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先孕的中国女性

原创 严肃的人口学八卦组 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本文作者：

廖天琪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博士生

众所周知，夏天的瓜又大又甜。七月才刚开始，先有黄子佼爆出一连串台娱陈年老瓜，后有蔡徐坤平地惊雷送上大瓜。在沉默了一周之后，经历了全网热搜、奔跑吧停播、豆瓣清空、央视频下架、代言公司股价暴跌的蔡徐坤终于做出了回应。自事件爆发以来，舆论关注点基本集中在对蔡徐坤作为当红艺人私生活失德，甚至有人把C女士与吴某凡事件中的都美竹相提并论，然而这件事情背后的社会现象本身—年轻女性的未婚先孕—却似乎成为了明星塌房的背景板，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和讨论。

今天我们就秉承着由八卦照进学术的精神，在这个新鲜大瓜里猛挖一勺，来谈谈未婚先孕现象在中国的趋势和变化。

社会学家钱岳和靳永爱2020年在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刊登了一篇研究中国的未婚先孕现象的文章，详细分析了未婚先孕在不同世代的中国女性中的趋势变化和与女性教育程度的相关性。

未婚先孕是西方国家普遍经历的“第二次人口转型”中的一个标志性现象。第二次人口转型主要发生在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工业化国家，表现为结婚年龄推迟、生育推迟、离婚率升高、同居和非婚生育更加普遍等现象（Zaidi and Morgan 2017）。亚洲国家虽然也出现了一部分第二次人口转型的特征，例如生育率下降至低于更替水平、晚婚与同居普遍，但非婚生育依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部分学者由此推测儒家文化和行政体系差异可能对第二次人口转型在东亚国家中的进程产生影响（Yu and Xie 2015, 2019）。然而非婚生育不同于非婚怀孕，因为非婚怀孕的女性可能后续经历流产、选择堕胎或生育前结婚。由于已有研究对中国未婚先孕这一现象的关注还比较少，我们尚不清楚怀孕和婚姻的关系在当代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有所差异。这些问题在钱老师和靳老师的合作文章中得到了很好的解答。

在第二次人口转型的过程中，个人主义的思潮传播，传统文化和规范开始产生松动，婚前性行为在西方国家变得更加普遍。与之相比，中国受儒家思想中父权主导的影响较深，处女贞洁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因此婚前性行为依然较少发生，并且经历了婚前性行为的女性更可能抱有负罪感或受到道德谴责（Zhou 1989）。即使如此，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全球市场的联系深化，中国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性改革和性解放，使得婚前性行为的社会接受度增加了，也变得更加普遍（Pan 2007）。尽管中国女性未婚先孕的风险增加了，针对未婚人群生育健康和科学避孕的信息和服务却相对欠缺。由此，两位作者提出了第一个假设：与较为年长的世代（即60后、70后）相比，中国较为年轻的世代（即80后、90后）中的女性有更高的未婚先孕的可能性。

除了出生世代以外，教育也是一个影响未婚先孕风险的重要因素。教育本身是思想观念变化的一个有效指标，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往往更容易接触到和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和更为“前卫”的家庭模式（Lesthaeghe 2020；Perelli-Harris and Gerber 2011）。这些新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往往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传播到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当中。已有研究也有很多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例如在中国，晚婚、独身、婚前同居等观念和行为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中更常见（Qian and Qian 2014; Yu and Xie 2015）；在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也更可能有非婚生育的经历（England, Shafer, and Wu 2012）。尽管性解放可能影响到社会中的所有女性，未婚先孕的普遍程度很可能在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女性中有所差异。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往往职业晋升空间也更为有限，怀孕和生育的机会成本更小，避孕的动机、知识和资源也更少（Li et al. 2004; Steele, Diamond, and Wang 1996）。因此，两位作者提出了第二个假设：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国女性经历未婚先孕的可能性更大。

结合世代趋势变化和教育水平差异的影响，作者还提出了第三个假设：在相邻的几个出生世代中，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之间未婚先孕的可能性的差异越来越大，其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未婚先孕的几率持续增加。

未婚先孕的现象之所以在先前的研究中较少被关注到，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许多生育调查仅局限于有过婚史的女性，没有收集未婚女性的生育数据（Li and Newcomer 1996）。本文介绍的这篇研究使用的是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这个调查提供了关于不同婚姻情况下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高质量数据。本研究共包括了221990个女性，其中因变量分为先婚后孕（参照组）、未婚先孕、未婚未孕三种类型，可能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自变量包括女性的出生世代和受教育程度。世代的测量间隔是十年，即受访者分为60后、70后、80后、90后四个世代。受教育程度分为高中以下、高中文凭、大专、本科学历及以上四类。

总体而言，有29%的女性有婚前怀孕经历，同时，未婚先孕率在更为年轻的世代中明显上升（见下图）。与60年代出生的女性相比，70后女性（指出生于1970年至1980年间的女性，下同）经历未婚先孕（而非先婚后育）的风险要多出13%，80后女性经历未婚先孕的风险高出113%，而90后女性经历未婚先孕的风险则高出了惊人的429%。

女性受教育程度则与未婚先孕的可能性呈负相关。与高中未毕业的女性相比，高中文凭的女性经历未婚先孕（而非先婚后育）的风险要低20%，大专文凭的女性经历未婚先孕的风险要低46%，而本科学历及以上的女性经历未婚先孕的风险则要低64%。

两位作者从对出生世代和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的分析中发现了相似的结论（见下图）。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生的女性中，未婚先孕的风险随着受教育程度增加而降低，但差异较小，从下图可以看出其折线变化较平。而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女性中，同样的趋势在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之间变化的差异则大大增加了，其折线变化较陡。由此可见，随着出生世代的变迁，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与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经历未婚先孕的差异越来越大。换句话来说，未婚先孕率越来越高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低于高中学历）的女性中未婚先孕率的增加。

对其他控制变量的分析中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比如城市户口与经历未婚先孕负相关，有兄弟姐妹（不是独生子女）则与经历未婚先孕正相关。由于持农村户口的女性可能在获取社会资源的过程中遇到更多体制性的障碍，而非独生子女的女性则可能拥有更少的来自父母的资源，本研究可以说是从多个角度发现了同一个结论：处于劣势背景的女性更可能经历未婚先孕。

本研究的结论与部分针对西方国家的研究发现相似，即来自劣势背景的女性更可能经历非婚怀孕与生育并且此趋势在较为年轻的世代中更为显著。同时作者也指出，未婚先孕率的增加与极低的非婚生育率并不矛盾，因为中国的未婚先孕女性大部分都选择了人工流产或在孩子出生前结婚，比如蔡徐坤事件中的C女士就是采取了人工流产终止妊娠。而奉子成婚的明星夫妻（或前夫妻）就更多了，曾经公开承认过的女艺人就有谢楠、杨幂、姚晨、李小璐、孙俪、黄奕、董洁、叶一茜、胡可、林心如、赵丽颖、刘涛、小S等等（发现实在数不完了）。

考考甄学十级学者，这是谁？

现在非婚生子女上户口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可以由父母携带相关材料到子女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自2021年起，非婚生育在中国不再是违法行为。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第1071条也再次规定，非婚生子女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这似乎给未婚先孕提供了第三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孩子出生后父母在不结婚的前提下共同或单独抚养。

尽管如此，年轻世代的女性人工流产的水平依然变得更高了，而且更可能在育龄早期就采取了人工流产。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每年约有950万女性实施人工流产手术，这个规模已经与当前年度的出生人口规模相当了。人工流产后女性有更大的风险患妇科炎症、疾病或后续发生不孕不育，也可能引起抑郁症等心理问题。近期研究发现，当前的中老年女性在年轻时期就有过较高的人工流产率，他们进入老年后的身心健康应该受到更多关注（Lyu and Chen 2023）。基于人工流产对女性健康的长期负面影响，我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更加关注未婚人群的生育健康问题，为未婚女性提供更多关于生育计划的信息和服务。

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眼下最迫切需要修改策略的，可能是眼泪Prada Prada地掉的行业“冥”灯……

那么危险的问题来了，Prada中国区下一位代言人会是谁呢？

本期译介

Qian, Yue, and Yongai Jin. 2020. Premarital pregnancy in China: Cohort trends and educational gradient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51(3): 273-291.

参考文献

England, Paula, Emily Fitzgibbons Shafer, and Lawrence L. Wu. 2012. “Premarital Conceptions, Postconception (“Shotgun”) Marriages, and Premarital First Births: Education Gradients in US Cohorts of White and Black Women Born 1925–1959.” Demographic Research 27: 153–166.

Lesthaeghe, Ron. 2020.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1986–2020: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and Rising Cohabitation—A Global Update.” Genus 76(1): 1–38。

Li, Rose Maria, and Susan F. Newcomer. 1996. “The Exclusion of Never-Married Women from Chinese Fertility Survey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27(3): 148–154.

Li, Xiaoming, Xiaoyi Fang, Danhua Lin, Rong Mao, Jing Wang, Lesley Cottrell, Carole Harris, and Bonita Stanton 2004. “HIV/STD Risk Behaviors and Perceptions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 AIDS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 16(6): 538–556

Lyu, Lidan, and Yidi Chen. 2023. “Lifetime Induced Abortion Level of Chinese Women: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n 1930-1969 Birth Cohorts.” Population Research 47(4): 35-51 (in Chinese).

Pan, Suiming. 2007. “Transformations in the Primary Life Cycle: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China’s Sexual Revolution.” In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edited by Elaine Jeffreys, 21–42. Abingdon: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967065

Perelli-Harris, Brienna, and Theodore P. Gerber. 2011. “Nonmarital Childbearing in Russia: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r Pattern of Disadvantage?” Demography 48(1): 317–342.

Qian, Yue, and Zhenchao Qian. 2014. “The Gender Divide in Urban China: Singlehood and Assortative Mating by Age and Education.” Demographic Research 31: 1337–1364.

Steele, Fiona, Ian Diamond, and Duolao Wang. 1996.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Duration of Contraceptive use in China: A Multilevel Multinomial Discrete-Hazards Modeling Approach.” Demography 33(1): 12–23

Yu, Jia, and Yu Xie. 2015. “Cohabitation in China: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4): 607–628.

Yu, Jia, and Yu Xie. 2019.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43(5): 3–16 (in Chinese).

Zaidi, Batool, and S. Philip Morgan. 2017.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A Review and Appraisal.”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3: 473–492.

Zhou, Xiao. 1989. “Virginity and Premarital Sex in Contemporary China.” Feminist Studies 15(2): 279–288.

原标题：《蔡徐坤事件的背面：未婚先孕的中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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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