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文
我一直很害怕有一天我不能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去生活，也一直警惕地提醒自己，不能脱离生活。今年这种警惕更加浓烈，因为今年的工作是我入行以来最多的，我更应该死守住演员的根本。
现在，我一拍戏就要跟剧组谈一个条件：不住 酒店，尽量租个房子，住在靠近老百姓的住宅区。演员一拍戏就住酒店，一住好几个月，我觉得剥夺了我普通人的生活。我现在在上海拍一个电视剧，住在一个小区 公寓，每天跟老百姓一样去买菜做饭，不拍戏的那天我也不睡懒觉，到上班的时间点，我也下去走走，假装上班。
我发现，很多职业是挂相的。去年在广东拍戏的时候，我特别爱跟一个警察朋友出去玩。最开始是我的一个发小从老家韶关开车过来找我吃饭，叫了他在佛山的一个警察朋友一起，我和这个警察很聊得来，成了朋友，后来他又带我认识了很多其他的朋友。我和这位警察走到当地任何地区的派出所，他也不认识那个派出所的人，但他一进去就跟我们老百姓不一样，他会敲着前台的桌子问：你们今天谁当值啊？那个派出所的警察就问他：你是哪个所的啊？
保安和门卫的眼睛也很厉害的。我们去拍戏的时候，坐车进影视城，保安会拦下车问是哪个剧组的，是制片还是导演。有时候窗户一摇下来，基本上他们看一眼，不用问，就知道是演员还是幕后工作人员，不管这个演员有没有名。我以前当导游的时候，有导游证。有时候我把客人送进景区，又出来买点东西，再进去的时候，没有客人在身边，也忘了带导游证，就说不明白了。但是每一次门卫看一眼就知道，这是导游，什么都不问就让我进去了。
跟老百姓在一起很有趣，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在我看来都是创作的素材。我有一次去花鸟市场买花，看到一个花农只卖三角梅，各种颜色的三角梅。我说，老板，三角梅好不好养？怎么不好养，冬天只要屋里不低于零下5℃就死不了，我以前卖什么都很容易死，三角梅最好养，我就专门卖这个。我就好奇了，那你以前卖什么？卖多肉植物，一两万盆，一千多平米的大棚，没有暖气，冬天要烧煤供暖，后来提倡环保了，不让烧煤，用电供暖我们供不起啊，一晚电费多少钱。
那怎么办呢？我问他。也不是没办法，每天晚上给大棚盖被子，白天还要掀开被子，让多肉植物晒太阳。有一次我站在大棚顶上盖被子，一脚没踩好，摔下来了。跟他聊这些的时候，你就了解了一个行业的生存，尤其是他们的困境，你能想象到那些画面：下雪的时候，他爬高爬低去保护的东西也不是多昂贵，但是他会每一天这样劳动。如果有一天他生病了，没去盖被子，只要一晚上，那些多肉植物可能就会冻伤，变成半透明，必须赶紧剪掉，否则会传染的，一片叶子烂，很快一大片都烂，一盆生了虫，必须马上搬出去烧了。
张颂文
我后来老去买他卖的花，有一天他对我说：兄弟，抱歉啊，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困难的时候，你有你的困难，但我真是借不出钱来。我蒙了，我什么时候问你借钱了？他问我说那天不是你打电话问我借钱吗？后来才知道，其实是有个人打电话来跟他借钱，还让他猜是谁，他就问是不是老来买花的那个人啊，电话里的人说对啊，他就以为是我。这下他才知道，自己应该是接到诈骗电话了。幸好他没借，如果他真的借了，我真的这辈子都过意不去。但这件事说明他把我当朋友，我真的很开心。
这两年，我在演员这个职业身份上开始拥有了大家认为的“信誉”。有了这两个字，我可以选择的工作机会就多一些。现在一年主动找到我的项目大概超过一百个了，以前是市场上有一千多个项目，我要去找人家，很小一个项目都会告诉我说，你是我们备份演员中的一个。我不怕备份，我会问备份有几个，如果就两个，那我还有希望嘛，如果备份演员已经多达七八个，那我基本上也就没可能了。有时候去面试，会看到每一个角色下面贴着演员的照片，只贴一张照片的就是已经定了，我经常都是七八张照片的最后一张。有一次我去见张黎导演，那个角色有五个备选演员，我的照片是当中的一个，我对张黎说：“我要把上面除我之外的那几个人都撕掉。”他笑了，“那你撕啊。”
我总是觉得现如今我们演员这个行业存在着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假如电视剧、网剧加上电影一年有1000个，一流剧本首先考虑一流演员，一开始码盘子组局的时候，他们就会想，现在市场上最好的演员是哪些，比如陈道明老师、陈宝国老师、倪大红老师……诸如此类的中生代老戏骨，年轻一代的演员里面可能会首先想到易烊千玺这些，当然了，一流的剧本和项目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找到这些演员，他们一看剧本很好，时间也合适，可能就答应了，双方都没有浪费时间。
假如这些演员没有谈成，这个一流剧本就会往下一层去找演员，依然是优秀的演员，也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一轮的演员还是没有谈成的时候，人家可能才会想：我们要不要把机会给到新人？我就是入行21年的新人嘛，但这样的概率全年当中几乎是零。偶尔一两次，这样的宝贵机会降临了，人家试了你的戏，觉得你真的很好，但是最后可能还是会考虑到你的知名度、票房号召力等等各种因素，还是没选你。
录制《我就是演员》的时候，刘天池老师坐在我旁边，有天她问我：“你是不是跟我们家祖峰很熟啊？”我突然想起来，对了，她的先生就是演员祖峰，我和祖峰在中戏毕业后都留校当了老师，刚好两张办公桌面对面，同事两年，我俩说的话不超过十句。我就问刘天池老师：“祖峰平时在家话多不多啊？”刘天池老师说：“多什么呀，那个闷葫芦天天在家写书法、刻章。”“对对对，他以前也是这样的，在办公室也是一有空闲就刻章。”
张颂文
我很敬佩这样的人，一个人有兴趣爱好是很难能可贵的。前两天拍戏的间隙，我问剧组的工作人员：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道具、 灯光、摄影、美术、场记，十个人里有八个都说不出来。我真不大相信一个人对什么都没兴趣，总有什么事是你每天都会去做的，每天上班路上听音乐，一个月看一两次电影，也算是你的爱好。
我们活在世上，按每天8小时工作计算，应该生活占了三分之二，工作只占三分之一。人生这么短暂，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会过得更充实，而且你会有很多的快乐来源。就算我们一天拍15个小时的戏，我基本上每天睡4个小时，还能抽出3个小时用在我的个人爱好上。
在这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有太多兴趣了。在街上走是我一个特别大的爱好，我从16岁开始参加工作就喜欢到处走，边走边看周围的人，觉得很过瘾，那时候我跟演员这个职业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后来我当导游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去每个城市都要到处走走，所以导游这份工作我做得蛮开心，直到我想去的地方都走遍了，新鲜感没了，而且有些地方重复次数太多了，比如 泰国去了三百多次，我才对导游工作有点儿厌倦。
我的第二个爱好就是养花。因为拍戏，我已经半年没回家了，我在剧组又养了十几盆花。每次拍完戏离开剧组的时候，我就把花送给当地的酒店服务员，比如负责打扫的阿姨，看得出来，她们是真的很高兴的。
第三个爱好就是做饭，拍戏的时候，通告不是特别满的话，我会告诉剧组不要给我送饭，我想自己去菜市场，自己做饭吃，我不想叫外卖。再有一个爱好就是音乐，我的房间全天都有音乐声，每天我还要看电影，这个既是个人爱好，也是一个对自己的职业的要求吧。
说起来，我的工作和兴趣是结合的，人生很幸福。每天都觉得很多事情想要去做，我只苦于时间不够。
张颂文
他们说，你以前没戏拍的时候是怎么一天天的煎熬过来的？我说我其实没觉得煎熬啊，我只是到了要交房租的时候比较痛苦，除此之外我每天都不痛苦。我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写张纸放到床头，列好明天我要做的事，30件起。我写的事情非常细碎，像个小女生一样，我有时候不太愿意说出来，比如：窗户的凹槽有积尘，推拉起来滋滋响，明天要清理干净，上润滑油。
有天，我翻一个本子，看到以前写的：隔壁老刘哥的核桃树上挂了个塑料袋，明天一定要钩下来。不钩下来我难受，每次进出无意中往那一瞥就看到，很渴望风吹掉它，结果一天都没吹掉，还钩死了。隔壁大哥说，弄它干吗，过两天自然就没了。再忍受两天，我太难受了。明天必须干掉它！第二天，这个事情就变成大事了。怎么办呢，第一，走出去一度量，七八米高，没有七八米的钩子啊，我就去周围的地里捡竹子，农民留在那儿用来种豆的，一根3米长，我捡了3根缠在一起，走到核桃树下，对准塑料袋一拉，啪的一声，塑料袋没钩下来，竹子断了，因为竹子已经干了，很脆。
这怎么办？我去问人“有没有不脆的竹子”，“有啊，你去10公里外的集市，有人卖种植大棚的东西，那里有今年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是绿的，有韧性。”好，我就去集市买竹子，买完发现，上不了车，因为竹子太长了，8米，没有车能装下。于是下一个事情就变成“找车把竹子拉回去”。我看到有一些来赶集的农民骑着电动三轮车，我就跟他们商量，他们回去的时候，我坐在他们的三轮车上，手持着竹子，蹭人家的三轮车。每走两三公里，农民到家了，我就下车，再在路边等别的三轮车。那一天，我早上出门，晚上才回来，还没把那个塑料袋弄下来。麻烦的是，这一天的30件事情我都没有做，明天就会有60件事在等着我去做。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这是我在《革命者》中饰演的李大钊的一句台词。我第一次读这句话的时候有些费解，用今天的思维来看，一个人为了追求高尚的生活，至于“牺牲”这么严重吗？拍摄“三一八”惨案那天，李大钊带领着北大学生在街上参加北京群众要求拒绝八国通牒的游行抗议，几百名军警拦住李大钊和学生们的去路，朝天鸣枪警告，所有人都停住了脚步， 包括我在内。当时，我心里闪过了一个念头：难道因为有人阻拦，我们就要放弃发出抗议列强侵略的声音了吗？于是，我下意识地往前走了一步，站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大钊先生说“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这句话的含义。
张颂文
很多时候，我在表演中说的台词和剧本不是一模一样的。电影《1921》的一场戏，有人问何叔衡（电影中张颂文饰演的角色）：“何老先生，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在那一刻，我忘了我是在演戏，我突然想，回到1921年，47岁的何先生，他为什么会参加革命？我就由着我的感觉说了，说的跟剧本写的有点儿出入，但是我相信，那就是他想说的话。
读完《1921》的剧本，我通过网络和书籍查找关于何叔衡的资料，不多。我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我要出演一个真有其人的历史人物，但是历史资料非常有限，我不知道他的儿童时期是怎么度过的，他的少年时期是怎么度过的，他的中年时期怎么度过的，还有，他牺牲前发生过什么？我就向电影《1921》 的导演黄建新老师提出：咱们必须见面好好聊聊，否则我恐怕演不了。
我们原本约的是在路边一家咖啡厅聊上一个小时，结果因为我有很多疑问，一聊聊了八个小时。聊到晚上11点多，咖啡厅要关门了，他说，是不是要到家里继续聊，我不好意思再占用他的时间了。我想建新老师对何叔衡的了解一定比我多，结果发现，我们两个知道的都太有限了。所以我们更多地是在探讨，在已知的基础上，我们怎么去丰富这个角色，怎么去赋予这个角色一些合理的、可呈现的想象的部分。
1921年，何叔衡和毛润之一起来到上海。但他们不是1921年认识的，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就相遇了，当时何叔衡将近40岁，毛润之20多岁，两人成为至交，也可以说是“忘年交”，而且，他还愿意跟随润之先生去闹革命。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一定是何叔衡能够接受年轻人的思想，甚至他觉得“年轻太好玩了”，“年轻就是力量”。我就在想，何叔衡跟毛润之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在很多方面毛润之比他还成熟，何叔衡一定有一些孩子般天真的地方，他应该是有老顽童色彩的一个人。这是我给这个人物定的一个基调。
我说了我的很多想象，何叔衡生在清末，他是清末的最后一批秀才之一，我在这个史实基础上做了一些想象，让我们更加理解何先生为什么会参加革命。建新老师非常喜欢我这一段想象，但他也说，影片中展现何叔衡的部分是有限的，你的这些想象未必能实现。我说，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和导演以及创作部门必须对角色的想象部分达成一致。
我还在演戏，游走在一个又一个角色中，丝毫不敢松懈。我总是怕我停下来，那种创造的欲望就淡了，而只有真的为一个角色燃烧的时候，我才是演员。
摄影：张亮／采访、撰文：Maggie ／策划、编辑：暖小团／化妆、发型：张宇／ 服装造型：傲寒／灯光大助：倪斌国／助理：沐浴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