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博士生；穆睿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大幅衰退，中美贸易数据却呈现逆风向好态势，中美仍然是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拜登政府上任半年来，中美经贸高层进行了多次沟通，释放的相关信号展现出双方谨慎应对与灵活处理经贸摩擦的心态。不过，截至目前，双边沟通尚未根本缓和中美经贸摩擦，拜登政府不仅未暂停对中国的经贸打压，相反仍在加大对华制裁力度，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风险不减反增。
一、疫情影响下中美贸易逆势增长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重创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不过，中国凭借积极的防疫措施快速实现经济复苏，出口增速逆势走高，在全球贸易中一枝独秀。中美贸易也一改2018年以来贸易摩擦之后的颓势，增长速度远超预期。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2020年，中美双边贸易总值达到4.0597万亿元，同比增长8.8%，远超202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1.9%的平均增速；其中，中国对美出口3.1279万亿元，增长8.4%，中国自美进口9.3187万亿元，增长10.1%。总体来看，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中美仍然表现出对彼此强大的刚性需求。
2021年上半年中美经贸数据依旧颇为吸睛。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中美双方仍在积极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特别是中国在履约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进度好于外界预期。中国海关总署披露的数据显示，在主要贸易伙伴中，中国对美贸易增速最高。2021年1-6月，中国在对前四大贸易伙伴——东盟、欧盟、美国和日本进出口分别为2.66万亿元、2.52万亿元、2.21万亿元、1.18万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27.8%、26.7%、34.6%、14.5%。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对美出口1.64万亿元，增长31.7%，其中机电产品出口1.01万亿元，增长34.2%，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3722亿元，增长24.1%；中国自美国进口5706.5亿元，增长43.9%，其中机电产品进口2388.6亿元，增长13.4%；农产品进口1360.1亿元，增长120.8%。中美愈发强势的经贸数据再次证明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存在着极强的互补性。
图1 2021年1-6月中美双边贸易额及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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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5-202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及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图3 2020年各月份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纵使过去几年中美关税战打得“水深火热”，高额关税对双边贸易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但是从疫情之下中美贸易逆势反弹的相关数据来看，两国之间高度的贸易依赖性短期内恐难改变。首先，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并实现复工复产，这使美国在较大程度上仍依赖于“中国制造”。面对疫情，中国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成功遏制住疫情扩散的势头，经济社会秩序快速恢复。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对待疫情颇为消极，美国国内疫情几度失控，对口罩、呼吸机等防疫物资的进口需求大增。2020年3月，特朗普政府开始豁免中国口罩等医疗物资的关税，并在当年9月、12月两次宣布延长豁免期限。拜登政府上任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于2021年3月10日宣布将99种自中国进口的医疗产品关税豁免期限延长6个月。此外，由于美国疫情的几轮反弹，美国家庭办公、娱乐所使用的“中国制造”电器和设备等也成为中国对美出口的巨大推动力。
其次，美国政府大力推动财政刺激计划，推动国内消费需求高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自中国的进口。为尽快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拜登政府继续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美国救助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便是最为重要的一项。该计划所涉金额为1.9万亿美元，其中包括为大多数美国人提供资金救助（每人一次性发放1400美元），为具备特定资格的人提供联邦失业救济金（即在2021年9月6日前每周发放300美元），以及由联邦政府向州和地方政府拨款3500亿美元等多项内容。上述财政刺激计划与美联储的无限量宽松政策，以及大范围接种新冠疫苗的措施共同发挥作用，使美国经济呈现出“史诗级”复苏态势。经济复苏又迅速拉高了居民消费，美国内部对制造业零售产品的需求有所上升。但由于美国的制造业生产在疫情的制约下尚未完全恢复，电子设备、家居等产品仍有赖于从中国进口，进而推高了美国自中国的进口额。
由此看来，持续三年的中美关税战并不完全“如特朗普所愿”损伤中美贸易，全球疫情大流行在某种意义上维护了中美既有的贸易秩序。当然，中美贸易得以维系甚至有所增长，必须以中美客观的经济互补性，以及双方的理性履约为基本前提。一方面，中美经贸结构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彼此之间的可替代性弱。中国通过科学防疫措施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中国外贸订单源源不断，而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满足了其巨大的医疗物资、生活物资等消费品需求，这种互补性是基于市场供求关系、遵循市场贸易规则的刚性存在。另一方面，在疫情背景下，中美双方努力履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及美国国内外经济政策在拜登上台后逐渐回归理性预期，这给中美双方继续履约增添了些许信心。
二、中美高层恢复经贸沟通但收效甚微
春去夏来，升温的不只有天气。5-6月中美在经贸领域频繁交换意见，中方在二十天内实现了同美方经济外交部门三位新上任官员的首次会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分别在5月27日、6月2日与美国新任贸易代表凯瑟琳·戴、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进行视频通话，两次通话各持续约50分钟。刘鹤与戴的通话是拜登上台以来中美经贸负责人举行的首次线上会谈，也是双方经贸负责人的尝试接触。与2021年3月中美高层官员之间的“安克雷奇对话”相比，此次谈话气氛更加和谐。中美在这两次线上会谈中表明了各自关切，但并未讨论具体议题。6月10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通话，美方称这次通话是“介绍性的”，中方称其为“坦诚、务实地”交换意见。从双方声明中可见，这次通话与此前两次通话的性质相似，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相比美国与其他国家在经贸领域的沟通，拜登上任以来美国与中国的经贸对话主要呈现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首次经贸对话时间晚。以财政部长耶伦为例，耶伦就任财政部长当月就在短时间内与英、德、法、加四国财长通话，截至6月，耶伦已与18个国家的财政部长或经贸事务负责人通话。然而，直至6月初中国才成为与耶伦通话的第18个国家。作为双方的前三大贸易伙伴，中美高层经贸对话的开启时间与双方的贸易重要性极其不相称。
第二，经贸对话缺乏实质内容。中美三次通话无一例外都只是交换意见，并未讨论双边关税、国际税收等具体经贸议题，甚至在新闻稿中也没有提及抗击新冠疫情、应对气候问题等相对容易存在共同利益的议题。相比之下，美国与其他国家讨论的议题涉及双边与多边，更加丰富与具体。虽然中方强调经贸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从双方三次通话的效果来看，中美在经贸关系上的分歧巨大，短时间内很难达成共识与合作。
第三，尚无成型的经贸对话机制。中美三次经贸对话集中在5-6月，且都是经贸负责人单独通话，尚未形成系统化、体系化的经贸对话机制。相比之下，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则设立了多种经贸沟通机制，如“五眼联盟”的财政部长会议，七国集团的贸易部长会议、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
表1 2021年上半年美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与贸易代表凯瑟琳·戴的外事活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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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虽然中美恢复高层经贸对话，但这种对话是尝试性、形式性、礼节性的，其实质性的促进作用可能有限。事实证明亦是如此，近两个月中美双方高层经贸沟通显然没有叫停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持续打压。
首先，拜登政府并未计划取消前任总统特朗普实施的对华高额关税。拜登初上台时，美国国内经济遭受疫情的沉重打击，彼时拜登新政府面临巨大国内经济压力，降低关税并促进对华贸易显然更有利于尽快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然而拜登却选择颁布新冠疫情纾困法案，以救济促内需。中美没有在新总统上台之初抓住谈判良机，日后围绕关税问题的经贸谈判取得进展或将更加困难。财长耶伦在2021年2月接受美国财经电视新闻网CNBC采访时曾表示将继续保留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但会在全面评估后研究如何推进这一关税举措。贸易代表戴在上任后首次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并未准备近期取消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拜登发放救济金、大兴基建等一系列增加财政支出的措施缓解了国内短期经济压力，但通货膨胀率却一路飙升，平均每月上升约0.8%，从1月份的1.4%升至6月份的5.4%，这也是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通货膨胀率首次破五。高通胀率意味着国内经济过热，这一危险信号带来的压力也为美国适时降低对华关税迎来可能。
其次，拜登政府变本加厉地制裁中国企业。拜登上任后，基本沿用甚至更加频繁地采取特朗普时期的实体清单、投资禁令等打击中方企业的手段：4月，美国商务部将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新增入实体清单；6月，在耶伦与刘鹤通话不久后，拜登又签署行政令，将禁止美国人投资的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企业总数扩大至59家，该行政令不仅延续了特朗普签署的禁止投资中国军方企业的行政令，还将投资黑名单中的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纳入其中。不仅如此，拜登政府更是将价值观与经贸问题挂钩。美方以“人权”、“强迫劳动”等为借口施压中国，继“新疆棉”事件后，4月份有消息称美国正在考虑立法阻止来自新疆的多晶硅等太阳能产品的进口。6月24日，美国务院还发表声明称正在推动多部门联动、多国家合作解决中国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美国商务部将四家新疆能源和矿产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列入实体清单并禁止进口相关金属原料，美国劳工部还将把在中国生产的多晶硅列入其强迫劳动产品名单。这一行为直指新疆的太阳能相关产业，是美国构建价值观供应链的又一体现。
最后，拜登政府的对华制裁手段更加成体系。相比于特朗普时期的大范围制裁，拜登打击的重点企业特征更为明显，其将国家安全相关企业限定在涉军企业范围内，制裁重点放在新兴技术、新能源、医药等关键产业，并结合“强迫劳动”这一价值观标签实施精准制裁。拜登利用行政令、实体清单、投资黑名单等手段更讲究章法与证据，因此，在联邦法官因证据不足而下令暂停执行美国对小米集团的投资禁令后，白宫并未公开表示反对。此外，拜登颁布行政令撤销了特朗普对TikTok与微信等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制裁，但取而代之的是审查所有与母国政府有潜在联系的软件应用，即对敏感数据的全面规制，这为未来进一步限制企业涉数据行为提供了合法性，其限制力度甚至可能超过特朗普时期的相关禁令。
三、小结
中美贸易战与新冠疫情都没有压垮中美经贸关系，疫情背景下中美经贸数据增长强劲，远超预期。考虑到中美两国的相对优势和经济体量，中美贸易稳健增长的局面短期内可能不会改变，虽然拜登政府目前未表露出降低对华关税的意愿，但双方在关税领域摩擦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不大。拜登政府已经意识到在美国进口中国货物需求难以替代的现实情况下，高关税不太容易冲击中国对美出口，反而显著加重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
在经济外交层面，三次高层经贸对话是中美开启经贸对话的重要信号，为后续两国就实质议题展开讨论营造良好氛围。但三通电话都未能有实质成果，说明中美经贸领域存在分歧巨大，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因此初次沟通选择了“搁置争议”。同时，在虚实结合的中美经贸交往信号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双方采取的具体措施。与数据增长、高层通话这些良性信号相对的是美国不断释放的制裁信息，拜登充分利用其前任特朗普留下的经贸领域的政治遗产，并一改特朗普时期的粗放风格，对中国经济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以将美国的损失降低到最低。
综上来看，在拜登上台与美国政策回归理性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白炽化的情景将不会再度上演。拜登政府可能继续保留对华加征的一部分关税，但更为突出的政策方向可能表现为，在其更为关切的投资安全、贸易规则、国企改革、产业补贴等问题上，适时以“削减关税”、“制裁”作为谈判条件，更加灵活地经营中美经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