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猝不及防的新冠疫情在2020的开年让我们都止步家中，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4月28日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30.8个小时，较2018年底增加3.2个小时。

国民的上网时间普遍增长，与此同时，我们在上网的过程中也看到到了不少值得探究的现象。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我相信你我多少都能感觉到庞大数据下的洪流汹涌，越发频繁的网络论争和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究其原因又是什么？

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数字时代中文生态的必然阉割，还是体制局限了我们的语言？众说纷纭背后，我们又如何破题？

互联网1.0到2.0

众多关于互联网的理论都粗略地将互联网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互联网1.0阶段和2.0阶段。近些年来区块链，大数据获得了长足发展，很多人也声称我们已经走入了互联网3.0时代。但是实际上，从相信沟通的层面来看，是否到了3.0还很难说。

谈到讨论，互联网环境这些年的变化是难以回避的。

互联网1.0时代特别容易理解，基本上就是门户网站的时代。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碎之前，门户网站上信息的“一对多传递”是互联网1.0时代的主要特征。

在那一时期，用户对于互联网上内容的讨论基本存留在聊天室这样的区域，互联网具有非常强的匿名性。主要的互联网参与用户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知识水平都相对较高，毕竟那个时期能够买的起电脑和能上网的家庭屈指可数。

在互联网1.0时期，全球的学者们就憧憬并且讨论过一件事：网络空间代替城市空间接管公共领域，甚至有创造前所未有的理想公共领域的可能。

所谓公共领域，用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到一点，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市民们被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干涉。由此可见，公共领域其实包含两个要素：第一，超出私人领域；第二，没有国家干涉。

互联网1.0时代的“一对多”到了2.0的时代变成了“多对多”。在博客诞生之后，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互联网的讨论。2008年前后，中文互联网上曾经呈现出蓬勃的内容爆发。

无论是韩寒等人的博客，还是当年明月这样的文字写手，都在那一时期创造了大量的优质的内容。对于现在，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人认真的用几千字跟你讨论民主和自由的意义，更难以想象民众会对于民主这个概念进行全民性的讨论和分析。

这也就不难理解许多人当时幻想的“数字化理想国”，即互联网作为全新的、低门槛的、匿名化的媒介会为全球网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平等话语权。

很遗憾的是，故事后面的发展仍然遵循了那个重复了千百遍的俗套——人类期待某种技术的进步能够颠覆性地改善人类世界。但事实上，新的技术只是反过来再次强调了人类群体原生的缺陷。

近20年过去了，我们或许并不用太长时间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至少在中文互联网中，真正意义上平等公开的讨论不（再）存在，社交媒体平台的搭建逻辑反而是在有意避免公共领域的形成。

匿名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实名化：社交账号须与身份证、手机号绑定。学者曾经畅享的那个民主、平等、分散、去中心化的世界终究也没有到来；可以看到，官方媒体、“头部账号”与草根用户之间已经拉开了无法逾越的流量差异。

从贫媒体到富媒体

互联网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是紧密相连的。

微博这种形式的崛起也和移动互联网的爆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网页端逐渐衰落，App开始崛起。所有紧跟这一形式的早期社区都崛起了，而所有没有紧跟变化的都在逐渐衰落，也有的逐渐消亡，比如人人网，比如豆瓣。

拜厄姆教授在《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将媒体分为“贫媒体”和“富媒体”。简言之，富媒体的信息传播线索少而单一，但它传递的内容可以更复杂；而贫媒体的信息传播线索则多而复杂，只是其内容往往简单明了。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浪的重点产品从“博客”到“微博”的转变就可以被看做从富媒体到贫媒体的转变。后者的交互性质清楚说明它并不鼓励长篇的内容，更不鼓励长篇的回复，而是鼓励短小精悍、可以被快速浏览的内容，鼓励进行快速的、病毒式的扩展和复制。

当几千字的长文被局限在140字的时候，表达和讨论的意义也被段子、营销号和情绪所稀释了。数字时代这些内容的消亡和体制无关，他们没有跟上科技的变化亦没有被资本所青睐，这才是主要原因。

智能手机的价格越来越低，移动互联网的入网成本也变得越来越低。当互联网2.0的门槛已经被降到极低的时候，在互联网1.0时代所拥有的那种互联网上特有的精英讨论的氛围，也随之破碎。在微博这种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任何人都能发表自己的言论，只要不违反法律。

在很多人所畅想的互联网3.0时代中，信息的交互被巨大的数据库所共享，每个人在虚拟的世界中都有自己的身份，用虚拟的货币进行交易。在那个世界之中，信息不再被局限在一个个APP里面，而是在整个互联网的世界里面交互，每个人的喜好都会被精确的定义，效率被无限地提高，人工智能将会帮助我们寻找信息，推送信息。看起来这是一个高效获取信息的美好世界。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同温层效应造成的讨论阉割

美国心理学家艾尔芬·詹尼斯在1972年提出了“同温层”的概念，其含义是：群体在决策过程中，由于成员倾向让自己的观点与群体一致，因而令整个群体缺乏不同的思考角度，不能进行客观分析。

信息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推送加剧了“同温层效应”的诞生。

它隔绝了人们发现自己不喜欢事务的可能性，人们的信息获取被局限在自己所舒适的圈层之中。他们所面对的人，所接触的内容，所发表的观点全都是自己所熟悉的以及自己所相信的。他们的音乐品味、视频爱好、政治观点都被一个个tag所局限在固定的范围。因此，他们不会也不愿意去寻找和自己兴趣相左的内容。

讨论在哪里？不需要讨论，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爱好。

用户沉迷于一次又一次的往下划，毋需讨论，只要沉迷就好。大众不在乎，大众需要围着一个东西转。

自媒体平台不会承担媒体的责任，它承担的是平台的责任，即使他们已经有了实质上媒体的意义。如果内容发生了审查的问题，他们会第一时间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不会对用户的心智负责，这似乎也不是他们的责任。

这当然并不是智能推送一个点所产生的问题，而是整体的结构性问题，但它毫无疑问地加剧了同温层的产生。

在算法推荐诞生之后，人们更加容易发现和自己一样的人了。在微博上，你可以采用拉黑、屏蔽关键词等各种方式不去看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任何时候，人们都越来越倾向于“抱团取暖”。

技术的发展，推荐算法和泛娱乐化，使得互联网越来越同质化、肤浅化。而当那些在舒适区习惯的人们走出舒适区的时候，他们就会怀疑为什么世界上有些人和自己的想法不同，继而攻击他人，谩骂也就随之诞生了。没有讨论，当然没有。

互联网中文生态构建

对话变得越发困难，因为双方说着不同的语言。于是在任何一个话题引起舆论的哗然时，群体的情绪先淹没了网络。

将现实生活中的理性原则运用到网络生活中形成的网络理性包括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个体理性是指个人在网络活动中能否通过道德自律来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而集体理性主要表现为一种网络社区整体上的包容和平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网络社区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净化的能力。

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这也就形成了群体极化的负效应，由于网络社区缺乏谣言自洁机制，再加上公共领域讨论的消失，便造就了现阶段的中文互联网生态。

要想构建一个良好的中文生态环境，解决的方式只有对话，惟有理性的对话才能消解矛盾。而这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一方面我们是否可以考虑给予更多的讨论空间，给予更多的包容，没有地方讨论，只会有更多的两极化、更多的简化和污名化以及更多无意义的争端；另外一方面，或许我们是时候需要对国民进行一些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而当国民有了更多独立思考的能力时，对于各种言论与事件也就有了更多的包容，少一些群体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