捱过疫情的深圳街头小店：2年多亏了十几万，我要撑下去！

这是3家“守拙”式的深圳街边小店，坐落在原二线关外不算繁华的街区，店主自己上手操持，不熟悉互联网营销，有些连外卖业务都未开通。

在周边的门店，受疫情、店租，消费力下降等原因，陆续关门的情况下。靠着口味和平价实惠，他们熬过了疫情爆发后的第三个春天，熬到现在，他们的经营也不算乐观，谁也不清楚，未来还要应对多少变故。

在宝安开了27年汤粉店的李刚夫妇，疫情以来亏损了十几万，妻子平姐不想轻易放弃，这是丈夫家传的手艺，她希望还能把手艺和生意，再传给下一代。

“儿子说，不能停下来呀！”

这是李刚、平姐经营丰顺汤粉店的第27年。

夫妻俩年纪都不小了，老李接近60岁，一张黑脸很有气势，他老家在梅州丰顺，丰顺又称汤粉之乡，李家从父亲那一代就开始经营汤粉店。平姐比丈夫小十岁，讲起话来爽朗热情，笑意盈盈的脸上，能看出年轻时的姣美。

6月初，两人搬了店面，新店位于宝安区兴华二路，与老店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仅有100米。

李刚、平姐经营的丰顺汤粉店.

汤粉老店位于灵芝园新村的一栋居民楼下，从1995年开始，李刚夫妻从一家门面房开始经营，凭着口味地道，价格实惠，生意在两年间红火起来，两人又把隔壁两间店面，陆续租下来，一直经营到今年上半年。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老店的经营一日不如一日。店面靠近灵芝新村东北侧出口，每日进进出出的人原本不少。由于疫情防控，2021年11月，物业封闭了这一出口，老熟客们想到店里吃一口面，绕行一圈要走十来分钟，没多少人愿意特地花这个功夫。

大半年来，粉面店每天的经营流水只有几百块。三间门面房月租1.1万，帮忙的阿姨月工资4500元，给人家租的单价一个月也要支出1800元左右。店里的青菜、猪肉讲究新鲜，准备多了，上门吃饭的人太少，夜里只能倒掉。一个月七七八八算下来，支出根本覆盖不住成本。

这段日子不好过，夫妻俩每天一睁眼，就盼着东北侧出口开放，“老是想着，门开了就能好一些 ”。这道出口中间也开放过，去年春节前夕开了三天，宝安出现疫情，出口再次关闭。

“说老实话，这两年多，我们亏了最起码十五六万。”

2020年疫情爆发后，米粉店关门近半年，尽管疫情在当年3月份已逐渐平复，但愿意出门堂食的顾客，比以往大大减少，“不开门亏房租，开门还要亏人工、原料。”

重新开门后，店里的生意大不如以往，疫情断断续续反扑，夫妻俩中间关过几次小店，虽然时间都不长，可店开了关，关了开，对生意终归有影响。

店面搬迁后，店里唯一的帮工阿姨跟平姐辞了职。 她没敢再请全职员工，找了两个从前在店里上班的阿姨做小时工，一天俩小时，帮忙洗菜和刷碗。

新店门前的人流比以往增加不少，为了增加些收入，平姐决心抓住早餐的这点利润。夫妻俩凌晨5点得起床准备，一直开到夜里9点歇业，“从早到晚赚得都是辛苦钱”。

下午三四点钟，是店里的清闲时刻。平姐坐在餐桌上，回忆起汤粉店最红火的日子。“要是97、98年，我跟你说，我根本不可能有坐下来的时候”，那几年，店里招的帮工有15个， 全是年轻仔。每天从早上一直要营业到凌晨两三点，附近派出所打包夜宵，饭盒都是拿大塑料筐装，一装装几大筐，由店里的小伙子骑着三轮车送过去。

生意在2005年之前一直都算得上红火。

那些年周边的餐馆还不多，附近19区的老住宅区，现在看起来不起眼，在90年代住的都是有钱人。23区以前是工业区，聚集了很多工厂，喜德盛自行车厂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很多工人，这些年还会开一两个小时的车，来到店里吃一碗汤粉。不止单车厂的工人，有些搬到了机场附近的熟客，还经常挑中午时间开车过来，一次打包三四百块的东西。

那些年，附近的卡拉OK厅，新一佳超市，肯德基，都能给粉面店带来很多客流。到了2005年之后，这些店面或关门或搬迁，工厂也纷纷迁移到珠三角其他城市。店里的顾客，只剩下附近的居民，随着房价一年年上涨，居民的消费能力，似乎也不如以往。

好时光不再，过去大半年里，夫妻俩聊起经营上的困难，丈夫总劝平姐，年纪也上来了，实在不行就不干了。

平姐不敢这么想，家里三个孩子，大女儿结了婚，二儿子17岁，小女儿才10岁，孩子们将来花钱的地方还多得很，早些年赚到的钱，大部分让丈夫乱花掉了，房子也只买了自住的这一套。一家老小的生活全靠这个店，她怎么敢轻易歇下来。

店面搬到路边以后，生意算是有了些起色，平姐也不敢太乐观，她指指外面，周边的店，去年至少关了6、7家。有家理发店，以前跟她的老店相距不远，也开了有十几年，去年关了之后，被一家麻将馆接手。老店的三间门面房，房东再次挂出招租时，月租降了七八百块，如今还有一间没租出去。

坐在店里，平姐向我打听起线上投放和营销的门道，附近一家海鲜店，原本生意一般，突然间火爆起来，平姐从海鲜店伙计那里打听到，店老板花了好几万做广告投放，她听了有些心动。

听了我的介绍，她又对营销的效果泛起怀疑，她担心做赔本生意，“我们对这些，真的是一窍不通”。

米粉店原本没上外卖平台，生意萧条之后，夫妻俩也在两大外卖平台做起线上生意。搬到新店后，平姐手机的 APP，再也无法连上外卖小票打印机，这让夫妻俩很是犯难，将近一个月都没用上打印机。

我在店里捣鼓了大半个小时，总算给她的手机APP，连上了打印机。打印出小票的一瞬间，她原本失望的脸上，一下子舒展开来，兴奋地冲着丈夫喊，“人家帮我连上了”。

有时候，想到年纪大了，生意难做 ，她也灰心。这时候，17岁的儿子给她打气，“不能停下来，将来还要留给我做啊”。平姐总要反问“你做得了吗”，她担心儿子心浮气躁，吃不了苦。可她愿意把店撑下去，确实也是期望能把店传给下一代。

儿子读的是职校，成绩不算好，“毕了业与其给别人打工，给自己打工有什么不好”，她这个当妈的，还能帮衬帮衬他。

接近下午6点，店里陆续有顾客进来，她回到灶台，熟练地抄起米粉，涮烫，装碗，放料，上桌。这个家庭的生计，就是靠着几十年来，这一碗碗热腾腾汤粉撑下来的。

熬过第三个春天之后

钟天经营的米粉店.

在龙华民治片区开常德米粉店的钟天，这一年来，同样被日渐稀少的客流困扰。

钟天的店开在民泰路上已有9年。这是一条不足500米长的社区小街，串联了两个城中村、两个住宅区。以往，几个居住片区在民泰路上，均设有出入口。由于疫情防控，去年这几个出入口陆续关闭，米粉店的生意大不如以前。

周边片区餐饮店众多，能活下来的并不多，大多数门店活不过两年。钟天的店，是整条小街上生存时间最久的。与他相邻的门面房，卖过卤水、肠粉、馄饨……如今变成了黄焖鸡。

过去一年间，跟钟天相邻做生意的老邻居们，陆陆续续关店走人，“云吞店亏钱走的，琴行亏钱走的，包子店也是亏钱走的，以前怎么着都有笔转让费赚点钱。现在转都不转，直接就走了。”

2013年，30出头的钟天从公司辞职，在民泰路上盘下这家小店，做起了常德米粉生意。

钟天想做这个生意，很大程度是因为熟悉。他自小生活在肇庆的铁路局家属区，周围湖南人很多，小时候他吃过这种口味的米粉，直到成年以后，他才知道这并非广东风味。“自己从小吃过的，做这个心里有谱，感觉底气足一点”。在开店之前，他花了一两万，在一家常德米粉店学习了技术。

和多数小店老板不一样，钟天戴个眼镜，话少，说出来也是斟字酌句、慢条斯理，更像个温和细致的理工男，他也评价自己，“做事一向认认真真的”。

店里的米粉味道很好， 价格也地道，最便宜的12块，最高的18块。店里主要靠他一人操持，忙的时候会请个钟点工刷碗，妻子要照看两个孩子，只能捡零零碎碎的时间帮忙。店里短暂地开过一段外卖业务，因为人手顾不过来，米粉外送也很难保证口味，钟天又取消了线上的生意。

在疫情爆发之前，靠着这种“守拙式”经营，钟天的生意，一年比一年更好，熟客大多是附近居住的上班族。

聊起活下来的门道，钟天说不出太多缘由，“可能我没有乱花钱”，2020年初疫情爆发时，他盘算过当时的现金流，他起码可以撑半年。 扛过2020年春天后，钟天的生意逐渐有了起色，“虽然比不上疫情之前，但还算可以”。

不过，从2021年下半年到现在，钟天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当然，今年3月份是最糟的阶段，深圳按下“暂停键”7天，他的店面连续关了两周，“一来没什么生意，开了店还要赔水电、食材，亏得更多。二来也害怕，万一接待了确诊者，密接者，那就不知道关到什么时候了”。

3月份生意是亏本的，4月以后倒是有盈利，但每月的营业额只有4万多，相当于疫情前的一半。为了孩子读书，去年钟天在小店附近买了房子，耗尽多年积蓄，每月还有一笔数目不小的房贷要还。一家四口人的生计，全靠这个小店维持，最近3个月，刨去成本和每月1万的店租，实际赚到的钱，根本覆盖不了家庭支出。

钟天只能绞尽脑汁地想生钱的办法，比如拉长营业时间，米粉店7点开门，晚上12点以后关门，他守店到凌晨，妻子照应早餐的生意，早餐和夜宵赚不到多少钱，但能多一点儿是一点儿。

生意每况愈下，在钟天看来，人流减少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他觉得自己跟不上潮流了，“什么流量、网红打卡，这些都拼不过年轻人”。周边的门店换了一茬又一茬，店主们也越来越年轻，9年前，30出头的钟天刚开店时，还是这条街上最年轻的小老板，这一两年街上的店主，很多都是95后年轻人。

几米远的一家杀猪粉店，是大半年年前新开的，经常在附近居民当中做些营销活动，店里的人气看起来也旺得很。钟天感慨着自己老了，羡慕起对方的生意经。

早些年，看到旁边的小店开了关，关了开，钟天总是心有戚戚，“知道大家活得都不容易，赚不赚钱不好说，辛苦是肯定的”。这么些年过去了，见惯了邻居们来来往往，“说实话都有点麻木了”。

“风水轮流转，说不定下一个就轮到我了”，他神色变得黯然。一家人早先也商量过，店面实在经营不下去，那就重新租个店面做生意。说出这个决定，钟天又一丝不苟地道出一句，“我觉得还是自己要强大，你不会游泳，你换太多的游泳池，还是游不好”。

倪明的小龙虾店.

倪明的小龙虾店，距离钟天的米粉店只有几百米。小龙虾店位于热闹的食街，经营了7年多，也是周边门店当中，为数不多的常青树。

夜里12点之后，暑气消尽，微风习习，服务员把几张桌子挪到了店外，十几个客人剥着小龙虾，漫不经心地低声交谈着。

紧邻小龙虾店的，分别是一家老火锅店和一家小火锅店。老小两家火锅店，都计划近期关店离开。隔着十几米远的麻辣鱼，小酒馆，也准备离开，“店租太贵了，大家辛辛苦苦赚不到钱，只能走了”。

倪明的龙虾店面积不足100平方米，16年初开店时，月租2万，到了2020年涨到3.95万，最近一年业主降了租，一个月租金也要3.75万。

时下正是小龙虾旺季，倪明掰着手指算近四个月的生意，三月亏了，四月、五月、六月能赚钱，一晚上营业额平均下来5000元左右，店里生意最好的阶段，一夜的营业额能有一两万。

“疫情耗了这么久，大家的消费心态也变了，不敢轻易花钱。现在是周五、周六、周日盈利，其他几天保本。这两天疫情来了，周末来吃的人也少了。”

倪明一身黑色衣裤，常年守在店门前的水箱前，摞成两层的水箱里，是当天从浙江盱於空运过来的小龙虾。

他指着水箱上方的电视屏幕，“我是盱於人，你看，这是我们家的小龙虾养殖基地，有2000亩，我们是家族企业”。他父亲80多岁了，年轻时就开始做小龙虾生意，一直传到下一代和亲戚中。屏幕上，开阔的湖面上，壮实的年轻人正在船上布网，“这是我大侄子”。接着画面一转，又是一个翻炒小龙虾的男人，“这是我大哥”。

倪明做了20多年的小龙虾生意，最早在江苏常州，后来在上海吴淞口码头附近，经营了4、5年的小龙虾餐厅。家里的亲戚当中，表妹还在上海做小龙虾生意，倪明在表妹的餐馆里也有一些股份，上海疫情让店里的生意大受重创，“非常惨，不过还能活下去”。

2016年春节，倪明从一个在深圳做小龙虾生意的老乡那里得知，深圳的生意更好做一些，倪明决定离开上海，“上海的小龙虾餐馆太多了”。这年春夏之交，他的小龙虾店，在民治民丰路上开张了。

多年经营餐馆的经验，加上家族供应链的支持，倪明的生意一直做得不错，“2018年、2019年是最好的，什么都风调雨顺的”。

2018年，隔壁做西北羊肉的餐馆倒闭，倪明把店铺盘了过来。两间家门面打通，夏天卖小龙虾，冬天卖羊肉锅，他赚的钱比以前更多了。

疫情之后，倪明的生意没法再跟从前比，前厅的服务员也从5个减到了2个。2020年秋天，看着疫情蔓延至全球，他心里发怯，“疫情一来，说关店就得关店”，每个月7万多的房租也是一个压力，他把隔壁店面又转了出去。

好在他靠着口碑，积累了不少老熟客。很多附近的住户，搬到福田、南山之后，还会打电话，让倪明做好小龙虾，再打个网约车送过去。他打开微信，给我看这些熟客订单，“这个女孩搬到福田了，两斤虾才100块出头，打车费都要58元”。

“我老爸说，你凭良心做事，就是开在犄角旮旯里，也有人去，良心不坏，生意就不会坏 。”在这个夏夜里，倪明第三次跟我提及“做生意的良心”，新订单来了，他心情不错，抄起捕网，从水箱里捞起一群活蹦乱跳的小龙虾。

夜深了，这条食街上的其他餐馆，绝大多数都已歇业，其中不少门面，不久后又会换上新的招牌。不远处，钟天也关上了店门，往家的方向走去，他自忖也是个凭良心做事的人，可过去的这一年，太难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