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军马养殖在哪里？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马是人类驯化最重要的动物之一，它除了是人类的生活与生产资料，在战争中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战车与后来的骑兵往往能成为左右战局的胜负手。所以养马的事业都是以国家的组织和管理为主，即马政。

昭陵六骏：什伐赤、青骓、特勒骠、飒露紫、拳毛䯄、白蹄乌。

在周朝我国就已经有了养马制度——司马法，汉儒郑玄在《周礼·小司徒注》中说：“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古代以一里地方为井，也就是说每十里就要贡献一匹马。到了春秋战国，养马之风更盛，车骑的多寡成为衡量一个诸侯国强弱的标准，万乘之国就是大国强国的代名词。而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侵，中原意识到了骑兵上的差距，草原也要远比耕地更适合培育优良的马匹。秦统一后，朝廷在培养军马上也实行中央集权，官营大型军马场，并与游牧民族争夺水草丰美之地。

位于甘肃天水的放马滩，因传说秦始皇先祖嬴非子在此地为周王室牧马而得名。

秦始皇铜车马

秦朝的马政，史书中并没有详细记载，但汉承秦制，我们可以从汉朝的制度窥得端倪。西汉以太仆掌管马政，在秦汉边郡置六牧师苑令，主要分布在河西六郡中，下辖三十六所牧师苑，为朝廷提供军马。《汉仪注》记载：“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大致位于今甘肃、宁夏、陕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一带。关于三十六苑的具体所在，仅在《汉书·地理志》中有部分的只言片语：“北地郡灵川县有河奇苑、号菲苑；归德县有堵苑、白马苑；郁致县有牧师苑官；西河郡鸿门县有天封苑。”

位于甘肃张掖的山丹军马场，为汉朝培养了大量优质高原马。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

汉朝建立之初，社会一片残破，以至于天子出行都找不到同一颜色的马匹，大臣也只能坐牛车。而且面对北方匈奴人的侵袭，汉军更是暴露了骑兵上的劣势，马对朝廷来说是刚需。刘邦为赢得相对安宁的发展环境，不得不以和亲作为权宜。从高祖四年 （公元前199） 开始，朝廷向百姓征收算赋，为治库兵车马；同时还鼓励民间养马，养马一匹就可免除三个人的徭役。景帝二年 （公元前155） ，养马业已然发展到三十六苑的庞大规模，为汉武帝的反击积蓄了力量。

但战争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巨量的损耗。仅就战马的角度来说，漠北之战中，卫青霍去病的大军出塞，边塞上的官吏查点战马共14万匹，而战后入塞时只剩下不足3万匹，伤亡之惨重可见一斑。《史记·平准书》也记载道：“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朝廷财政陷入危机，军中的将士常常领不到俸禄。穷兵黩武同样也会加重社会的负担。车骑马乏，买马难得，不仅普通百姓，官吏也要贡献马匹。为了缓和日益激化的矛盾，西汉后期逐渐减少苑马规模：元凤二年 （公元前79） ，昭帝诏令“颇省乘舆马及苑马”；初元元年 （公元前48） ，元帝也诏令“省苑马，以振困乏”。

两汉之际，羌人的反抗此起彼伏，西北边郡成为了汉羌拉锯的战场。羌人势大时，甚至“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遭到沉重打击的牧师苑显然是难以为继，东汉初年唯汉阳有流马苑，到了和帝永元五年 （公元93） ，朝廷“诏有司省减外厩及凉州诸苑马”，再也没能恢复西汉时的盛况。

魏晋是一个由统一走向分裂的时代，游牧民族陆续迁入中原，农耕区一时变成了大片的牧场，北朝在马政上显然占据了绝对优势，而繁荣则集中于北魏。北魏初年采取了按户征取马匹的办法，泰常六年 （公元421） ，诏每二十户出军马一匹及大牛一头，以充课赋；此外又规定六镇百姓有羊满一百只者，也要调用军马一匹。在这种制度下，北魏的军事实力在太武帝时走向强盛。征服柔然、夏、南凉、北凉等割据政权，将水草丰美之地悉数据为己有，并以此为基础，设置牧场，拥有马匹多达两百余万。

北魏陶马

孝文帝继位后，着手进行效法中原王朝的改革，并将首都从平城迁往洛阳，同时还以河阳（河南孟县）为马场，牧养军马十万以拱卫京师。凡是河西走廊的马，每年移牧到并州，再逐渐向南转移，使马匹能够适应当地水土。后来由于北魏的分裂，牧马业在战乱中衰落下来。

隋朝统一后，在马政上除了沿袭前朝，还为唐朝奠定了牧监制度：“陇右牧，置总监、副监、丞，以统诸牧。”大业十年 （公元614） ，隋炀帝能亲率五十余万骑远征高句丽，足以证明这套制度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

但劳师远征也迅速败光了国祚，隋朝很快就在农民起义中崩溃。唐朝初年面临的残破与汉初相似，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便是仰仗骑兵扫清各路割据政权，加之北方还有突厥人虎视眈眈，使得唐朝十分重视马政。唐太宗把从突厥获得的两千匹马与隋赤岸泽 （今陕西大荔县） 的三千匹马，移牧于陇右，以太仆少卿张万岁 （张景顺） 主持群牧，张万岁以善于养马而闻名，自贞观十五年 （公元641） 至高宗麟德元年 （公元664） 这24年间，仅陇西一地就繁育马匹七十余万匹之多。连宋神宗都称赞道：“昔唐用张万岁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

唐三彩马

唐朝鼎盛时的牧马规模，曾担任过群牧使的宋人欧阳修概括道：“唐之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 （今陕西岐山县） 、豳 （今陕西彬县） 、泾 （今甘肃泾川县） 、宁 （今甘肃宁县） ，东接银 （今陕西米脂县） 、夏 （今内蒙古白城子） ，又东至于娄烦 （今山西西北） 。”国马的兴盛也带动了私人养马的兴盛，王侯将相达官贵人，其牧马遍于各地，而且皆以封邑为号，自制马印，以至于当时的人认为：“秦汉以来，以唐马最盛。”安史之乱后，因连年用兵，边防空虚，吐蕃趁火打劫攻陷陇右，将监牧马匹全部掠走。不仅如此，包括剑南、西山在内的三州七关军镇，监牧三百所，尽皆失陷，马政也随着藩镇割据宣告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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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鼎盛时期牧马地分布示意。

位于陕西宝鸡陇县的关山草原，唐朝时期这里牧马业发达，朝廷也设置了陇右牧马监，很多王侯将相的私牧业放于此。

这套制度同样为宋朝继承，真宗景德二年 （公元1022） ，改牧龙坊为监，在地方设牧监十四。相比于盛唐，宋朝未能收复西北部、北部大多数适宜养马的地区，因此，除位于今陕西大荔县的沙苑，其余基本集中在河南河北。在福建泉州、福州、兴化还有所谓的“洲屿马”，但培养马匹的质量显然不能和北方相提并论。

在低下的性价比面前，朝中就有了反对马政的声音，主要理由就是马政过于耗费国家财力，出现了牧监占用农民田地、与民争利的现象，包拯在奏折中就反映道：“缘河北西路惟漳河南北最是良田，牧马地已占三分之一，东路又值横陇，商胡决溢，占民田三分之二，乃是河北良田六分，河水马地已占三分，其余又多是高柳及泽卤之地，俾河朔之民何以存济？”因此牧监实际上处于存废摇摆的状态，宋朝的军马来源更多是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互市贸易。

在更北方的草原，蒙古各部落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完成统一，蒙古铁骑席卷欧亚大陆，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我国的元朝同样幅员辽阔。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的牧地分布也是空前绝后：“方今西越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地气高寒，水草甘美，无非牧羊之地。”其治下共十四道牧地，遍布全国大江南北：

蒙古骑兵

蒙古马

1.火里秃麻。位于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以西，安加拉河、勒拿河上游。

2.折连怯呆儿等处。位于今内蒙古通辽市附近，西辽河的下游。

3.阿剌忽马乞等处。位于今内蒙古西乌珠穆沁以西，含怯绿连、斡难河流域。

4.玉你伯牙等处。位于今元上都 （内蒙古正蓝旗） 至河北张家口西北一带。

5.哈剌木连等处。哈剌木连是蒙古人对黄河的称呼，也称“黑河”，发源于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经呼和浩特市南，从托克托县汇入黄河。

6.斡斤川等处。大致位于克鲁伦河上游，今蒙古国中央省南部及肯特省西部地区。

7.阿察脱不罕等处。大致位于今蒙古国科布多省扎布汗河、科布多河及哈拉乌苏湖周围草原一带。

8.右手固安州等处。下辖四个马场分别位于河北永清县、涿州、正定、青县。

9.左手永平等处。下辖马场分别位于河北卢龙、香河，天津武清河西务，辽宁兴城菊花岛。

10.甘州等处。位于今甘肃张掖。

11.庐州。位于今安徽合肥附近。

12.益都。位于今山东益都县 （青州市） 。

13.亦奚不薛。位于今贵州毕节草原。

14.高丽耽罗。位于今韩国济州岛。

元朝十四处牧地分布示意

但元朝对牧地的经营要比前朝粗放的多，带着些许游牧习气，除了官营牧场外，还有蒙古贵族无数的私营牧场，他们的牧地多数是强行圈占了农民的耕地：“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朝廷对此往往也是纵容的态度，甚至对民间还进行掠夺式的括马政策，强制征调马匹以充税赋。使得忽必烈去世后，马政也随着元朝的迅速腐化而衰落。

元朝的括马政策一定程度破坏了当时的农业和养马业，影响一直到明朝初年，朝廷还是深感马匹的匮乏，尤其在北方，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尚存。明朝的马政分为官牧与民牧：“官牧给边镇，民牧给京军。”而官牧的军马寺又分为行太仆寺与苑马寺两大系统。洪武三十年 （公元1397） ，朱元璋重新划定北边牧地，自东胜 （今内蒙古东胜区） 以西至宁夏、河西、察汗淖尔，以东至大同、宣府 （今河北宣化县） 、开平 （今内蒙古多伦县） ，又东南至大宁 （今河北承德） 、辽东，抵鸭绿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西抵黄河外,东历紫荆、居庸、古北抵山海卫,皆有牧马草场。

位于胶州的牧马城遗址，牧马城原为汉代拔国都城，因明朝在此豢养军马而重修城池而得名。

同时，朱元璋鉴于牧地过于广袤，不容易管理，便于北京、辽东、山西、陕西、甘肃设置行太仆寺。永乐四年 （公元1406） ，朝廷又在北京、辽东、陕西、甘肃四地设置苑马寺。行太仆寺与苑马寺俱隶属于兵部，其麾下的牧马人，多是被迫征调养马代替徭役的、职业士兵以及充军的罪犯。例如在宣德七年 （公元1432） ，朝廷就将杂犯死罪应充军者发配到陕西行太仆寺养马。

但也是在宣德之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马政也逐渐废弛。藩王豪强在西北边疆也有大片的牧地，这些牧地多与朝廷的犬牙交错，这就为藩王豪强的蚕食鲸吞提供了便利。弘治八年 （公元1495） ，兵部尚书马文升在奏折中痛陈：“即今京营牧马草场，俱被势要之家，或亲王占为己有，亦有被军民开耕占种者。”其始盛终衰，大率由草场兴废。

由于清朝也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入关之初统治基础薄弱，所以满清也和元朝一样对马匹进行严格的控制，原则上禁止百姓养马：“现任文武官及兵丁准其养马，其余人等不许养马。”清朝的官办牧场在中央还是沿袭历朝法度，设太仆寺来管理。乾隆八年 （公元1743） ，朝廷议准划定“两翼马场”的界域：“太仆寺左翼四旗牧场在张家口外东北一百四十里哈喇尼敦井，东西百五十里，南北百三十里，东以布奎布拉克为界，西以察罕齐老台为界，南以都什山为界，北以呼什呼兰台山巴延托罗该为界。太仆寺右翼四旗牧场在张家口外西北三百十里齐齐尔汉河，东西百五十里，南北三十二里，东以库努克托罗该努克图沟为界，西以珠尔台乌喾尔齐老为界，南以格根达巴敦达哈喇为界，北以布尔噶苏台南岸为界。”

皇室直接拥有的马场规模也远非前朝可比。康熙十六年 （公元1677） ，朝廷改御马监为上驷院，为皇帝培育巡幸、谒陵、行围等的御用马匹，坐拥大凌河、达里冈爱、上都达布逊诺尔三大牧场。大凌河牧场位于今辽宁锦州北部，其他两座均位于察哈尔北部的独石口外：达里冈爱在多伦诺尔厅之东北，毗邻外蒙古；上都达布逊诺尔，则东至多伦诺尔厅，西至察哈尔镶黄旗，南至独石口。

在地方，清朝能够入主中原，八旗军是仰仗的核心力量，为巩固统治，八旗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驻军，也各有马场，所以马政自然也带着八旗特色。而单单倚靠八旗军，也难以巩固统治，故清朝吸纳大量汉族臣民加入常备军，是为绿营。且随着八旗的腐化，绿营官兵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他们也有自己的牧场。地方马政的重心仍然是在西北，清朝前期频繁用兵，因此对马匹长期有着旺盛的需要。

雍正十二年 （公元1734） ，陕甘总督刘于义感觉仅以两省之力无法满足需要，便上疏道：“臣留心体访，闻西宁摆羊戎地方可设牧场，随委原任西宁府知府黄澍前赴查勘。黄澍称：摆羊戎周围约三百四、五十里，其间荒地甚多，且骁水草可牧马六、七千匹。又肃州嘉峪关外之花海子湃带湖一带周围约二百余里，水草富裕，至甘州之大草滩、凉州之黄羊川，水草尤属丰裕，皆可设厂牧放。”乾隆帝继位后，刘于义的提议获得了批准，朝廷在西宁、甘州、凉州均设置了马场。乾隆二十四年 （公元1759） ，准噶尔汗国最终被完全消灭、大小和卓叛乱被镇压，新疆完全归于王化，朝廷也开始设置马场，以备军事、屯田、交通之用。其中又以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巴里坤规模最大，除巴里坤属绿营外，其他牧场均由伊犁将军属下的八旗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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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新疆主要牧场分布示意

巴里坤

综上，除了元朝的过于辽阔，我国古代军马场的分布基本集中于北方、西北方的草原。值得注意的是，军马场的兴衰与王朝的兴衰是基本吻合的，历朝历代都是大同小异。在王朝的初期，为巩固政权和军事需求导致朝廷高度重视，大力发展，培养出的大批军马也为立下汗马功劳；在王朝的鼎盛期，由于外部威胁的下降，军事需求也随之下降，造成军马的作用日益递减，牧地就不可避免造成资源浪费，与耕地的矛盾也日渐凸显，腐败逐渐滋生；在王朝的衰落期，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前，朝廷无力扭转马政的腐败，军马场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随时要面临豪强的蚕食、外敌的鲸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