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区域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为了深入探讨并改善这一现状，我主编了三部区域研究基础理论书籍，包括《国际区域概论》《国际区域治理概论》和《国际区域认同研究》，意在帮助我们重新建构对区域的认识。在地区主义和区域合作的讨论中，曾经存在一种普遍观点，即进行制度性建设的是地区主义，而不进行制度性建设的则被视为区域合作。然而，自由贸易区的兴起已经在实践中打破了这一固有的界限。

依我所见，人们起初将地区主义视为主要局限于欧洲的现象，从而催生了地区主义的研究。然而，随着其他地区也开始致力于区域学的发展，西方学者逐渐将研究视野扩展，对不同国际区域的地区主义现象进行比较。这种转变无疑具有深远意义，它至少承认了欧洲以外的地区也在积极发展其区域学。

时至今日，我期望大家能回溯至我三本书籍的初衷，从而对区域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重新认识。在书中，我秉持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在国家这一概念尚未形成时，人类生活在一个无边界区域之内，仅有的边界形式主要体现为治理边界。这意味着，在历史的某个阶段，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人们所生活的区域可以无限延伸，例如罗马帝国的广阔疆域。然而，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区域被法律边界所明确界定，从而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区域概念。这一转变堪称区域的首次分裂，将原本统一的区域划分为多个独立的部分。

尽管欧洲的初衷在于通过成立国家来阻止战争，然而由于实力差异和种种矛盾，国家间的冲突并未得到遏制，反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使得欧洲人开始深刻反思现代国家的概念和问题。为了寻求和平与稳定，他们构建了超越国家和民族边界的制度框架，我视之为区域的重构。这一转变意味着，国家不再仅是一个国家概念，还是某个区域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首次确立了现代国家作为普遍规则的地位。然而，其他地区在独立后不久就面临着区域认同的挑战，国家认同与区域认同逐渐成为主要问题。与欧洲相比，其他地区的区域构造并未达到同样的成熟度。例如，东盟虽然通过合作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它并未突破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尽管东盟国家通过合作实现了部分共同目标，但国家主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当今人类面临两大主要挑战：全球化和区域化。全球化首先冲破了国家的固有框架，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生产。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资本生产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此次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基于国家认同的视角，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欢迎其他国家，共同构建全球产业链。这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首次重大突破。而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则是我们深刻认识到全人类共同居住于一个地球村，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正深刻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现代国家在应对人类生存的许多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这构成了另一层次的挑战：全球化要求我们在区域层面寻求解决之道。在这一方面，欧洲通过超越了国家概念的边界治理走在了前列，尽管地理边界依然如故，但在治理理念和实践上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国家具有两个基本边界：地理边界和治理边界。而西方提出的人道主义干预理念，即当一个国家无法代表其人民进行有效治理时，国际社会有权进行干预，这标志着治理层面的超越。许多问题最终需要回归到区域层面来解决，例如，一条河流流经多个国家，上下游国家应如何协同处理水资源问题？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其必须在区域层面得到解决；海洋治理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区域性问题，如防治海洋污染、处理海洋垃圾等。这些问题既需要国家层面的管理，也需要区域性的治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现在应该深入研究区域问题，包括各种形式的比较、合作以及地区主义。有些问题甚至无需明确合作，即可通过默契来协同解决。

中国的崛起之路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没有走向帝国主义，而是逐渐融合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西方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和谐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而不仅仅是追求世界的和平统一。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共处、共生和共享的区域发展理念；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而非仅仅依赖单一的组织；中国倡导的是合作而非对抗，是地区的自主管理，而非势力范围的争夺；我们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东盟、中国—中东欧等区域合作。

在研究区域问题时，应提出新的理念，而非墨守成规。我们希望通过理论体系的构建，推动中国在国际区域和国家问题上的战略改进。学者的研究应能够影响实践，而不仅仅停留在学术讨论的层面；期望通过实践，充分发挥在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影响力，逐渐改变西方的观念。我所著的三本书正是围绕区域共处、共生和共享的理论展开探讨。尽管存在边界，但许多问题都是共享的，我们需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因为国家单打独斗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具有引领性的学术共同体，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研究理论，为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以及缓解与西方的对立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