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改造前的辽宁抚顺市东洲区新屯街道莫地沟棚户区。图/新华
从抚顺莫地沟棚户区改造开始,辽宁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棚改”工程,东北人称之为“新土改”。如今,辽宁棚户区改造的经验,陆续在全国推广
本刊记者/刘炎迅(发自辽宁抚顺)
棚子前的炉灰,堆得很高。一下雨,各家门前的炉灰山开始融化,浓稠的灰黑液体四处横流,谁也别想走进这片棚户区,老远看过去,就像一片起伏的沼泽地,泛着浑浊的亮光。
10年前,对于抚顺的出租车司机来说,棚户区就是死地,车轻易不敢进来,偶尔闯一次,不敢刹车,还有被卡底盘或者泥足深陷的危险。
抚顺因煤而生,曾是1949年以后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城市之一。但到了“七五”末期,煤炭资源保有量大幅下降,主体煤矿纷纷衰退,煤炭采掘业相关行业日益萎缩,企业接踵停产、破产、关闭,一批批工人下岗失业,而这些工人的居住地——大面积的棚户区里,老矿工和家属们也日复一日重复着糟糕狼藉的生活。
2004年12月26日,抚顺气温降至零下29摄氏度。刚刚上任12天的中共辽宁省省委书记李克强来到莫地沟。他看到棚户区居民屋里的温度和室外相差无几,睡觉都得戴棉帽子,700多人共用一个厕所,颇感震撼。
他对随行的中共抚顺市市委书记周忠轩说,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改造棚户区这件事办好,为老百姓改善居住条件。
“以人为本不是一句空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百姓搬出棚户区!”
如今,这句话被印在宣传板上,挂在莫地沟社区全新的大楼3楼办公室内。
2005年,从莫地沟棚户区开始,辽宁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棚改工程,东北人称之为“新土改”。
一号工程一把手抓
孟详祯原是抚顺市调味品三厂党支部书记,今年72岁。当初被分到莫地沟棚户区的那套50平方米的屋棚时,他还很满足。这处砖混结构的房子,在棚户区里“算是别墅级别”,可是“别墅”里却没有上下水。
莫地沟原本位于抚顺市东南部,距市中心7公里,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据老人讲,很久以前这儿叫墓地沟,有数座坟头,叫着叫着,就成了莫地沟。莫地沟其实有两条沟,南路叫南莫地(也叫老莫地),北路叫北莫地(也叫新莫地),总称莫地沟。
1959年“大跃进”年代,东露天矿、西露天矿开采,莫地沟棚户区随之兴起,起初只是些临时居所,只计划使用15年左右,不想,一住就是50多年。在莫地沟实行棚户改造前,该地有居民1146户,3094人,80%是矿区职工,是抚顺市最贫困的地方之一。
这仅是抚顺棚户区之一。据抚顺市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抚顺市房产管理局局长史有成介绍,抚顺市有各类棚户区、矸石山居民区总计55片,房屋建筑总面积229.54万平方米,居住总户数7.04万户。
这些棚户区极具特殊性:一是房龄大都超过50年,房屋破损严重,亟须改造;二是绝大多数位于城市边缘,土地附加值极低,不具备市场化运作条件;三是绝大部分没有基础配套设施;四是居民经济承受能力低,低保户比例大。
孟详祯伸出手掌说,你看,原来在棚户区,为了取暖,整天要扒火炕里的积灰,要么就是打煤坯,手掌总是黑的,指缝和手纹永远是黑的,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2005年4月5日,棚户区改造在莫地沟拉开帷幕,共动迁1487户,建新楼106栋,建筑面积34.8万平方米,安置回迁居民6407户,16018人。
孟详祯记得,棚改初期,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来视察,那时社区一期13幢新楼刚竣工,李克强拉着他的手问:这房子质量怎么样?随后,李克强跟着他们进屋查看,孟详祯听到工作人员说:这房子,比书记的宿舍还好。
发端于莫地沟的辽宁省棚户区改造,被确定为省一号工程。如今总结经验,被概括为:“一号工程一把手抓。”时任省委书记的李克强曾四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棚户区改造问题,确定省委常委包市、市领导包片、党员干部包户的办法,并由省政府与各市政府签订责任状,纳入各市政府绩效目标考核,以此推进棚户区改造。
仅孟详祯就亲眼见过李克强三次深入棚改现场,各位省市领导也多次深入“前线”,领导的关注,确保了棚改工程的顺利推进。
房子有了,媳妇儿还会远吗?
棚户区,顾名思义,住在棚子里的区域。
曾是北厚屯棚户区居民的郑丽,是名63岁的老党员,老伴曾是抚顺钢厂的统计员,老两口和两个儿子住的棚子,只有28.5平方米。老人回忆棚户区的生活:最大难题是“吃水”。
多大的一片棚户啊,起初没有自来水,居民们自己打了4眼水井,每天拎着桶去提水。年纪一大,走路都吃力,再提上两桶水,走一路洒一路。后来接上了临时自来水管,但无法做到户户有水龙头,挑水的去处,由水井改成了水龙头。
吃水不容易,下水也不容易。
在水龙头旁,或者室外厕所里,郑老太会常与邻居聊烦心事,说来说去都那么几句,“又漏雨了”“火炕又堵了”“棚子裂大缝了”“打煤球找不到地儿”,往往到最后,都变成一声叹息。
厕所,也拥挤不堪,尤其是清晨。长长的队伍,男女混杂,睡眼惺忪,蓬头垢面,推推搡搡,冬日还必须穿上棉衣全副武装,郑老太们调侃这是“伦敦岁月”。
孟详祯的76岁老邻居马丽华,在莫地沟棚户区住了30多年,让她感慨最深的,也是棚户区的如厕问题,尤其是夜里,不方便外出,家家户户都备有便盆,早起倾倒。
在有些城市,比如上海,里弄里的生活也是相似的逼仄,家里没有卫生间,邻里们会商量着雇一个收“脏水”(大小便)的。但在莫地沟,就连这样的关键人物,也并不存在。
日子过得紧巴巴,没人打算从每个月的伙食费里抽出一点钞票,为废物脏水买单。于是,每天清晨,晨曦中混杂着浓烈的脏水臭味。大家会约定俗成地将脏水泼在稍微宽敞一点的屋棚之间的空地上。
冬日还好,冰雪覆盖,脏水泼出来,很快冻结,形成硬梆梆的小丘,新倾倒的脏水沿着小丘流淌成扇形,毫无规则地铺张着;但到了夏季,则发出让人作呕的气味,污秽也逐渐扩大地盘,有时因为地形起伏,缓缓流淌成若干方向的沟渠,苍蝇横飞蛆蛹滚动。
这是棚户区最日常的生活景观,日后搬离这里上楼的居民,每每忆及往事,大家都如祥林嫂般絮絮叨叨:那时的下水啊,你是没法想象……话匣子打开,满头白发的老者长吁短叹:“你说,那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呢?”
郑丽的大儿子那会儿还是临时工,老大不小,照例说该讨个媳妇儿,但姑娘家一听是北厚屯,转脸就走,“棚户区啊,去不得”;终于处上个挺好的女孩儿,对方不嫌弃,但一说到结婚,还是愁,住不开啊!
棚改后的莫地沟新区。摄影/刘炎迅
除了上下水、住不开,恼人的问题还有冬季取暖。
马丽华老伴去世得早,她独自带着两个儿子生活。本来,一个儿子在矿业公司上班,另一个在制钉厂,但随着企业破产,两个儿子也先后下了岗,靠打零工维生。冬天冷,他们从莫地沟边的山上捡来木柴,回来用火取暖。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柴火的热量微弱,买回来的菜,即便放在屋里,也要用棉被捂严实,否则就会冻坏。那些含着水汽的木柴和被窝里的菜,一度是一家人最珍贵的财产。
离开棚户区,曾经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是,2006年,郑丽的大儿子分到了一套65平方米的新房。这边刚领到钥匙,32岁的大儿子就拉着对象去了民政局,之后便订饭店、摆宴席。再后来,大儿子进了新钢铁厂,有了稳定收入,郑老太和老伴很宽心,还抱上了大孙子。
郑丽的二儿子现今也35岁了,在抚顺钢厂上班,棚改之后,也在小区里得了一套65平方米的房子,跟着老两口生活,虽然还没成家,但心情也不焦燥,房子有了,媳妇儿还会远吗?
清爽明亮有卫生间的房子,对于这些久居棚户的人们,无异于某种安定生活的心理图腾。
上楼的那天,马丽华高兴坏了,她将住了多年的棚屋甩在身后,不想再看一眼,那些积攒多时的“珍贵财产”,此时也无足轻重,“谁爱要谁拉走,我一点不想要。”
资金: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
棚户居民刘凤兰,56岁,人长得精瘦,说起话来眯眼微笑。
她坐过牢。她并不讳言。年轻时住在棚户区,家里穷,偷附近厂里的物件,拿到废品站换几个钱。17岁那年,她因此被关进监狱,蹲了7年。
出来已是24岁,学了两年电工后便以此营生。但出狱女人的名声总有些受歧视,即便有手艺,生活也不见好转。既在棚户区,又坐过牢。没人愿意娶她,突然大姨来说媒,含糊其辞:“那小伙子脑子有病……但人不坏。”刘凤兰倔强地答:脑子有啥病,不就被开过瓢,多大点事,日子总能过起来。她想证明,棚户区的女人,可以挑起最重的担子。
丈夫最初在钢管厂做工,每月工资200元,但身体不好,被劝回家休养,仅靠刘凤兰在铝厂打工维持,日子过得入不敷出。
她于是重操旧业,翻进厂墙,偷废钢材或煤炭块,以及一切能看到的值钱东西。她因此又进了3次监狱。儿子5岁时,她进去3年;13岁时,又是3年;最近一次是2005年,棚户区即将改造,她想捞最后一笔,好买下更大的房子。她当时并不知道,政府后来的安置房并不贵,每平方米个人只需拿600元。
这甚至远低于房屋建设成本价。抚顺市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史有成介绍,按照市场价格,房屋主体成本造价最低为每平方米600元,水电道路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成本,综合造价为每平方米达1100元,尚不包括税费和土地使用成本等。
资金问题,既是制约棚户区改造的基本问题,也是棚户区居民最关心的问题。棚户区居民,多是生活贫苦的低收入人群,无力为“上楼”付出太多的金钱。
为了解决这个关键性问题,辽宁省营口市的棚户区改造探索出一条市场化棚改之路,棚改后的土地通过招标公开出让,形成以企业为承建主体的棚户区改造模式。棚改回迁楼由开发企业承建,再由政府按其相关建设成本核算后回购。如此一来,棚户区的住户不需要支付太多,就能顺利上楼。
这个方法后来经过辽宁省多地经验的集合,形成了“政府补一点,政策减一点,企业筹一点,个人掏一点,市场挣一点,银行贷一点”的办法,多方筹集改造资金。
截至2010年,辽宁省通过棚户区改造,全省共腾出26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这些土地日后收归国有进行转让,在整体上增加了当地土地供应量,也得以通过转让金支付前期建设的银行贷款。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胡刚说,最关键在于“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
刘凤兰的儿子现在已经30岁了,去技校学了厨艺,也有了孩子,还到北京进修过。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儿子花了5万8千元,买下刘凤兰对门45平方米新房,一家5口,对门相望,日子过得越来越开朗。
这天坐在社区书记办公室里拍照,刘凤兰笑着说,我要坐在绿色盆景前,看着就有希望。
在棚户区时,刘凤兰常犯羊角风(癫痫),时不时就摔在烂泥地里。上楼后,不知为什么,这病很少犯了,“两三个月偶尔犯一次,也不太重。”刘凤兰觉得,这都拜棚改所赐,每天晚上还可以到铺着雕花地砖的大广场上跳舞,心情也好了。
“给我点温暖,我就不会那么坏了。”刘凤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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