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不愿意露面文坛，几十年间，北京的文学活动，看不到他的踪影。他藏在我们的时代，以文字的方式，与我们对话。三十年前读他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叹其词章之好和悟道之深。那时候批评家以为是奇人临世，但深层的隐秘却难以破解。这次《阿城文集》出版，给了我们一次全面了解他的机会。

“脱腔”

书里涉及的话题甚多，小说、散文外，考古学、中国史、民俗学、地理学、美术史、电影史等，连成一片明珠，丰富中有睿智的照射，这在当代文人中实属少见。这些非文学的因素，似乎都在注释其世界本色的存在。

好的作家，在知识结构方面都有一点特别，汪曾祺、王小波、阿城都属于此类之人。我在多年前看到阿城谈文学的雅与俗的小册子，在历史与现实间摆动，出奇之思多多，印象比朱自清谈雅俗之辨的文章还有力度。那时候想，此文的不凡，乃因为作者是小说家的缘故吧。小说家谈文学，比书斋里的文人多了一些维度，不都是从本本主义出发的感叹。阿城出生于一个文人的家庭，自幼读书颇多。“文革”遭受诸多磨难，但内心的情感有一种抗拒流俗的元素，故知道文化与人生的错位，对精神有一种内面的追求。这和那时候的作家精神大异，其特点在日后的写作中渐渐显示出来。

阿城将自己的书写过程，看成“脱腔”的过程。遍地是相似的文人腔调，让他生出厌倦之情。他欣赏汪曾祺、木心这类的人物，乃因为没有“文艺腔”。没有这种腔调的人，多是有趣者，内心有超凡之气。他看先秦诸子，注视六朝文人，欣赏的大概就是无伪、自然的气韵。这些，现代以来，可能唯有鲁迅等少数人才有。

他是个很会写文章的人，懂得中国词语的内在韵律。《遍地风流》写世间万态，明清文人的淡定，士大夫的趣味都有，全不像经历过“文革”的人的样子。他在思维的深处，厌恶虚假的“文革”话语，内心自有一种韵律在，在枯燥的岁月也会自吟自唱。这种状态，只有被旧学沐浴过的人才有。他的早熟，让同代人惊讶不已。

“游于艺”

当年读他的作品，觉得每篇都路数有别，内蕴在日常人的思维之外。《棋王》一问世，便惊倒众人，一种回归传统小说的笔意直逼人心，像清新的风让人舒坦。《树王》对知青生活混沌无知的揭示，超出一般的模式，其实有对近代以来的社会选择的反讽。《孩子王》通篇是荒诞的描述，但荒诞中的荒诞，则让人看到存在的不可理喻性，另类之所以是另类，有了一个动人的解释。

阿城在那时候以极为个性化的方式处理着人们共有的记忆，而风景完全不同。当人们只会用公共话语表达思想的时候，他却在不合时宜者那里看到个人化存在的可能性。《树王》描绘的失败的英雄，将那些外来的无知青年显得极为苍白。集体性的无智源自于盲从，造成的结果是自然的荒凉与人性的荒凉。

对于我们的作者而言，写作的过程便是克服这种荒凉的过程。给他赢得广泛声誉的是《棋王》，小说写一个边缘的青年王一生在棋中得到的乐趣。阿城笔下的岁月，流出枯寂生活里的热流，但那不是流行的思想，不是走红的理论，而是游于艺的古老的思维运动。《棋王》叙述故事的方式，在现代小说里不算新奇，只是语态是老白话式的。这里写了几个知青的孤苦的生活，日子像沙漠般单调，但人的内心却有神异的智性闪烁。阿城觉得，在一个几乎无路可走的时代，人倘还能因技艺而进入审美和精神的愉悦，则精神庶几不得荒芜，自有救赎的地方。这是道家与禅林中的古风，悠然于乱世之中。精神之不倒，甚或有奇迹的闪动，则可以坦然无憾的。

阿城成长的年代是特殊的年代，文学追求高大完美。但他偏写不高大不完美的人生。他知道那些远离人间的假的文学，不是生命的本然。只有日常里才能见到真意，精神的伟力也恰可于日常中得之。《棋王》有几个妙处让人难忘，一是写吃，香气袭袭，平实里的玄奥颇为得体，大有《红楼梦》遗风。那种对食欲的审美化的展示，是一种东方生命观的凝视，只有旧式笔记小说里偶有这类片断，但就传神而言，阿城不亚于古人。二是写下棋时的境界，完全忘我的幽思，内中吞吐日月，包含天地之气，朗朗乾坤，茫茫宇宙尽在腕下旋转。小说通篇大俗的笔韵之下，乃尘世凡音流转，平凡得不再平凡；但雅处则渺乎如仙境之语，有天神般的庄重，妙态极焉。三是写人的超凡之味，颇为神秘，比如对捡烂纸的老头，仿佛一个隐士，是藏着诡秘的气息的。这些都是边缘人，是被人轻视的存在，但越是边缘，就越有一点深切的思想，这大概就是庄子所云无用之用吧。

但小说最引人者，不是写凡人的圣化，而是那神圣背后的悲凉。王一生在棋盘上大放光彩之后，却神伤而泣，俗身依然在尘网里，大家还在可怜的人间。收笔于此，不禁大吸一口冷气，天地的不幸照例挥之不去，那种悲凉之思，我们岂能忘记？小说的结尾，颇值深思，有不尽的隐含在。汪曾祺看了这篇小说，赞叹不已，但一面也说有些败笔，言外是把玄机都露出，反而有些可惜。但我觉得似乎不是这样，小说这样写，就又回到俗世，把自己的目光拉下来。“文革”文学就是把人物拉高，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那就高处不胜寒了。阿城要的，大概是这样的结果。

思想与时风相隔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倘没有汪曾祺、阿城这样的人物，我们不会体会到古风的美质原也在今人那里楚楚动人。汪曾祺当年在谈到笔记小说的时候，专门讲到阿城的成绩，以为自有枢机，超然于俗林之上。这个感觉点到了话题的核心。五四打倒孔家店，把古文丢了，在汪曾祺看来殊为可惜。他觉得，阿城与孙犁，都是难得之人，他们从古人的文字里，得到神韵，而精神是现代的，这就拓展了表达的空间。阿城在那个时代，算是走在前面的人。他全然不顾周围的炎凉，以自说自话的方式，完成了与时代的一种另类交流。

好的作家，思想与时风是隔的。记得看章太炎写给钱玄同的信，就讥讽当时流行的文风。章太炎说梁启超、林纾的文体，害了读者，因为有做作的痕迹。而在他看来，六朝的文章才好，因为有心中的期盼和焦虑，并非装腔作势的表白。这个看法，给钱玄同不小的启示。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话语方式，就多从章太炎那里来到，显得奇异而有趣。鲁迅后来的成功，就是避开了那个时代的话语，连思维也变了。这个规律，在汪曾祺、阿城那里也有体现。他们的心心相通，实在也是必然的。

作家多一点杂学，用处很大。阿城幼时出没于琉璃厂，在古董间度过时光，有了亲近历史的慧眼。八十年代以来，一般人走出新的路子，只是一两步：回到十七年，回到五四。他却回到明代以及明代之前，对古代建筑、古代家具、古代绘画、古代诗文多有研究。近来出版的《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则把目光投入上古文明中。他在人类学、考古学视野里思考艺术问题，就显出大的气象来。当代作家进入此领域中的人不多，遥想陈梦家由诗歌写作进入考古领域，沈从文沉浸于服饰史的世界，都有深的情怀吧。逃离于闹市的文人，比我们这些俗者要精灵许多，他们有通天之眼，看出存在的有限与无限。这样的现象，我们研究得不够，而这样的人，也凤毛麟角。当代文学家何以浅薄者多多，阿城的存在，都可以解释些什么。

本文刊发于6月12日北京日报热风版，由北京日报副刊部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