南方日报的文章《钟南山谈非典后遗症争议 命重要还是股骨头重要》中，钟南山为自己做了辩解。

　　1、钟南山表示广东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很少，是因为他激素用的少。

　　2、不是所有病人一上来就要用激素，我们只有一部分病人在用，而且控制剂量。

　　3、还有一个看法是，非典本身就可能导致股骨头坏死，这是学术争论。

　　那么，钟南山说的对不对呢？我们来看事实。

　　其实，在前面提到的钟南山的论文《38例重症SARS患者临床救治回顾分析》，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钟南山在采访中说：“我们的用量大概是每公斤体重2到4毫克，最多的每天240毫克”、“我们只有一部分病人在用激素，而且控制剂量”。

　　真实情况是，这些病人全部用了激素，不是钟南山说的每天最多240毫克，而是平均240毫克，最高达1000毫克；而且不是短期用，而是长达3-4周。

　　钟南山说广东1000多病人，一共才20-30个病人股骨头坏死，而光是他自己就至少给38个病人用了大剂量激素，其中死了8个。

　　中医终于进入北京抗击非典主战场

　　为了让中医药能够尽快参与非典救治，邓铁涛上书胡锦涛；中医药专家林中鹏为新华社起草《内参大清样》，报告了中医在广东治疗“非典”的成功经验。

　　2003年5月5日，时任中医研究院科技合作中心抗非典协作组执行组长应光荣、原中医局局长吕炳奎、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冯理达上书国务院。参见： 亲历｜从非典到新冠，中医药做出卓越贡献的曲折内幕

　　附件中的调研报告中对激素、抗生素的副作用也做了警告。

　　2003年5月8日，温家宝总理批示：“请吴仪同志阅处，在防治非典中，要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实行中西医的结合。”当天下午，吴仪召开会议进行了部署，中医药才进入了北京抗击非典主战场。

　　国务院研究室原副司长陈永杰等人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中医药介入后，北京非典的死亡率下降为之前的五分之一。

　　上面的论文，比较了北京524例非典病人的治疗效果。

　　使用纯西医治疗的206例死亡7例，死亡率3.4%，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318例，死亡率0%。

　　但是，钟南山坚持认为他的非典疗法才是正确的。

　　2019年，钟南山发表了一段关于治疗冠状病毒的谈话。

　　“这个非典它本身是没见过的，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当时它这个这个发病的机理是什么。那么现在过了16年了，还是不太清楚，这个冠状病毒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

　　“所以这个呃最大的，对我来说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这些病人？假如说你不能够对这个冠状病毒进行这个有，有杀死冠状病毒的药物的时候，如何能够用各种的办法，使得病人坚持过了这个这个困难的，他的病情能够恢复，这个当时对我来说是最难的问题的。换句话说，也就是病人是活是死，当时觉得是最困难的事。”

　　“但是现在呢，我们多了，办法多了很多。就是在当时我们提出的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还有就是合理的使用无创通气、是合理的使用皮质激素、合理的使用治疗继发感染，这个到现在还是适用的。”

　　......

　　“所以我想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困难还是对病人，技术层面，其他都不觉得是什么大问题。”

　　在视频中，钟南山一方面承认，即便过了16年，对非典的发病机理还是不清楚，对冠状病毒没有什么办法；

　　另一方面，钟南山虽然承认自己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怎么治疗病人，但依然坚持认为他的“三早三合理”还是适用的。

　　2020年1月新冠爆发，武汉继续使用钟南山非典疗法。因此，新冠疫情初期，武汉重症病人28天内死亡率高达61.5%。

　　而钟南山只能用几滴眼泪支持武汉：武汉是英雄的城市，一定会挺过去的......

　　是中医药的全面介入，把新冠死亡率降至几乎为零，从2020年5月17日第一轮疫情结束之后至2021年12月只死亡2例。参见： 中国治疗新冠几乎零死亡，让西方医药利益集团夜不能寐

　　今天，虽然没有人再提钟南山非典疗法，但是，上海却有一个网红专家，提出了“全球公认疗法”。

　　2022年5月22日，张文宏在《新冠肺炎全球流行背景下我国疫情防控策略的实施》中，科普说：

　　“抗病毒治疗、抗炎治疗、抗凝治疗，这三大治疗应该是全球公认的最为主要的药物性治疗。”

　　这“全球公认”的三大疗法，就是在不同阶段，选择使用：Paxlovid、Sotrovimab、瑞德西韦、莫努匹韦、地塞米松、肝素、激素.....

　　事实上，张文宏口中的“全球公认疗法”导致，上海今年疫情死亡率是大陆其他地区的30倍以上：

　　2020年首轮疫情，上海的新冠救治水平在全国34个省市中只排名第22。上海的死亡率是浙江的13倍。是上海中医的帮忙，才把死亡率降了下来。参见：《 张炜，挽救了张文宏的上海男人》。

　　2022年上半年的疫情，按确诊死亡率算，上海1.014%的死亡率是吉林的202倍；按感染死亡率算，上海0.09%的死亡率是吉林的30倍。参见： 治疗方法决定新冠病死率，揽功诿过危害大

　　我们可以看到，2003年非典时，钟南山疗法造成的大量肺纤维化、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是非典病毒造成的吗？

　　今天，新冠后遗症也同样如此。

　　治疗错误，就会有后遗症；治疗正确，就没有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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