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30年：自贸区是如何建成的？

2020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挂牌七周年；1990年到2020年，浦东开发开放30年。一脉相承，成就举世瞩目。

但是，在30年前，即便是国际上最顶级的经济学家都曾对此持怀疑态度。原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有一段回忆：

“在宣布浦东开发后，有些外国人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口号，比如货币学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就预言，浦东开发可能是个‘波将金村’”。

“波将金村”是一个典故。十八世纪，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有个大臣叫波将金，他造了一个只有外墙的村庄来欺骗女皇。波将金村也成了一个国际大骗局的代名词。

数据会说话，浦东没有成为“波将金村”。根据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及上海市统计局数据：

1990年，浦东GDP为11.5亿美元（以年末汇率折算，下同），新加坡361.44亿美元，中国香港769.28亿美元。浦东只相当于新加坡的3.18%，香港的1.5%。

2019年，浦东GDP为1828亿美元，新加坡3720.6亿美元，中国香港3660.3亿美元。浦东已经达到新加坡的49.1%，香港的50%。

这意味着，按照过去十年的复合增速计算，大约再过十年左右，浦东新区的经济总量就有可能超过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从1990年到2019年，浦东经济总量从人民币60.24亿元增长到12734亿元，增加了210倍。在上海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从7.71%，上升到33.37%。浦东以全国1/8000的面积创造了1/80的GDP和1/15的货物进出口总额。

截止2020年9月，浦东已经聚集了340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45家外资研发中心，成为全球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得益于浦东开发开放，上海也超越香港和新加坡，成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

1990年，上海GDP折合149.3亿美元，只相当于香港的19.4%，新加坡的41.3%。而到了2019年，上海GDP折合5477.2亿美元，相当于香港的1.49倍，新加坡的1.47倍。

位列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过去几十年里，都被看成经济发展的奇迹。从数据比对来看，浦东的崛起则是奇迹中的奇迹。

“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是在浦东开发之初就提出的思路。浦东开发开放不仅改变了浦东和上海，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30年亚洲和世界的经济格局。浦东90年代初设立的四个功能开发区，也成为了后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最早的雏形。

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是必然的，从拉美到亚洲、非洲，经济转型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否则，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不会被称为经济奇迹。

浦东为何没有成为“波将金村”？太平洋此岸的奇迹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穷则思变：上海曾经的五个倒数第一 

弗里德曼的预言已被时间证伪。但当时的上海确实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上世纪八十年，得益于改革开放，深圳等经济特区已经进入飞速发展期。而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的策源地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商业重镇，上海则因为各种原因陷入困窘。

1980年，上海的《解放日报》曾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列举了当时上海的种种困难，探讨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时，上海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每人拥有道路仅1.57平方米，绿化面积仅0.47平方米（像一张《解放日报》那么大），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为4.3平方米（包括棚户、简屋、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占全市户数50%左右，缺房户比重之大，为全国大城市之“最”。当时，由于三废污染严重，上海市区癌症发病率之高为全国城市之“最”。

上海没有成为首批经济特区，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上海是全国的经济顶梁柱，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承担起为改革开放当“后卫”的重任，不容有闪失。当时，“上海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上缴国家税利占中央财政支出三分之一，上缴之多，居全国第一位”。

负重前行的上海，在80年代发展速度明显落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0年到1990年，广东GDP增长了5.24倍，上海只增加了1.5倍。深圳特区同期的增长，则达到了惊人的62.5倍。

当时，上海内部区域发展失衡也相当严重。浦东更是一个“大农村”，绝大部分地方还是一片农田。1990年，浦东的经济总量只相当于深圳的35%。

即便浦西已经拥挤不堪，当时上海市民流行的一句话仍然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穷则思变。上海亟待纾解城市压力，寻找新动能，拓展发展空间。最初，在选择城市拓展方向上，浦东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史料显示，当时的开发方向总共有四种备选方案：北上、南下、西移、东进（即开发浦东）。经过多番论证之后，东进方案得到统一认可。

1986年，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正式提出了开发浦东的构想。当时主要的出发点是纾解上海城市压力，距离最终的实施方案仍然有相当的距离，但已经为后来浦东开发开放奠定了工作基础。

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酝酿多年的浦东开发开放正式拉开帷幕。

4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开发浦东的十项优惠政策和措施。同年，浦东四个功能开发区中的三个：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外高桥保税区挂牌成立。1992年，第四个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也挂牌成立。

浦东“四朵金花”功能定位各异，后来成为了浦东崛起的支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在各自领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改变了亚洲乃至全球的贸易、金融、航运、科技和经济格局。

四大开发区也构成了后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上海自贸区设立于2013年，追根溯源却在1990年开始的浦东开发开放，经历了若干场艰难的“破冰”。

贸易与投资破冰 

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为例。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1.56万亿，位居全球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1381.35亿美元，中国持续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经济体之一。

如上图所示，1992年之后，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贸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最早的制度创新经验正是来源于浦东，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公司就在外高桥诞生。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政策宣布后，让很多外资贸易企业跃跃欲试。1991年底，日本最大的综合性贸易公司之一——伊藤忠商社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向浦东投了一份项目建议书，申请在外高桥保税区，开设一家独资的贸易公司。

虽然外高桥保税区是浦东首批成立的三个功能开发区之一，但当时中国的法规条例对贸易公司的设立有很多限制，几乎所有的外贸公司都是国企，外资和民间资本还无法涉足。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贸易体制采取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不同行业、不同商品归属不同部委管理。而像伊藤忠这样的跨国贸易公司通常都是综合经营，经营范围覆盖纺织品、矿产、机械、粮食等各种产品。这对于当时的中国贸易管理体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涉及到众多部门。

为了获得外商投资贸易公司的审批权，上海市与国家对外贸易经济部等部门，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沟通。1992年，外经贸部审核后，发出了标志性的“一号文件”。

1992年5月22日，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在外高桥保税区注册成立，这是上海也是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的贸易公司。三个月以后，中央把贸易审批权下放给上海地方。

伊藤忠的项目批准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就有几百家跨国公司进入到了外高桥。上海的制度创新经验随后进一步在全国推广。由此，中国外贸体制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并为此后中国成为贸易大国奠定了制度基础。

实现制度突破之后，浦东和上海的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更是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上海和浦东实际吸收外资金额分别只有1.77亿和0.13亿美元。到1996年，上海当年实际吸收的外资金额达到47.18亿美元，浦东则达到14.25亿美元。分别相当于1990年的26.6倍和109.6倍。

后来尽管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欧债危机以及近几年的贸易战，浦东仍然是全球投资的热土。2019年，浦东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达到87.68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万亿人民币。

浦东首批三个开发区在融资体制上的突破也为全国其他地区所借鉴，形成了不完全依赖财政投资的开发模式。

浦东开发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外高桥等三个开发区设立时，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没有启动资金。三个开发区设立伊始即计划采取公司化运作，但因为缺乏注册资金，连正式的营业执照都无法办理。

以外高桥为例，当时市里出让给外高桥开发公司是4平方公里土地，按照60元/平方米计算，需要2.4亿元资金。要折价入股也必须用钱购买形成价格后才能注册。

“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的创举，让浦东打破了僵局。

1991年6月26日，上海市土地局、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以及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家开发公司，同时为支票背书。三张支票从开发区流转到土地部门，然后上交财政，财政再为开发区注资。这实际上是以土地为基础创造出信用，为后续三个开发公司成为开发和融资平台奠定了基础。

这种模式后来也为全国各地的开发区所借鉴，为中国成为全球经贸大国和外商投资热土奠定基础。

金融破局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中国唯一一个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开发区。不仅帮助上海重回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也对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中心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聚集金融要素市场，成为金融交易、服务和信息的中心。上海目前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全的城市之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钻石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黄金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保险交易所等十多家交易所均汇集在浦东。

各大交易所分别为中国的银行间市场、证券、保险、外汇、信托、期货、黄金、票据等金融市场提供基础支撑。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2019年平均每个交易日的股票成交金额超过2220亿元，基金成交金额超过280亿元，债券成交金额超过9000亿元。

回到30年前，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从零起步，同样经历了一场艰难的破冰。

今日高楼林立的陆家嘴，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一片低矮的棚户区。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前，陆家嘴的最高楼还是建于1954年的东昌路消防瞭望塔，塔高24米，只相当于六层楼的高度。

1990年，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设立之后，开始推动基础建设，东方明珠随后动工。但是，国内外金融机构对于进驻仍然是一片大工地的陆家嘴心存疑虑。

为了打破僵局，陆家嘴迫切的任务是要有金融领头羊。根据原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秘书处处长邵煜栋的回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是陆家嘴争取落户的第一个金融领头羊。

1995年6月，作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地的银都大厦完工，上海金融中心开始渡江东移。6月28日，人民银行浦东新址开业典礼上，浦东送上了一只小白羊。小羊身上挂着一块红绸缎，写着“金融领头羊”。国际媒体将这解读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建设的标志性事件，法国的《费加罗报》刊登了现场照片，并配文说中国金融的领头羊到上海浦东去了。

1997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也正式迁入浦东证券大厦新址。

在人民银行和上交所的示范作用下，众多中外资金融机构纷纷进驻浦东，聚集到陆家嘴。浦东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到2018年底，浦东已经聚集了各类金融机构1042家。

上海也成为全球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最聚集的城市之一。以银行业为例，中国首家外资银行法人银行即落户于上海。目前，上海已经成为外资金融机构落户的首选。

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截至2019年10月末，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了41家外资法人银行，资产总额3.37万亿元。面包财经梳理了外资法人银行总部在国内城市分布情况，有一半以上分布在上海，资产规模占比也过半。

上海对于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意义不仅在于规模，更体现在制度变革上。

2014年，沪港通开通，打通了内地和香港两个资本市场的通道；2016年，深港通开通，正式形成了沪、深、港三大交易所互联互通的机制。

2018年11月，首届进博会开幕仪式上宣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里程碑。2019年6月，科创板正式开板，中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从宣布到正式开板，仅仅历时半年多。

一年多后，首只注册制创业板新票也在深交所上市，沪深两大交易所均进入IPO注册制时代。目前，主板上市和再融资注册制也正在加速推进，A股全面注册制时代来临。

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持续上升。2020年9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上海首次进入全球前三，仅次于纽约、伦敦，排名在中国香港、东京和新加坡之前。由此，全球持续多年的“纽伦港”三大金融中心，开始变成“纽伦沪”。

航运竞争 

国际航运中心是2001年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的“四个中心”之一。2005年上海港口货物吞吐量首次超越新加坡，跃居世界第一。

但是，国际航运中心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2007年，新加坡又以微弱的优势反超上海，夺回全球第一大港宝座。

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亚太港口城市之间的竞争更趋白热化，并在2009年遭遇了集体的吞吐量下降。

但是，得益于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迅速企稳并持续增长，上海最终站稳了全球第一大港口的地位，并维持至今。2017年，上海港口吞吐量达到7.05亿吨，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年吞吐量突破7亿吨的港口城市。

上海在国际航运中心的竞争中胜出，不仅得益于江海交汇的地理优势，更有着宏大的经济背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拥抱世界市场，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超过200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拥有全球最全的产业门类。

长三角一体化，成为全球制造业重镇，则为上海成为全球第一大港提供了坚实的经济腹地。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长三角地区的GDP总量超过20万亿元。以占全国1/26的土地，产出了全国1/4的GDP、1/3的进出口贸易，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自贸区的设立和上海自身进一步的改革则提升了航运竞争的软实力。

以通关效率为例。2016年，上海开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改革试点工作，整合了外贸通关办事的多个系统的办事平台。以往外贸企业和个人办理进出口业务，需要分别对接海关、检验检疫、海事、边检等部门进行数据申报，流程复杂。使用单一窗口后，企业只要在一个窗口，一次录入数据，就能办完所有的流程，提高了通关效率。

到2019年，“单一窗口”已经对接中央到地方的超过20个部门。上海口岸95%以上的货物申报，全部的船舶申报，都已经通过“单一窗口”办理。上海已经成为全球通关效率最高的港口城市之一。

浦东国际机场是上海成为国际经济中心的另一个支撑，2019年旅客吞吐量达到7615.35万人次，成为全球吞吐量最高的超级机场之一。

最近几年，随着新经济崛起，全球经济和贸易结构深度调整，单纯的贸易额和货物吞吐量已经不是竞争的重点。上海的产业和出口货物结构也正在发生深彻的变化。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随着特斯拉在浦东的超级工厂实现量产，2020年10月首批出口欧洲的国产特斯拉Model 3从上海外高桥国际汽车码头出发，向欧洲出口。

竞逐科技之巅 

如果说上海在国际航运中心的竞争中已经取得显著优势的话，那么在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上，则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

以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已经成为各国和国际中心城市竞争的焦点，也是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痛点。不仅产值巨大，在整个产业链中也居于更关键的地位。

以芯片（集成电路）产业为例。早在十多年前，芯片就取代原油，成为中国进口花费最多的商品。

统计数据显示，仅2019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的金额就高达3055.5亿美元，远超过原油2413.19亿美元的进口额。2007到2019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金额额合计约2.68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17万亿元。

实际上，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初，国家就已经开始在集成电路领域展开布局，这就是著名的“909工程”。

“909工程”是20世纪90年代第九个五年计划之中，国家发展微电子产业重点工程的简称，于1995年启动，其实施主体为上海华虹集团，落户在浦东。由此开端，浦东逐渐成为中国芯片产业的高地，主要聚集在金桥和张江两个园区。

经过多年努力，上海在芯片领域已经取得相当显著的进展。面包财经梳理了118家在三大交易所上市的内地芯片产业链相关公司。注册地分布在46个城市，不管是以公司数量还是总市值计，上海均排在首位。其中，总部位于上海的芯片公司19家，占比达16.1%。

从产业链的角度划分，上海企业的布局也相对完善，初步覆盖了从设备制造、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半导体材料到封装测试等主要环节。

上海在芯片产业的地位仍在提升中。根据最新披露的信息，目前，上海已经集聚了超过600家半导体企业，累计完成投资超过3000亿元。上海市政府十分注重集成电路行业人才培养和吸引，人才集聚度约为40%。上海已经成为全国芯片领域人才最集中的城市，其中大部分聚集于浦东。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也已经驶入了快车道。相关信息显示，2019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实现7000多亿元，同比增长15.8%。

浦东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新产业不仅包括芯片，在生物医药、大飞机、卫星导航、人工智能领域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底，张江药谷拥有超过400个在研药物品种，国家级研发机构近150家，超过1000项专利授权，国内三分之一的一类新药都出在这里。

2018年，香港交易所修改上市规则，允许处于研发期、尚未产生营收或亏损中的生物医药公司挂牌上市。率先依照新规在港交所上市的生物制药公司很多都来自于上海。主要包括：君实生物、复宏汉霖、基石药业以及华领医药等。

上交所科创板开通后，首批登陆科创板的生物医药公司中，总部或研发基地位于上海浦东的，位居全国各城市之首。比如，心脉医疗、昊海生科、三友医疗、申联生物和美迪西等。

2020年4月底，上海授牌5个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园区，包括张江创新药产业基地、临港新片区生命蓝湾、东方美谷、湾区生物医药港和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加速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基础研究的突破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石。一般的看法，基础研究分为两大环节，一个是理论突破，这主要集中在大学；另一个就是，基础研究实验。第二个环节，需要大科学装备，世界各大国均对此高度重视。

大科学装备被视为“大国重器”，其中很多都位于浦东，最著名的即是“上海光源”。上海光源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能光源装置之一。可以支持多种学科研究，包括生物学、物理、化学、材料、能源环境等领域，全球众多课题组都利用上海光源进行研究。

2004年，由中科院和上海共同建设的上海光源项目在浦东张江开工建设，2009年向全球科学家开放，我国由此加入世界级同步辐射“俱乐部”。相关资料显示，自成立以来，上海光源已经为2万多名客户提供试验机时和相应服务。在破解H7N9禽流感感染人跨宿主传播、埃博拉等多种流行病毒感染机制的研究上，上海光源都起到关键作用。

科技竞争不仅需要硬件，更依赖于人才。2019年7月，上海市向浦东新区下放国内人才引进直接落户和留学回国人员落户审批权。这使得上海成为首个向部分城区下放户籍审批权的直辖市和超大城市。

在金融、贸易、航运和吸引外资等领域实现突破之后，上海再一次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科技制高点竞争的一张“王牌”。

自贸区与营商环境：来自世界银行的视角 

浦东开发开放之后，上海的迅速崛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原因，而来自世界银行的报告，则从一个关键的视角解读了其中的原因：改善营商环境。

世界银行每年编制一份《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对全球各大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量化评估和排名。2013年以来，中国在全球的营商环境排名持续提升，从2013年的第96位提升到2020年的第31位。

面包财经翻阅了世界银行历年营商报告中给出的营商便利度得分，中国的分值逐年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银行通常是以一到两个样本城市作为各个经济体的评价依据。中国的样本城市有两个，即上海和北京，其中上海占55%的权重，北京占45%。相应的，美国的样本城市是纽约和洛杉矶，日本是东京和大阪。

因此，世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估，其实就是对上海和北京两大核心城市营商环境的评价，上海的权重更高。而按照世界银行评估体系，上海营商环境指数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浦东的加分项。

2020年9月，浦东发布了《浦东新区法制化营商环境白皮书（2013—2020）》，这是全国首个法治化营商环境白皮书，系统总结了浦东在优化营商环境的经验。

自贸区的设立和持续制度创新，是浦东、上海和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并获得国际公认的关键举措之一。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面积28.78平方公里，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这是中国首个自贸区。

2014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扩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域，将面积扩展到120.72平方公里。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是自贸区的一个创举。相关资料显示，从2013年到2020年，“负面清单”的事项从190项缩减到30项。

上海自贸区的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相关的统计显示，到2019年初，上海自贸区已经有超过120项制度创新向全国推广。

根据商务部自贸区港建设协调司官网上的信息，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之后，已经有包括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和黑龙江等十七省、市、自治区设立了自贸试验区。

2020年9月，中国又新设了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北京、湖南和安徽，自贸区试验区覆盖省、市、区超过二十个。

尽管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至今只有七年，但与30年前的浦东开发开放一脉相承，星星之火早在30年前就已经点燃。

1990年，外高桥保税区设立时，英文名称取名为“Free Trade Zone”，中文直译就是“自由贸易区”。这其实是中国自贸区最早的雏形。外高桥、金桥、陆家嘴和张江，浦东开发开放初期设立的四个功能开发区，则构成了当前上海自贸区的主体。（原题为《浦东30年：自贸区是如何建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