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错过！听四位耄耋老专家讲述我国肿瘤防控的故事

我国自主研发抗肿瘤药物进展如何？多学科肿瘤治疗蕴含着怎样的人文关怀？在肿瘤高发现场如何探索早诊早治的经验和规律？我国肿瘤期刊是如何发展推进学术交流的？

8月27日上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离退休党总支和机关党支部邀请4位耄耋之年的专家，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一起回顾了他们的奋斗历程，回忆建国七十年来的肿瘤防控进程，给党员们上了一节生动的党课。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孙燕教授（91岁）

我国肿瘤原创新药研发快速进步

日坛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建院之初，决定开展综合治疗，当时需要创建内科肿瘤专业。1959年，孙燕被调到到日坛医院，开创这个新的学科。“当时医院的内科只有5张病床，药也只有4种，我和周际昌两个小青年边学习边摸索实践，开展医疗和科研工作。”孙燕回忆道。

1960年起，他们用医科院药物研究所开发的抗肿瘤新药N-甲酰溶肉瘤素治疗睾丸精原细胞瘤取得突出成果，使很多晚期病人得到缓解和根治手术的机会。论文由院长吴桓兴在1962年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进行报告，引起轰动，被称为药物治疗肿瘤的典范，并获得了1978年科学大会奖和卫生部甲级成果奖。此后，孙燕还带领团队开创了乳腺癌晚期术前化疗、胸壁复发的局部治疗、晚期肺转移的治疗，使一部分病人存活期长达10年~30 年。此外，他们还开展了胸腔积液的局部治疗和头颈部癌的动脉化疗等。

“自主研发的抗肿瘤新药是我们的梦想，可喜的是，2008年以来，我国原创的抗肿瘤新药已有十几个，目前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孙燕笑言。2011年，孙燕牵头研制的小分子靶向抗癌新药凯美纳（盐酸埃克替尼）成功上市，彻底摆脱了抗肿瘤药物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这种治疗晚期肺癌的药物在全国27家医院参加的三期临床试验显示，疗效与易瑞沙相当，但安全性更好，给药剂量和方案更适合中国人。

为了促进和普及肿瘤内科治疗的知识和原则，孙燕多年来举办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讨论会和学习班。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在原卫生部、北京科协和众多同道的支持下，1997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在北京成立。孙燕介绍，经过20年的发展，目前CSCO的个人会员已经达到13000多人，每年开会有近两万人参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业学会之一。CSCO已经与国际上主要的临床肿瘤学会，包括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亚洲临床肿瘤学会（ACOS）等都建立了兄弟姐妹的互认互惠关系。在最近几年的CSCO年会中，都设有全英文的国际联合专场。更重要的是，中青年临床肿瘤学家也在不断成长，在综合治疗、靶向药物治疗、生物治疗和姑息治疗等方面都做出能够登上世界讲坛的成绩。

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学院名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头颈外科屠规益教授（92岁）

肿瘤治疗没有多学科是不行的

1963年，屠规益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外科头颈组工作。

“医院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每周一次的肿瘤临床科室会诊制度。”屠规益介绍，起初主要是外科和放疗科参会，后来化疗科、放射诊断科、病理科等也加入其中，集体讨论头颈肿瘤患者的治疗。

1960年屠规益在文献上看到，美国耳鼻咽喉科专家Ogura报告：下咽癌的外科治疗可以不用切除喉组织，以免术后无喉语言困难。屠规益同意这一看法，他也在临床治疗梨状窝手术获得成功，而且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国内推行。但到了1990年，屠规益又在国外文献中读到一篇新文章，报道5位头颈肿瘤（不是耳鼻咽喉科训练出身）专家，会诊两例早期梨状窝癌，会诊后一致认为：喉及梨状窝全切除，同时颈清扫术。

“处理同一类病会有如此不同的方式。不能不说，肿瘤手术根治和患瘤器官功能保存是临床工作中的矛盾突出。但是，医师不能单纯治病，免除患者生命威胁，只是第一步。医生还应该有本事解决术后器官功能保留问题，要让患者重新回归社会。”屠规益强调。

屠规益曾分析临床数据发现，患者本来可以获得40%的5年生存率，由于没有术后放疗，生存率下降到20%。他指出，有肿瘤病理切片证实：外科治疗需要在肉眼可见肿瘤边缘外3厘米切除肿瘤，但实际上很少有这样可能。有文献报告，70余例下咽颈段食管手术，只有不到10%的病例可以达到切缘的要求。所以，需要放疗或化疗来控制局部可能的手术残留，防止复发。而且，从近年的临床统计数据看，针对恶性肿瘤患者，术前或术后放疗，有时还需配合化疗的多学科治疗方法，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质量都是更好的。

扎根林县食管癌高发现场30年的王国清教授（88岁）

寻找肿瘤进展规律是早诊早治的基础

自1960年起，王国清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直工作到退休。作为该院第一代胸外科医生，他勇于探索实践并完成得十分出色。当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在河南省林县建立起食管癌综合防治研究基地后，1965年5月～10月王国清曾短期在林县工作。这段经历使他最终决定将自己后半生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在林县。他在自己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在河南省林县工作时，终日目睹晚期食管癌病人的痛苦，负疚于心。但看到早期食管癌病人治疗后的满意，则喜逐颜开。于是，思考自己从事的工作和未来的路子。”

1982年，王国清通过考试取得了赴美国进修学习食管癌早期诊断方法的机会。1983年回国后，王国清就在林县食管癌高发现场开启了他30余年的食管癌早诊早治研究工作。他带领团队在当地开展食管癌和食管胃交界部腺癌（亦谓贲门癌）的内镜筛查的同时，还通过内镜长期连续观察高危人群的食管黏膜和食管胃交界区黏膜的状态及其演化情况，寻找食管癌、贲门癌高发位点，并分析起因，这些工作有效地提高了癌症的早诊率。

1980年~2010年，在高发现场的高危人群中，王国清和他的团队应用食管拉网细胞学检查、胃液隐血检查以及中医耳针筛查等方法，完成初筛25万余人，发现2230例食管癌，检出率高达2.86%。而在这些患者中，早期食管癌（包括部分重度不典型增生）占74.3%。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了1684例贲门癌，检出率为2.16%。

在林县的30年期间，王国清教授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内和国际食管癌早诊早治研究课题，如主持国家“八五”食管癌攻关课题；参与“七五”、“九五”和“十五”国家食管癌攻关课题；主持财政部、科技部和卫生部建立的“医院重点科室建设”项目和主持同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合作的“食管癌早诊早治”的国际合作课题，均取得了满意的成果。

《中华肿瘤杂志》顾问李保荣教授（87岁）

创办肿瘤期刊促进学术交流

1958年4月李保荣来到日坛医院工作。但不久之后，因工作繁忙身体不适，被迫离开了临床工作。此后，他到协和医院外科实验室及医科院医学情报研究所学习一段时间后来到医院科研办公室工作。这期间，李保荣接触到全国各地的肿瘤防治工作简况。他发现，对这些信息去粗存精，汇总整理，可以为临床科研提供很有价值的参考。于是，他着手整理这些资料，油印装订成册，以全国肿瘤防办名义发往全国各单位，提供内部交流。

从起初的动手刻写蜡板，到后来的打字油印，李保荣连续出版了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主编的《肿瘤工作简报》、《食管癌防治工作简报》，1971年底改用铅印出版，内部发行，受到各地有关单位欢迎并竞相仿效。在领导和同道的支持下，1973年《肿瘤工作简报》更名为《肿瘤防治研究》，由卫生部批准公开出版，全国发行。至此，我国第一本全国性独立的肿瘤专业期刊诞生。

这本期刊出版发行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肿瘤高发现场工作进展与各科研单位的主要成果都发表在该杂志上，促进了我国肿瘤防治研究事业的交流。此后，各地医疗科研单位也陆续办起了公开出版的肿瘤专业期刊，70年代有6家，80年代增长到16家，到2000年则达到27家，肿瘤期刊事业呈现出一派繁荣发展的景象。

1974年，李保荣又创刊《国外医学·肿瘤学分册》，并由他编审出版。1978年，经副院长哈献文与李保荣一起与中华医学会协商，决定承担创办《中华肿瘤杂志》任务，并于翌年报卫生部批准正式创刊出版。从1979年至1997年，他担任杂志编辑部主任兼副总编辑，嗣后担任顾问至今。由于编辑部的任务加重，为全力办好《中华肿瘤杂志》，乃将《肿瘤防治研究》、《国外医学·肿瘤学分册》于1979年分别交由湖北省肿瘤医院、山东医学科学情报所负责继续出版，至今未辍。

在科技期刊编辑中长期存在一种模糊的认识，以为编辑工作是“可怜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有的从业人员缺乏专业概念。李保荣极力反对这一看法。他曾多次公开指出，在中国，编辑自古以来即是一门学问，有专门机构从事资料整理编纂工作，学术地位甚高。近代国外更是注重编辑学科建设及人员培养，有相应的职称。他积极倡导科技编辑学科建设，为《中华肿瘤杂志》编辑部引进了一批有大学或专科学历的人员，逐步形成一批素质较好的专业队伍。

文/健康报记者 王潇雨

编辑制作：王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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