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

“国有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人、职员们，你们该记着，你们现在再不是为地主资本家而劳动了，而是为工人阶级自己、为人类的最后解放而劳动着。这种劳动性质的变换，是我国历史未曾有过的最大变换，你们应该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因此，国家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人、职员，应该爱护自己的——民众的工厂企业，把自己所有的技能与天才贡献出来，为着发展和巩固苏维埃企业与合作社企业而斗争，而努力生产。”

这是1933年，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的刘少奇在《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中的一段话。那时他在中央苏区，国有工厂和合作社已粗具规模，既有军工企业，也有围绕军事行动的印刷厂等工厂，还有铸铁、造纸、制糖、烧石灰、熬硝盐等生产合作社，工人们主要依靠军事化方法管理生产。

面对与白区的战斗和维持生计的问题，“为谁劳动”，关乎“主义”，也关乎生存。共产党选择用运动的方式鼓励工农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推广规范，运动中的佼佼者——中国最初的劳模便在劳动竞赛中应运而生。

姚荣启在《中国劳模史（1932～1979）》中记述，从1932年至1934年长征前，中央苏区组织过大量工作竞赛、劳动竞赛，那时瑞金的总人口20余万，有时一次比赛的人数就超过万人。各级工会之间订立竞赛合同，提出数量、质量、成本等竞赛目标，按时评比、表彰先进、评选模范。

1934年3月至6月的100天里，中央苏区就曾组织过一场“提高劳动纪律、实行节省运动”的革命竞赛，包括中央财政部、粮食部、贸易局、粮食调剂总局、国家银行、中央印刷厂、财政部印刷所、造币厂、中革印刷所、合作总社、国家银行瑞金支行在内的11个机关派出代表，订立竞赛条约。竞赛事项放在当下看来，无非是基本的职业要求和需要加班费鼓励的内容，比如“按时上工，无故不得迟到早退，无故不得离开办公场所，在办公时间内不谈笑吵闹；机器生产的（劳动），因班数与机器限制者，在可能范围内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机器工作的（劳动），以工作需要，每天增加时间不得少过一小时……”。竞赛过程中，每日统计数据，最终优胜者给奖旗一面，并由参赛机关派代表奏乐迎送前去。

如今的人们很难说出一个那时的劳模的名字，并非因为年代久远，而是因为当时表彰先进模范是以表彰先进单位和先进地区为主。但差不多10年后，在抗战后期的陕甘宁边区，就流传起这样的民歌，传统民歌中儿女情长的主题，换成了当地村民石明德的事迹——“淳耀县来吆，同官区，白塬有个石明吆呼德，领导生产很积极。马栏请他去开吆呼会，开罢会来吆上延安，洋鼓洋号送鄜吆呼县，送到鄜县没久站，汽车送他到延吆呼安。毛主席见他吆真喜欢，手拉手来看茶吆呼去，十三碗的菜吃不完，没有什么招待吆呼你。奖你毛巾胰子不上算，款子奖你有八吆呼万，请你自己带回去，组织牲口去驮吆呼盐。驮盐罢来吆真喜欢，区上开会还接吆呼你，鼓儿打得咚咚响，自卫军站队迎接吆呼你。你的生产吆很积极，号召向你来学吆呼习，向你白塬来学习，咿呀咳呀呀呼咿呼咳。”

那是一首在大生产运动下诞生的民歌，同样是面对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财政困难，当时的党中央提出“发展生产，自给自足”的政策，鼓励工农生产。而这一次，劳模有了名字、“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称号，乃至物质上的优待。在194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主张，“有意识地去发现（劳动英雄），发现后加以奖励，广为宣传，使其影响深入群众，号召群众向其学习”。

就像民歌中的主角石明德，乃淳耀县白塬村的村民，在他领导下，全村72户人家，无论老幼，都组织起来劳动。除了扫院、打场、扫圈、拾肥、锄草、做饭、纺纱、织布，还将18头牲口组成一个运输队，抽出一两个劳动力专职运盐，解决运盐人农业生产上的后顾之忧。他被树为典型后，“汽车送他到延安”“毛主席见他真喜欢”，还能获得“毛巾胰子”“款子八万”的奖励。而与石明德相似的“劳动英雄”，还有赵占魁、吴满有、甄荣典等一批人，他们不仅出现在改编后的民歌、小调中，也被印在百姓的年画、版画上。他们都有着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特点，如小调所唱，“起鸡叫，睡半夜”“不为个人来打算，一心为党为革命”。

在发掘、塑造、宣扬劳模的运动中，中国劳模的作用也被阐明，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也未曾改变。毛泽东曾在1945年1月10日发表的讲话《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中说道：“你们（劳模）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典型劳模

如今上海市普陀区的曹杨新村街道，在上世纪50年代远近闻名，外国访客到上海时，必定都会参观。1952年落成时，新村内居所墙壁雪白，房间宽大、整洁，房内有电灯、自来水、厨房和卫生间，房子四周花团锦簇，周围建有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文化馆、电影院、运动场、邮局、浴室，乃至合作社、商店、银行、卫生所，各种设施一应俱全。文化馆里能举办戏剧或体育活动，人们也可以在馆中看报、下棋。

那是中国第一个模仿苏联建造的工人新村，是工人翻身得解放的样板。这里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相比于当时上海的工厂周围用竹竿、苇席搭建的棚户区，仿佛人间天堂。有学者统计，当时无锡平均每户职工的住房面积只有12.25平方米，而曹杨新村有45平方米的一居室、55平方米的两居室。住在如此良宅的居民，大多是普陀、江宁、长宁三个区的纺织、五金产业工人，其中便以劳模居多。当时的第一批居民中就有陆阿狗、杨富珍、裔式娟等114位上世纪50年代初的劳模和先进生产者，以至于曹杨新村又被称为“劳模村”。

作为典范的劳模，住在像曹杨新村那样的样板房里，预示着“当家做主的工人只要努力劳动，都能获得同样的优待”，当工人认同国家提出的建设目标，国家的建设任务也就内化为工人的主动愿望。

那时的劳模众多，能住进曹杨新村的，只是身在上海的部分代表。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延安时期就有的劳动竞赛仍旧如火如荼，“最初劳动竞赛主要在国营工厂进行，抗美援朝开始后，竞赛扩展到私人工厂，至1950年底，全国已有4000多个国营工矿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各地各厂涌现大量劳模”。当年的9月25日至10月2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届劳模诞生，各地共推选劳动模范代表464人，他们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其中的很多人在根据地、解放区就已经是声名远播的先进典型。到1952年底，全国工业交通、基层建设及文教科技等行业职工中，共评出省市级以上劳模22.23万人。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深入，若首届全国劳模可视为对解放战争时期劳动运动的总结，劳动模范与战士结合在一起，后来的劳模表彰则更加倾向于生产。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姚力教授就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模表彰及其社会效应》一文中分析，“1950、1956年两次全国劳模表彰最明显的差别，究其实质，其中隐含着对国家发展战略认识的微妙变化。首次劳模代表大会的名称为‘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表彰的对象包括工业、农业和军队三方面。1956年表彰大会的名称则改为‘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代表集中在工业战线”。而全国总工会在当时发布的《关于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通知》中，先进生产者除了掌握先进技术，或生产产品质优量多，或“节约方面有优良成绩”的工人，也包括组织者、技术人员、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商业工作者。

不过因为当时工业技术水平普遍低下，物质匮乏，中国共产党推选的劳模更推崇避免浪费、减少成本，而非将技术革新与劳动竞赛、评选劳模绑定在一起。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把技术革新作为劳动竞赛新阶段或主要内容的提法不确切、不完善、有缺点”。全国总工会于是在1955年初，便取消了“技术革新”的口号。于是，如《工会劳动模范工作实用手册》所写，“立足岗位、艰苦奋斗、增产节约、无私奉献”成为那时推崇的品格和工人努力的方向。最典型的便是“铁人”王进喜，他在设备短缺时，以人力替代机器保障生产，当严冬时节发生井喷时，他带头跳进井中，将身体作为搅拌器。

评选劳模的火热一直持续到1960年。从1950年至1960年10年间，召开过4次全国性的劳模代表会议，共表彰6510个先进集体11126名先进个人，仅1959年和1960年两届劳模会上，劳模称号获得者就在两三千人。有学者曾归纳当时全国劳模理想的产生方式：“先由生产单位由下而上提名推选，逐级产生；开会经过讨论，得到群众的拥护，通过提名后，再召开全市职工代表会议讨论，然后再逐级上报。评选要靠平日生产成绩的可靠记录，生产有成绩的小组、车间、工厂，都应选出代表性模范，然后在此基础上产生市、省、大行政区，乃至整个产业及全国性的劳模。”

当时像时传祥等全国“明星劳模”受到的礼遇，远不止曹杨新村那样的住房。相比于延安时期劳模在颁奖仪式上戴红花，受最高领导接见，获得一些牲畜、农具或奖金的奖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给予劳模的待遇，更加向有劳动模范传统的苏联看齐。资料显示，“明星劳模”到天安门观礼；出席毛泽东、苏联大使及其他机关主办的招待宴会、座谈会；参观故宫、颐和园等名胜。而在西湖、庐山、青岛、太湖、北戴河等风景优美的地区兴建疗养所，由总工会安排先进生产者、劳模到这些地方疗养休息和度假；一些“明星劳模”甚至有出国的机会，他们访问苏联，参观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方法”，苏联的劳模代表团也回访中国，与中国工人分享他们的工作经验。

但有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享誉全国的名声反倒令一些劳模疲于应付社会活动，耽误工作，甚至在1956年3月3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就曾注意到刻意塑造劳模的问题：为了刷新生产纪录，把一些劳动者集中在少数几天突击生产，产量大大超出定额，多数工人则生产落后，以致整个生产计划无法完成。而当“文革”来临，许多劳模遭到迫害，甚至像时传祥这样的“明星”，也因曾与刘少奇握过手受到牵连，成了“工贼”“粪霸”，先后批斗数百次，最终被迫害致残去世。

新老劳模规范化

1996年沈阳各大商场的一景是各式各样的劳模柜台。在沈阳百货大楼，销售柜台上方高悬“劳动模范”的铜匾，与劳模宣传灯箱遥相辉映，百货大楼50年代的劳模老职工身披绶带接待顾客。其中全国第一代劳模郑忠文虽已年过花甲，仍站在化妆品柜台前，售卖历来由年轻姑娘担任售货员吸引顾客的化妆品，据传有许多老顾客宁可骑两个小时车也要过来找她买。沈阳第二百货商店成立了以劳模孙作树的名字命名的“车王商场”，这位曾销售3万辆自行车的“售车大王”，在深巷里经营，开业仅两个月就销售自行车2500辆。而中兴沈阳商业大厦则以劳模徐振中的名字，连续开了多家家电商场。

这张“劳模牌”，使“文革”前劳模在民众中积攒下的声誉，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不仅当时的国营企业面对私营企业的凶猛势头时会用，许多劳模在上世纪90年代放下“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的形象，接受企业的邀请，出售肖像权，为企业代言。而当曾经的劳模进入市场时，“改革开放”后的劳模也已改换了面貌。

197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召开全国职工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通知》，对“模范”和“先进”做了全新的概括，其中提出：“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必须是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能够体现社会发展的方向。判断一个职工是不是模范，一个集体是不是先进，归根到底，要看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是不是起了显著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是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这是我们选举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的根本标准。”上世纪50年代往往被回避的在技术革新上的贡献，成为一条重要标准，劳模中出现许多善于钻研业务的人，比如陈景润、袁隆平、蒋筑英、邓稼先等知识分子和科研工作者进入劳模的行列。

“文革”后一度面临萎缩的劳模群体又充盈起来，劳模的评定也日益规范。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齐燕庆曾在《中国劳模现象的历史及其沿革》中统计，1981年时，1950年评选出的全国劳模平均年龄达68岁，1956年评选出的全国先进生产者达退休年龄的占70%。从1960年召开全国文教群英会到1977年国务院两次表彰会之间，近20年未评选一位全国劳动模范。1979年两次表彰的全国劳模中，30岁以下的也只有31人。而1989年，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2790人。1989年以后，“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基本上每5年表彰一次，每次表彰3000人左右。其中“全国劳动模范”授予企业职工、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先进工作者”则授予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2005年时，私营企业主和进城务工人员第一次被列为全国劳动模范推荐评选对象。直至2015年的《工会劳动模范工作实用手册》中界定，“改革开放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型、智能型职工逐渐成为新时期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劳动模范身上更加体现出与时俱进、勇攀高峰、开拓进取、争创一流的时代特点和要求”。劳模评选进入“行行出劳模”的时代。

在1989年以后每5年评选出的近3000名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中，虽然不乏李素丽这样基层的“劳动明星”，劳模也仍享受奖金、疗养等优待，甚至可以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读本科，但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游正林在《我国职工劳模评选表彰制度初探》中所发现的，因为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认定促进企业发展的劳模时，更注重“深化改革、改善经营管理”，许多企业领导成为劳模。甚至姚明、刘翔等体育界的佼佼者在2005年也被评选为全国劳模，这样一批新劳模不再迫切需要“劳模”奖章所带来的声誉和待遇。

但“改革开放”前获得过荣誉的一些劳模却面临困境。虽然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部分年轻劳模作为“骨干”，被保送到培养工农干部的工农速成中学，一路上到大学，之后回到工作单位做干部，乃至成为领导人。像建设人民大会堂时的突击队长张百发，最终成为北京市副市长。不过那只是命运对少数人的垂青，绝大部分劳模始终在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甚至一些人长年处在有毒、有害的工作环境中。

即便1982年奖励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写入宪法，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许多国有企业效益不佳，工人面临下岗或提前退休，劳模的境遇堪忧。全国总工会经济部在1997年的《全国劳动模范现状调查》中就曾表示，因企业效益、医保制度、离退休费标准、住房制度改革等原因，一些劳模医疗负担过重，工资无保障，生活困难，住房十分拥挤，购房难，“如连云港青口农场的一个下属亏损单位，每月只发给劳模80%的退休费，医药费也一拖再拖，迟迟不能报销”。

劳模的待遇也同样需要规范化。2015年的《工会劳动模范工作实用手册》中要求，已设立省级劳模专项帮困资金的省份，要切实管好用好资金，尚未设立省级劳模专项帮困资金的省份，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研究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提高省部级劳模收入水平，解决他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困难以及医药费负担重等问题，“符合规定条件的劳模，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申请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住房保障，以妥善解决其住房困难问题。在同等条件下，省部级以上劳模应享有优先保障权”。 劳模的待遇将日渐完善。

（参考文献：《中国劳模史》，姚荣启编著，中国工人出版社；《工会劳动模范工作实用手册》，颜琴编，中国工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