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在维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的集会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哀叹了美国非裔青年高达“59%的失业率”。尽管我不知道非裔青年的失业率具体是多少，但是我肯定特朗普的数据是错的。我能意识到这一点，绝非因为我是个数学天才，而是因为这个论点实在没道理，想想看，数百万的美国青年，不管什么种族，都是全日制的学生，他们无法去工作，因此也不应该被归为失业人群。

后来根据PolitiFact的报道，截止到今年5月，年龄在16岁到24岁之间的黑人青年失业率在18.7%，尽管很差，但是远不及特朗普给出的数据那样糟糕。你可以在劳动部的网站上查询这些数据，但是想要识别数据造假，关键是有逻辑意识，这在谷歌上可无法即搜即得。这种意识使得我们知道，将青少年描述成失业人口就像说退休的八旬老人失业一样，是一种误导性的说法。

对于最近出版的两本新书来说，这个绝佳的例子出现得太晚了些。这两本新书关注的内容是，混杂在一起的真假信息在经过互联网的放大后，如何影响了从政治决策到医疗决策的诸多领域。在《测谎指南（A Field Guide to Lies）》一书中，神经科学家、2006年畅销书《迷恋音乐的大脑（This Is Your Brain On Music）》作者丹尼尔·拉文汀（Daniel J. Levitin）观察到，人类“有一种只在反对事情上应用批判性思考的趋向”。

拉文汀在书中强调，数字是批判性思考的一大壁垒，他希望自己的书能成为一本指南，指导那些想测试信息真假的人们，毕竟从互联网各个角落涌来的信息已经将我们淹没。

不幸的是，在从医疗测试到出生率的案例中，这位作者都强调了复杂而精细的概率论，这对读者来说其实比数字更可怕。为了解一种药品是否能够将癌症病人的寿命延长50%，你不必知道18世纪的数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贝叶斯计算概率的方法，毕竟贝叶斯想要将变动和主观的情况也纳入时间中考虑。关键的数字并不在于会被提升的百分比，而是病人通常的生命预期。

什么的50%？如果不服用这种药物的生命预期是3个月，那我们需要理解的数字就是那微不足道的50%的提升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只是分数、小数和百分比计算，这些知识我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过。

在拉文汀将贝叶斯公式应用到如何判断乳房X光片结果是“假阳性”还是“假阴性”时（他也把这个公式运用到了自己13岁老狗的治疗上），他实际上（至少曾经）是把小学数学给复杂化了。在情绪层面上，类似的决策当然更难——比如一位母亲想多活6周只为看到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

威廉姆·庞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的新作《云上大脑（Head in the Cloud）》尝试从不一样的角度处理相似的主题，但是作者较少关注数字盲们，而是强调了通识文化的匮乏。庞德斯通之前有14本著作，其中包括宇宙学家卡尔·萨根（Caral Sagan）的自传。庞德斯通引用了无数调查，论证了美国公众在从宗教到政府等相关知识上的无知。

两位作者都成功证明了：多数美国人在区分相关性（或偶然）和因果性上的无能，才是逻辑和论证的主要敌人。

在讨论了自己设计的调查之后（却并没有真的解释自己的方法论），庞德斯通在引用一个“能预测收入结果”的事实数据时，也差点落入了一个类似的陷阱。

知道么？如果你知道艾米莉·狄金森是诗人而不是厨师、设计师、哲学家或者真人秀明星的话，你的收入可能更高一些。如果你知道滑铁卢之战比美国内战更早爆发的话，你的收入会更高。

这个结果毫无疑问意味着富人的教育程度更高，而且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会更多的遇到特定事实。在英语中，“预测”和“相关”通常不是同义词，尽管我们往往这样使用。

我自己很喜欢这两本书，因为他们在标题中暗示到：批判性思考和常识很重要，在如今这个充斥着虚假信息的时代，更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尽管拉文汀对数字重要性的理解使得他的书比庞德斯通的书高级一些，但两位作者似乎都没有全心全意赞美文化知识——不管你的收入高低，知道狄金森是一个诗人却不读她的诗，这真的可行么？

拉文汀提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当今的专业知识日趋狭隘，这意味着一个物理学家并不需要成为社会科学专家。然而之后，拉文汀似乎背叛了自己。为了证明“专家也可能是砖家”，他援引了历史学家威尔和艾尔·杜兰特在1968年的预测：天主教家庭的高生育率意味着在2000年前，“罗马天主教派将会成为地方甚至全美国的主力”。拉文汀注意到，杜兰特没有考虑天主教转变计划生育态度的可能性，但是他却接着1968年时的可疑观察，认为在1968年其他的景象“也难以想象”。

不，当然不是。不管是二十一世纪的神经科学家还是平庸的文化历史学家（如杜兰特一样出生于十九世纪的那些）都是美国宗教趋势信息的最佳来源。产生着长久解放影响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1965年的时候结束，那个时候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的数量已经下降了（显然杜兰特并不知情）。其他的可能性在关于天主教的研究中已经被充分讨论了。因为拉文汀不是一个宗教专家，所以他选错了“专业知识”的来源。

拉文汀的综合论点是，有一些信息来源比其他来源更可靠。在缺少守门人的时候，对于常识有着更广阔和更深厚理解，才能保护我们不受各种虚假知识和理论的欺骗。

然而庞德斯通论证到，“经典正在消解，对文化终结的预测从未停止。有教养之人的品味更胜从前，而对于那些教养水平较低的人来说，从云中窃取的知识已足够让他们在世上生存，是时候停止假想还有别的出路了。”

如果庞德斯通也相信这一点，那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写这本书。显然，他没解释什么是“有教养”。举例来说，如果公共调查数据可信，那么超过半数的美国人都不知道《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不管对圣经一无所知的群众是如何在这世界上宗教性最强的发达国家接受教育的，这都绝非西方文明史的一部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想停留在一个充斥着肤浅知识、混合着不甚了解事实和谎言的世界，还是选择勇敢地穿过。

本文作者苏珊·雅各布（Susan Jacoby）著有《美国的反理性时代（The Age of Ameican Unreason）》一书。

（翻译：李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