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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年代，八路军人手一套军服可太难了

2020-11-23 18:2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番茄汁国家人文历史

本文约 6130 字

阅读需要 16 min

近日，一部抗战新剧，因过分的“偶像剧套路”遭遇广泛批评，如今已经下架。

当年的八路军，可没有剧中那样笔挺帅气的军装。不光没有漂亮的，就连人均一件军服都是奢望。

“白皮”红心

“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部队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改编后，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相同。当时一名八路军正规部队士兵的标配装具主要包括军帽、军衣、鞋、绑腿、子弹带、手榴弹包、腰带和棉被等。其中，军帽为直筒圆顶加围式，帽围两端靠两粒小纽扣结合在一起；上衣为立翻领、对襟单排五粒扣、四个明贴袋，分夏、冬两季；军裤，干部为西式裤，士兵为改良中式裤。

左边两个是新四军的夏常服与冬棉服，右边两个是八路军的夏常服与冬棉服。图片来源：《中国百年军服增补版》，作者徐平

但换装一事在部队中引起很大抵触。在此之前，红军有自己的服装。1929年3月，红军在福建长汀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看到，红军战士中有穿缴获的白军军服，有穿工人和农民服装的，还有穿长袍马褂的。为便于作战和管理，他决定统一服装，借助当时接收的当地军阀的一个军服厂，赶制了4000套军装。在式样设计上，参照当时苏联红军军服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确定新军服为灰蓝色（深灰色）布质；帽子为有沿的大八角帽（列宁帽），上缀一颗布质红五星帽徽；上衣为中山装式，衣前和衣侧有4个口袋，领口佩缀红领章；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

描绘红军军服的油画

经过10年土地革命战争，许多红军战士都对这款服装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在一声令下，要换上之前死对头的制服，很多人想不通，情感上无法接受，甚至认为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就是叛变革命。有些老同志回忆，当时跟战士做动员时，被战士用枪指着，逼问是不是要叛变投敌。有的干部向组织申请到地方工作，宁肯不扛枪也不换国民党的军服。

为此，朱德、贺龙、刘伯承、左权等很多中共高级将领都带头做起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贺龙在120师誓师大会上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刘伯承也129师的官兵说：“不管戴什么帽子，不管穿什么衣服，我们的心永远是鲜红的。”说罢，带头脱下头上的红军帽。

1939年，贺龙（左）、聂荣臻（右）在阜平城合影。

就这样，尽管情感上依旧别扭，八路军将士们还是先后换上了国民党的军服。

供需矛盾突出

红军将士换上的军服，是根据国共之前达成的协议，由国民政府发放。抗战初期以实物形式发放，1938年改为货币化，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到经费后自行找裁缝店制作。数量上，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到1940年11月则几乎完全停供。

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断供，对八路军影响并不算大，一来他们所发物资本来数量就不多，1937年，他们发来的军服约4.5万套，只够当时八路军8万兵力的一半用；二来中共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没指望对方有多大方，他们发扬自身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靠自力更生解决物资短缺的问题。

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在完成平型关战役阻击任务后，人数很快从1700人增加到6000余人。另一支部队344旅689团进驻冀南威县后，仅在一两个月里就招收新兵两千多人。到1938年，在一年时间里，八路军兵力就较前一年增长了近一倍，达到156700人，这还不包括一些游击队、武工队、县大队等地方武装。所有入伍的新战士，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一身八路军的灰军装。

需要军服的人数越来越多，供给和产能却暂时跟不上，供需矛盾一下子凸显出来。

一般来说，地理位置好点的，如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条件比较好，部队每人每年发2套单衣，1至2年发1套棉衣；晋绥部队地处高寒山区，供给比较差，每人每年只发1套单衣，棉衣2-3年才能发一套。据抗日老兵宋述分（当时是冀中军区二十三团二营战士）回忆：“1939年快入冬时，我们才换上了棉衣，都是灰色军装，军装布都是手纺线织的，线很粗，布厚，但不结实。每个人一顶棉帽子，一套军装，还有棉大衣。这棉大衣没有全发，一个班里头只有三五个人有。没有棉大衣的，给发一条被子，这被子上有个领子，站岗放哨时把被子打开，系上带子披在身上防寒。不管怎样，这防寒的东西也能挺它一阵子。”条件较好的冀中军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惨。如120师兼晋绥军区1941年每10个人发1件大衣，1943年条件稍好，改为每5人发1件。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图为妇女参议员

有时为了节省，还得延长服装使用期。129师1943年曾规定：凡去年冬新领的棉衣、皮衣，无论如何破烂必须照前此规定，用裤面缝补，再穿一年。不得有任何借口……

新四军也好不到哪去，原新四军二师供给部长胡弼亮回忆，1939年12月，冬衣还没着落。张云逸指挥知道我们无钱做棉衣，要我到胡服(即刘少奇)处去取钱。我从他那里拿来600元做了棉衣。1940年4、5月份还发不了单衣，干部战士撕去棉衣里的棉花当夹衣，直到端午节才发了第一套单衣，到了中秋节才发第二套单衣。衬衣还是没有办法发下去。战士只有一套衣服，没有替换的。夏天战士到河里洗澡，洗了衣服晒在河滩上，等衣服干了才能上岸。

不光是一线官兵，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补了又补的军装。后来警卫员数了数，大大小小补丁一共有18块。

正因为这样，八路军在敌人那里获得了“穷八路”“土八路”的称号。不过，穷也有穷的好处。1944年，山东东平的日伪军企图假扮成八路军搞偷袭。他们穿着清一色的八路灰军装，装具齐全地出发了。结果被“土八路”一下子就识破了，这么整齐的衣服，八路军哪这么富有啊。

电视剧《雷霆战将》剧照，所以这种打扮十有八九是“假八路”了

军服的来源

除了国民党政府供给外，各根据地解决军装短缺的问题，主要有下面几种途径。

一种是立足当地，自行筹措。1937年底，为解决部队过冬问题，120师由政委关向应亲自带队到山西临县，找当地商会帮助，借到棉衣1万套、棉被7000条、棉鞋2000双；115师独立团通过则自行购买棉花、布匹，再找当地裁缝店突击制作，解决棉衣问题。

戴棉帽的八路军被服厂女战士

第二种是军队被服厂生产。各根据地基本都建有自己的被服厂、纺织厂和鞋厂，承担被服装具的生产任务。在国民党政府减少乃至断绝装备供应后，八路军被服厂得到较快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军需工厂已经从1939年的不到80个，增长到400多个，职工有4万多人。

晋察冀军区被服厂为前线八路军战士赶制军衣

第三是根据地政府支持。以军鞋为例，军服大多能靠被服厂生产，军鞋在当时条件下，只能靠纯手工制作。这项工作，主要靠广大妇女来承担。当时各根据地的广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成立了“妇女救国会”。在这个组织的动员下，广大妇女积极参与，为一线部队制作军鞋。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的戎冠秀，就是当时的优秀代表。

1939年，晋察冀边区供给生产军鞋的女工们

戎冠秀

第四是海外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八路军经由香港、南洋等地获得一定的物资供应，如棉背心、皮大衣、毛毯等。1938年，新四军利用该军干部陈子谷回泰国处理其祖父遗产的机会，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在泰国华侨中进行抗日宣传，募得国币6万元，部分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

最后是战场缴获。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缴获了大批被装和其他军用物资。此后不久，115师师长林彪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缴获的日军高头大马，被阎锡山的士兵误认为是日军高官打了一枪。这一枪所造成的肉体伤害，让林彪的后半生都不太好过。

八路军官兵穿上了缴获自日军的呢子大衣

只有一样东西相对充裕，那就是军帽。事实上，很多战士在进入部队时，一开始只发给一个军帽和一个臂章，主要原因大概是军帽所需布料最少，而且最为醒目。当时不少根据地的八路军在奖励配合作战有功劳的地方部队时，就是以军帽为奖品。所以，头戴八路帽，腰间系皮带，敞开衣襟，腰里插着驳壳枪，这就是当时典型的八路军地方干部形象。

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

各地军服的差别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军服在样式上基本相同，大多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军服样式，所不同的在色彩和用料等方面。在日军分割封锁下，各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八路军总部以及边区政府之间来往交通并不便利，只能各自为战。

区域上看，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军服为灰色；陕甘宁边区部队为灰、蓝色；晋察冀军区部队为土黄色；山东军区夏服为草绿色，冬服为土黄色等。有时部队集中起来开会，会场上看起来就有点奇怪。1944年9月5日，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召开了支队成立暨挺进豫西出征誓师大会。参加誓师的几支部队，没有统一颜色的军装，灰色、杏黄色、黄中带绿几种颜色都有，全是土法染制而成，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延安的一支八路军部队在训练

整装待发的新四军战士，可以看出他们身上服装并不统一

时间上看，前期的军服以灰色居多。但部队很快就发现，灰色军服在北方的地理背景下不利于隐蔽，于是之后各根据地就逐渐改换成草黄色或草绿色。所用染料也是就地取材，有啥用啥。时任晋察冀被服厂厂长的张峰云回忆，染色过程是这样的：弄一口大锅，把布放到里面煮，用木棍子来回翻，染好后把一卷布的一端缠绕在一个木桩上，另一端插上木棍，然后用力拧干。布经过一拧，晒干后皱褶很多。开始时染的都是灰布，部队穿这种灰衣服行动容易被敌人发现，后来改染草绿色。一开始是先用橡丸子把布染成灰色，再用槐花或大黄使布变成黄色，最后用火碱水泡，使它变成绿色。

据说，这套染色的方法，是聂荣臻在行军途中获得的。1937年11月，他率部来到阜平县南街大槐树下找到几位染布的妇女，向她们请教染布着色问题。妇女们听后主动献出祖传秘方：将春季收获的槐花碾碎，和染料拌在一起调匀，这样染出的布色调鲜艳，永不退色。1940年春，他率南下支队赴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朱德、彭德怀以及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都对他的部队身上的黄绿色军装赞不绝口，随后129师特意派人去晋察冀部队取经。

不过，受制于当时织布、印染等技术的限制，这种军服一出汗，衣服就出现花斑。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夏天的时候，脱了军装身上黄一块，红一块的，就是衣服掉色造成的。后来经过请教专业技术人员，对整套工艺流程进行改进，调整了染色中的酸碱度，总算是勉强解决了这一问题。

到抗战后期，有条件的部队已经注意根据作战情境来穿着军服了。1944年，山东军区后勤部《关于被服装具制度的规定》提到，“军服颜色统一，要求保护色，夏季草绿色，冬季土黄色或灰色，要看平原地、山地来分别。”

其次是布料不同。大部分部队都以粗布为主，少数为细布，毛呢料、皮料则更为少见。陕甘宁边区在1943年之后，由于大生产运动，物资相对充裕，军服用料就比较统一了，单衣为“半洋布”，衬衣为“纯洋布”，冬衣为“纯土布”。不过其他根据地则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冀中军区由于开展“打狗”运动，冀中军区供给部一次就收购了60万张狗皮，加工制成皮大衣和皮背心，发给部队。战士们穿上后唱道 “狗皮好，狗肉香，吃饱穿暖打东洋，浑身上下有力量！”

第三是军帽不同。1941年皖南事变后，随着国民党推行积极反共政策，一些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取消了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只留下两个扣子。这对很多战士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不过这件事更多的是部队的自觉行为，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似乎并没有下过行政指令。因为直到抗战胜利前，仍然有不少官兵还带有青天白日徽的帽子。

陈毅在黄花塘军部

第四是臂章不同。臂章是八路军区别于国民党其他部队的主要标志，佩戴在左臂上半部分，均为长方形，根据部队和身份不同，有多种版式。八路军的臂章，标准尺寸为8.5cm×6.5cm，白底蓝字，中间有“八路”字样。稍后在“八路”字样上加了个椭圆形框。1938年之后的臂章，下方增加了“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佩用”的字样，背面加盖所属部队的印章。1939年又有变化，尺寸改为8.6cm×5.8cm，除了上述字样外，背面改印“尽忠职务、严守纪律、实行主义、完成革命”十六个字。

1937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后，曾制作中文数字“十八集团军”臂章，其规格大小及图案设计与之前相同，仅将“八路”改为“十八集团军”。在抗战中后期，有一部分八路军部队佩戴了这一臂章。

除了这种统一制作的臂章，各敌后战场的八路军部队也制发了很多种臂章。比如，1938年12月，以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就曾制作了“山纵”臂章。1939年11月，国民党军范子侠部接受共产党领导，改成“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制作了“平纵”臂章。不过，这类臂章多用于当时的八路军地方部队，一旦进入八路军正式编制，还是要换戴“八路”臂章。

不同时期的八路臂章

相较于八路军的相对统一，新四军先后换过6种臂章。

1938年，新四军从武汉迁到南昌，根据军长叶挺指示，美术工作者吕蒙提议，新四军臂章上画上一个身背斗笠、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展示，并在左下角标明“抗敌”二字，以标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变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心。此臂章得到叶挺等人认可，成为新四军最初的臂章。之后，随着部队发展，原来印的臂章不够用了，又进行重新设计，以一队行进中的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N4A”，右下方标明使用年份。1940年，设计了第三款臂章，正中是一名战士双手持枪拼杀，上方加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左下方为“抗敌”二字。

1943年新四军部分领导人在黄花糖军部合影。左起：曾山、陈毅、赖传珠、饶漱石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在鲁艺华中分院任教的美术工作者庄五洲负责重新设计新四军臂章。他所设计的臂章与第二款相似，即以“N4A”表示新四军，在上方左右两角各加了个五角星，中间标明“1941”，以纪念皖南事变中的死难烈士。后来被简化成仅有“N4A”字样的蓝白色臂章。抗战胜利后，这一英文缩写臂章不再使用，启用中文“新四军”字样的臂章，直到1947年新四军番号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