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驯服寡头
——普京
普京从叶利钦手里接过的俄罗斯长着两个肿瘤，一个是车臣分离主义，另一个是寡头统治。休克疗法把整套美国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迅速引入俄罗斯，并在极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私有化。苏联式的计划管理体系瓦解了，但市场经济体系却没有像叶利钦期待的那样迅速建立起来——俄罗斯出现了一个权力与财富的真空。在衰败的政治生态下，寡头、外企、黑帮以及地方政治人物迅速将这一真空填满。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攫取了苏联70年积累的经济财富，国家充沛的资源被贱卖，产生的利润通过大门敞开的金融体系直接流入外国账户。俄罗斯遭遇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盗窃和抢劫。
寡头并非俄罗斯特例，美国也有寡头。谷歌、微软和苹果三大公司对美国的IT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使美国在信息科技领域引领世界的力量。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现实主义为如何评判寡头的是与非提供了最简单的路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在其名著《权力与繁荣》中提出的“分利集团”和“共容性集团”的概念成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导航。俄罗斯寡头是作为共容性集团服务于国家和人民，还是作为分利集团抽走国民财富、危害国家利益？如果是前者，国家应该强化寡头的竞争优势；如果是后者，国家应该使用政治力量进行纠正。叶利钦时代发展起来的寡头已富可敌国，严重危及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损害到国家利益。普京首任总统后开始规范作为俄罗斯分利集团的寡头，不仅仅是收回他们具有“原罪”性质的财产，更是俄罗斯政治振兴的开始，成为奠定普京未来政治经济之路的基石。
注释
[1]《普京文集（2002—2008）》，张树华等译，67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一、寡头财富与权力的二维码
1992年开始的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没有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没有形成促进市场竞争的企业家阶层，而是使经济从苏联高度计划时期的国家垄断变成了俄罗斯激进转轨年代的寡头垄断。以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掌门人和政治权贵为主的群体对国有资产实现了合法占有，依照俄罗斯法律并在政府直接参与下形成的寡头建立了自己的财富和权力版图，恶化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生态，使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混乱复杂。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寡头政治是政治权贵与经济大亨相互勾结，以俄罗斯的未来为筹码，实现各自的私利，在这场交易中，俄罗斯人民的利益被全然出卖了。
（一）政治混乱导致财富失衡
随着苏联计划经济大厦轰然倒塌，叶利钦启动了20世纪最大规模的俄罗斯私有化进程。当时大权在握的苏共内部的既得利益阶层和特权阶层成员迅速将权力转变为资本，成千上万的苏联国有企业的经理们非常精明地利用“无偿私有化”和贱卖国有资产而暴富，而畸形的“贷款转股份”计划作为一场浮士德式的赤裸裸的政治交易，则把这些企业从一批经理们手中转移到少数实力强大的金融工业集团——俄罗斯寡头手里。俄罗斯寡头是在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俄罗斯大资本的代表，是叶利钦时代既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又控制国家政权的特殊利益群体。
·资本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1992年6月11日，最高苏维埃最终批准了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制定的私有化计划，核心内容是从1993年1月到1994年6月大约18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大部分企业的私有化。前文提到的作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私有化的总设计师——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阿纳托利·丘拜斯的核心目标既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通过把所有制从国家转为个人，丘拜斯准备永远摧毁全能的苏联式官僚体制的支柱，迅速创造一个愿意为资本主义而战的选民阶层——新的私有财产所有者”；“而且，丘拜斯自然也不反对用私有化的收益来填充已经灾难般空虚的国库。但是，所有这一切潜在的好处都是第二位的，都是可以为最核心的目标而牺牲的”。 [1]
迅速的私有化使俄罗斯付出了高昂的社会经济代价。如前所述，价格自由化使绝大多数俄罗斯百姓的一生积蓄化为乌有。在这种情况下，“想快速将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一结果，即大部分财富将转移到原来的上层集团中居于有利职务的官员手中，这些人与那些制定政策的人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2]。的确，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准确知道企业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实际得到了多少好处，事实上这已构成对国有资产的偷盗和抢劫。但是，“经理们的确以低得可怜的计划价格把设备和产品卖给了他们的朋友、亲戚和同党，这些人又以高价转卖或出口。经理们与外国人或其他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将资产和机器设备白白地转移到这些企业，因而从中获取大量个人好处……这种诱惑是巨大的，合法交易与非法交易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 [3]。
为了将苏联时期的国有企业经理们侵吞的国有资产合法地据为己有，丘拜斯提出了最为慷慨的私有化方案——允许企业工人和管理人员以名义价格购买其所在企业51%的具有投票权的股份；为了最快以及在最大限度上获得大众支持，丘拜斯提出了一项将“苏联留下的财产直接给予俄罗斯人民”的措施——向每位俄罗斯公民发放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用以支付分配给他们的企业股票的名义费用等。这就是叶利钦时代著名的俄罗斯国有资产“无偿私有化”。
无偿私有化提供了将大量国有资产向私人手中转移的“历史性机遇”。1992年开始的私有化只不过为“资本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提供了法律依据，具有平民主义色彩的证券私有化并没有“形成作为市场关系基础的广大私有者阶层”，反而成为各级官僚和各种基金会大量收购居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很多平民百姓的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只换得了一瓶伏特加酒）、将国有财产变成私人财产的一种合法手段。具体来看，通过大规模的无偿私有化，企业领导人利用私有化法所赋予的对企业股份的一定控制权，开始收购私有化证券，聚敛财富并逐步把企业置于自己的掌握和控制之下。到1994年年底，将近2/3私有化后的大中型企业的控制权落到了苏联时代的国有企业厂长经理们手中——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合法化了。
·“贷款换股份”计划使寡头最终形成
丘拜斯的无偿私有化奠定了俄罗斯寡头形成的基础，但寡头的最终形成要归功于波塔宁等寡头们设计的“贷款换股份”计划。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寡头们结成了利益集团。这是一场典型的浮士德式的赤裸裸的政治交易，是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政治精英和俄罗斯寡头之间为达到各自目的而相互交换的政治行为。
私有化初期的无偿私有化迅速改变了企业所有权，但没有改变企业的运行机制，也没有增加政府的预算收入，宏观经济结果依旧惨淡。1995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15%，人们看不到经济复苏的曙光。时任俄罗斯政府顾问的波塔宁设计出了著名的“贷款换股份”计划。从表面上看，这一计划似乎堂而皇之地表现为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和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经济行为：由当时最具实力的七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弗里德曼、波塔宁、斯摩棱斯基和阿文组成财团向政府放款，而政府用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做抵押，若政府不能如期偿还贷款，则抵押的股份就要被拍卖。但事实上，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的俄罗斯政府是不可能如期还款的。因此，这是一个将国有资产进一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将少数俄罗斯人变成亿万富翁的计划。1995年8月31日，叶利钦签署了第889号总统令，政府将拍卖一批重要企业的国家股份交给私人管理，以此换取贷款。这种拍卖在形式上颇具公开性和竞争性，实际上却被内部人所控制。由于利益相关者的激烈游说，外国人被禁止直接参与首批被拍卖的七个企业的竞争，其中包括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斯丹科石油公司、尤科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
这些股份虽然从程序上来看是合法拍卖的，但拍卖只是为了掩盖真正的内部人交易，没有一个圈外人分走一丝一毫。这些曾经的苏联国民经济的支柱企业、国民的共有财产全部落入了俄罗斯的七个寡头手中，更可怕的是，寡头们借给政府的钱与那些大型国企股份的价值相比微乎其微。正是在波塔宁自己所设计的方案和一手操纵下，作为“贷款换股份”计划的首个实施方案，他如愿以偿地将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收入囊中。在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的拍卖中，波塔宁的俄罗斯联合进出口银行被政府指定为主持者，波塔宁以1.701亿美元(比起始价1.7亿美元仅高出10万美元)胜出，获得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38%的优惠股和51%有表决权的股份，而其竞拍对手3.5亿美元的出价则被判为无效。与国际交易所对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40亿美元的价值评估相比，波塔宁付出的代价简直就像一场玩笑，而整个拍卖也像一出闹剧。 [4]
“贷款换股份”计划既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明，而是“无耻和狡猾，乃至于除了莫斯科内部人的小圈子以外，人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也没有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5]实际上，“贷款换股份”计划是一场赤裸裸的诈骗，是对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的嘲讽和玩弄。其最终结果是一种“变态的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
事实上，俄罗斯的寡头不是完全自发地产生的，而是通过政府不同程度的参与，也就是通过颁布法律、命令等手段自上而下地推动和组织起来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相互接近和融合的性质。到1996年年底，为了把金融工业寡头的形成和发展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俄罗斯共通过了2个法律、5个命令和11个政府决议及指令。正是在政府的直接推动甚至命令下，许多由政府要员或公开出面或在背后支持的大工业企业、金融和商业机构纷纷走上金融工业寡头之路。
从此，俄罗斯进入了由特权阶层通过极低代价获得高额资产的“强盗经济”时代。
（二）寡头的经济版图
俄罗斯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以瓜分国有财产的形式造就了一批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融工业寡头。他们在私有化过程中掌握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垄断着金融信贷部门以及诸如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等许多重要的生产部门，控制着大部分新闻媒体，以国有财产构筑起自己的经济王国。
·“院士大亨”别列佐夫斯基
身为莫斯科大学数学系教授的别列佐夫斯基于1989年投身于俄罗斯商海，在俄罗斯经济市场化、自由化中通过收购多家国有汽车企业并将其转为汽车进口商赚得了第一桶金。1993年别列佐夫斯基结识了时任总统叶利钦并颇得赏识，几年内分别以参股、控股或收购方式进军媒体、航空和石油领域，成为俄罗斯的主要寡头之一。1995年12月,他买下西伯利亚石油公司51%的股份,并控制了俄罗斯民航业。为掌控媒体并向政府施加影响,别列佐夫斯基收购了俄罗斯公共电视台16%的股份、电视六台29%的股份，并拥有《独立报》、《星火》周刊的部分股份。别列佐夫斯基的财产最多时高达30亿美元。
·“石油沙皇”霍多尔科夫斯基
作为曾经的苏联共青团干部，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苏联后期倒卖过外汇，也兜售过假酒。20世纪90年代，随着俄罗斯银行业的放开，霍多尔科夫斯基从莫斯科市苏维埃执委会收购了梅纳捷普商社、梅纳捷普民办银行等数家经济实体，通过组建梅纳捷普投资银行而成功步入银行业。利用担任俄罗斯政府总理经济顾问之机，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混乱的权力中枢中建立了广泛的人脉网络。在高官要员的庇护与支持和他所具有的犹太血统的共同作用下，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商业经营与资本扩张方面如有神助。1995年12月，霍多尔科夫斯基成功步入国家最重要的能源领域——以3.5亿美元获得了市值70亿美元的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45%的股份，1996年就任尤科斯总裁。随后尤科斯在莫斯科证券交易所上市，市值最高时为187亿美元，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寡头地位因此而正式确立。 [6]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使梅纳捷普投资银行几乎破产，但借助石油价格上涨、巧妙地获取西方国家金融机构的援助与转移财产稀释股份等手段，霍多尔科夫斯基确立了自己对尤科斯的绝对控制。从1997年到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财富由24亿美元迅速增至80亿美元，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上跃居第26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俄罗斯首富。一时之间，有钱有势、年轻英俊的“石油沙皇”成为俄罗斯的风云人物。
·“传媒大王”波塔宁
出身于苏联外贸部高官家庭的波塔宁，也是在1995年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中确立了其寡头地位。利用在政府部门的关系网络和在私有化中建立的MFK银行以及联合进出口银行，波塔宁在国有资产收购交易中牟取暴利。1995年波塔宁以1.701亿美元的出价成为世界最大有色金属企业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还掌控了石油巨头斯丹科石油公司等一系列重要工业企业。1997年，在别列佐夫斯基的撮合下，波塔宁得到了华尔街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帮助。与摩根士丹利合作，波塔宁取得了电子通信界垄断企业——俄罗斯国有电信公司25%的股权。多年经营后，波塔宁作为MFK银行、联合进出口银行、斯丹科石油公司、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等企业的大股东，资产高达16亿美元，于1998年名列福布斯寡头榜，也是第一个进入排行榜的俄罗斯人。1997年5月，波塔宁离开政府，继续打造自己的工业和金融帝国。波塔宁还是继古辛斯基之后的俄罗斯传媒大王，他拥有《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等多家报纸的股份。
·“低调绅士”弗里德曼
有着乌克兰犹太人血统的阿尔法集团总裁弗里德曼掌控着秋明石油公司，并且涉足水泥、建筑、银行、超市、房地产、电信等领域。
通过石油贸易赚取暴利的马克·里奇的很多商业资产都被阿尔法集团收购了。显然，秋明石油公司是弗里德曼商业帝国的核心企业，它与英国石油公司（BP）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资产达140亿美元。从2001年到2003年，弗里德曼的资产从11亿美元增至43亿美元，是俄罗斯当今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之一。
·“媒体大亨”古辛斯基
犹太后裔古辛斯基在1989年组建了大桥银行。1993年开始进军传媒业，购买了俄罗斯独立电视台77％的股份并出资在该电视台开辟新频道。随后，古辛斯基控制了俄罗斯《今日报》和《七日》周刊等，收购了著名的“莫斯科之声”电台，并与美国人合办《总结》周刊。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古辛斯基已组建起强大的媒体帝国，成为俄罗斯“传媒大亨”。当时，其私人资产高达4亿美元。1996年，古辛斯基的传媒帝国帮助叶利钦赢得总统之位。
总之，寡头的兴起是苏联后期畸形经济改革的产物，是俄罗斯经济转型期的一场灾难，它使几个人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剥夺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使几个人的财富大厦建立在国家衰败和人民贫困的基础上。1998年仅13家金融工业集团的产值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94％，这些集团的银行存款额和集团下属企业的生产值超过了2080亿美元。到1999年年底，在俄罗斯形成了大约50家大型商业集团，几乎控制了国家经济的60％~80％。 [7]
（三）干政：“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让一只猴子当上总统”
随着俄罗斯寡头经济版图的扩张，他们开始在政坛翻云覆雨，逐渐形成了俄罗斯典型的政商结合控制国家权力的寡头政治——干预立法、操纵媒体、左右选举甚至亲自出任政府要职。
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或者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的联姻，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满足于个人聚敛财富和加强对经济的控制。为阻止共产党卷土重来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它们还要成为左右俄罗斯政治进程的主导力量。开启了俄罗斯寡头政治时代的别列佐夫斯基说，“如果不参与政治，你就无法保护你的资本”，甚至曾放出了“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让一只猴子当上总统”的狂言。从1996年叶利钦竞选连任到 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后的两年内政府的频繁更换，台前幕后都有寡头们活跃的身影。
·以国家财产为筹码的政治交易
在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叶利钦强大的对手是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尤其是叶利钦代表的民主派在1995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失利使叶利钦颇为焦虑。 1996年3月的一天，叶利钦秘密召见了七位金融寡头——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大桥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梅纳捷普银行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俄罗斯
联合进出口银行总裁波塔宁。叶利钦和寡头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寡头提供财政支持，确保叶利钦连任；叶利钦则承诺维护寡头的经济利益。从此，俄罗斯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词汇：“七大寡头”。
实际上，“贷款换股份”计划就是叶利钦给寡头们开出的价码，也就是叶利钦试图用国家的资产来换取他的个人竞选连任的胜利。当然，寡头们在经济上想获取更多的“贷款换股份”计划的红利，在政治上自然也不希望以久加诺夫为代表的俄共掌权——那意味着既得财产被剥夺甚至面临被绞死的危险。
为了阻止久加诺夫当选总统，支持符合他们利益的叶利钦继续执政，七大寡头除了向叶利钦竞选班子直接提供5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外，还采取购买政府短期债券等方式变相地支持叶利钦。受七大寡头的委托，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丘拜斯全力以赴从中斡旋。第一轮选举后，为了确保叶利钦最终战胜久加诺夫，他们又策划使得票率居于第三位的列别德与叶利钦联手。这表明俄罗斯寡头们已经开始公开干预总统选举——决定俄罗斯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正是由于寡头们所提供的大量政治献金的支持及其手中所控制的大众传媒 [8]的影响，叶利钦赢得了1996年总统选举连任的胜利。别列佐夫斯基在对美国《福布斯》杂志的一次采访中得意地说，“俄罗斯企业家在叶利钦胜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不是秘密……这是事关我们生命利益的战斗。”
1996年8月9日，在叶利钦总统宣誓就职仪式上，七大寡头一字排开集体亮相，这是一个象征着俄罗斯寡头政治的经典的历史画面，标志着俄罗斯寡头政治时代巅峰的到来。随后，叶利钦接连对支持他的寡头兑现了当初许下的诺言——寡头直接进入了俄罗斯最高权力机关。别列佐夫斯基直接进入总统班子，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波塔宁在新一届政府班子中任第一副总理，在执掌俄罗斯经济大权的同时，他还经营着自己的经济王国——掌握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38％的股权、彼尔姆飞机发动机公司和吉尔汽车厂各26％的股权并经营冶金、石油和房地产业务。在1997年上半年进行的政府改组中，波塔宁虽然没有留任，但代表俄罗斯寡头利益并深受寡头们信赖的前总统办公厅主任丘拜斯成为政府中管理财经工作的第一副总理。
·寡头们在游艇上决定政府的命运
从1996年总统大选到1997年上半年的政府改组，人们清楚地看到，俄罗斯的寡头们已毫无顾忌地从后台走上前台，成为左右俄罗斯政局的力量。寡头入阁标志着俄罗斯金融工业寡头已经成为政权机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俄罗斯《公共周报》载文指出，这“显示出俄罗斯政治进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权力在向银行寡头的手中集中”。俄共和一些自由民主党人认为，这些商人“代表着一个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寡头政治集团，它一旦掌权将会危及俄罗斯成为一个以法制为基础的开放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的机会”。亚博卢集团领导人亚夫林斯基称这是“寡头政治和黑手党”。著名的人权活动分子科瓦廖夫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容易落入一个新的党政官僚集团的统治之下……这个新的党政官僚集团厚颜无耻，它不会遵守任何规则”。的确，这一点在1998年8月的政府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寡头们在一艘游艇上决定了年轻的基里延科政府的命运。
1998年4月，年仅35岁的基里延科接替切尔诺梅尔金出任俄罗斯政府总理。基里延科上任时，俄罗斯经济已是风雨飘摇。面对捉襟见肘的国库和动荡的金融市场，基里延科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增加预算收入和节约预算支出。为增加预算收入，要在1998年6月底前从20家欠税大户那里征收50亿卢布的税款。1998年8月17日基里延科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联合声明”，不仅宣布了国家的破产，也让靠国家负债而兴旺起来的金融工业寡头无法收回贷款。受到威胁的寡头们决定反击。1998年8月20日，在圣特罗佩港湾的一艘游艇上，由别列佐夫斯基提议召开了由几个核心寡头参加的秘密会议，决定斗垮使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受到威胁的基里延科，说服叶利钦用他们的盟友切尔诺梅尔金取而代之。1998年8月23日晚，按照寡头们的要求，叶利钦宣布解散执政仅120天的基里延科政府。此后，俄罗斯又陷入了一轮新的政府危机，政府危机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的发展。总之，俄罗斯已陷入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中。
注释
[1]［英］克里斯蒂亚·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刘卫等译，4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2]［美］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2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美］约瑟夫·R·布拉吉等：《俄罗斯私有化调查》，乔宇译，34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4]参见［英］克里斯蒂亚·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刘卫等译，16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5]参见［英］克里斯蒂亚·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刘卫等译，153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6]2001年，尤科斯石油公司的产油量为4.38亿桶（日产量120万桶），确认埋藏量为120亿桶，仅次于卢克石油公司（OAO Lukoil Holdings），位居俄罗斯第二位，且公司市值最高时曾位居俄罗斯首位。英国《金融时报》2001年5月10日刊文报道，俄罗斯企业首次进入世界五百强，而其中先驱即是尤科斯，以市值18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237位。
[7]参见邢广程：《普京与寡头的关系——影响俄罗斯社会发展进程的问题》，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1）。
[8]别列佐夫斯基参股的两家国家电视台和数家主要报纸在叶利钦总统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叶利钦展开宣传攻势，帮助叶利钦后来居上，赢得连任。
二、国家衰落与政治振兴
1991年苏联的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危机是典型的当代大国衰落的案例。人们感到困惑的是，曾经辉煌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大厦怎么顷刻间轰然倒塌了，独立后的俄罗斯联邦为什么再一次滑向崩溃的边缘？除了那些容易列举的表面现象外，更深层的原因是政治衰败和社会僵化使国家走向衰落。政治衰败造就了强大的分利集团（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七大寡头），而分利集团通过操纵政治维护自身利益进而阻止了社会资源的流动与再分配，最终造成了社会僵化。因此，政治衰败是分利集团的土壤，分利集团是政治衰败的标志。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一个国家就会像一架没有驾驶员并迷失了航线的飞机——难逃坠落的命运。
在苏联解体之前，戈尔巴乔夫也曾进行过多次改革尝试。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虽然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治家，但也无法撼动多年来苏联积累的各种利益集团（比如特权阶层），最终政治衰败和社会僵化使苏联如巨星陨落。进入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从“炮打白宫”到三权分立，从私有化改革到寡头形成，从寡头瓜分国家财产到干预国家政治，都让情况更加恶化。所有这一切表明俄罗斯的政治衰败已使俄罗斯这艘大船加速沉入海底。
一个优秀的民族、一个繁荣的国家应该具备与时俱进和自我矫正两种能力，前者可以让国家在变化的世界中始终站稳脚跟，后者能在陷入困境时使国家迅速摆脱不利局面。实现这些功能，可以通过与国情匹配的政治体系或者通过深化改革剔除和改变不利于国家发展的因素。相反，一个僵化的国家由于某些原因失去自我纠正能力，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排除阻碍发展的因素，只能等到自我崩溃或者在外力的冲击下实现体系重建。苏联就是因袭了这个路径从内部崩溃了。
（一）政治衰败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著名美籍日裔学者，在其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一书中谈到，政治体系在发展中会越发复杂和灵活，但是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政治衰败。某一政治体制曾是为应对某些问题而生，比如，战争、纷争、社会运营和管理等，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动态调整，实现各种社会功能，但政治体系也可能发生衰败，即在外界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政治体系却无法相应改变。“这是一种人类自身的行为特点，一旦规则被确立，我们就对它赋予了一种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赋予情感上的重要地位，就像英国的君主立宪或者日本的天皇可能不是完美的制度，但人们也不可能用更好的制度来取代它一样。” [1]在一些国家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天才的政治家曾经制定过一些非常好的制度，但经过许多年之后，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制度作为那些政治伟人的遗产，被像文物一样被完美地保留着，新一代政治家没人敢做任何的改变，这些曾经优秀的政策反而使得社会运转机制变得僵化了。中国晚清的一句政治训诫“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是典型的例子。
此外，造成政治衰败的原因也来自人性的另一种局限。福山认为：“正常人的社会性体现为亲族和朋友等私人关系优先；而现代社会要以客观公正的角度来选拔人才。在大部分社会中，精英阶层都倾向于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中选择人才管理国家，这样既可以强化自己的地位，也可以确保自己的利益。精英阶层的目的一旦实现了，就出现了权贵掌控国家（capture the state）的现象，降低了国家的权威和合法性，违背了大众的利益。” [2]裙带政治也是造成政治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治衰败并不是指一国政权不够强大，而是指政治质量低，且处于下降通道。戈尔巴乔夫登上苏联权力巅峰的1985年，苏联政府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政权，但也是政治最衰败的政权之一。由于信仰的动摇、苏共领导人自身水平的平庸以及长时期以来积累的特权阶层的掣肘，这个不可一世的国家竟然在5年后崩溃了。叶利钦取得政权后放任亲友圈野蛮抢劫俄罗斯国家财富，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权贵勾结掌控国家的政治衰败。
（二）分利集团
曼瑟·奥尔森在研究中观察到，社会中存在很多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但不是每个群体都能形成组织。不同的社会利益共同体对社会的影响和诉求也是不一样的，有好有坏。例如，“广泛性组织一般都倾向于促进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并力图在为其成员增加收入份额的同时，尽可能地减轻其额外负担” [3]；而另一部分则形成社会分利集团，因为变革会让社会利益重新洗牌，所以分利集团抵制变革，造成社会失去流动性，越来越僵化，分利集团把社会财富抽走独享某一领域的利益。“具有较长期稳定、安全和组织自由的社会就会产生更多的排他性和反对变革的集团” [4]。分利集团形成后，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知道怎样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对行政和法律进行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分利集团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来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和法律等方面的政策、体制以及组织，转变成最符合分利集团的安排，使得国家发展的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
传统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便会采取积极的行动，以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奥尔森对此提出了质疑和修正。他认为，大型集团和小型集团的行为模式并不一样。分利集团一定是在小规模的集团中产生的。集团规模越小，集团成员就越能从集团总体利益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因此也更愿意为集团利益贡献力量，集团成员内部彼此之间更加相互依赖，彼此激励。集团组织成本低，实现集体利益的障碍就小，私人关系可以更加紧密，集体行动也就越容易达成，面对社会压力会主动承担更多的集体责任。上述因素在大集团那里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特点。在大集团的情况下，不管集体物品对集团来说多么珍贵，它们都不能给个体成员任何激励，来让成员承担责任实现潜在集团利益，或以任何方式承担必要的集体行动的成本。集团规模越大，成员相互间接触的机会就越少，集体行动就越难以实现，最终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众多的分利集团可以单独活动，也可以形成一个社会阶层，让整个社会变得僵化。
分利集团一旦形成并发展壮大，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限制更多的成员加入它们，会与其他分利集团合作互动来共同取得更大的收益，会抑制创新和竞争，因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分利集团使国民财富漏出，使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经历过疯狂的“盗窃国家”浪潮，国际社会的贷款今天拨付给俄罗斯，第二天就会被寡头们转移到塞浦路斯或者瑞士等国的银行，最终使俄罗斯金融体系崩溃，人民陷入苦难，国家事实上已处于破产的状态。
（三）福山与奥尔森的折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位“别具一格” [5]的经济学家，奥尔森一生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从落后走向兴盛，有的国家则从强大不断走向衰落？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等三部巨著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为国家兴衰的探源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我们在今天剧烈变革的时代从多维度再来研读奥尔森深刻的国家兴衰思想时，不难发现其理论的某些局限性。将福山与奥尔森的思想结合起来，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就产生了。
奥尔森认为，长期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免遭战争）是分利集团产生的土壤 [6]，一个国家的衰落可以归结为分利集团的存在。的确，从苏联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开始，苏联经历了30多年的政治稳定，庞大的分利集团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成为阻碍改革的势力，最终使苏联彻底僵化。但是，在混乱动荡的叶利钦时代，在只有七八年的时间里俄罗斯也形成了实力强大的以寡头为代表的分利集团。这说明较长的时间和平稳的政治并不是分利集团产生的必要条件。
福山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为我们找到分利集团的产生条件提供了新的线索。漫长的政治稳定期意味着政治家需要代际交替，容易产生福山所说的造成政治衰败的两个原因：既有规则不可更改和任人唯亲。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大多可归咎于这个原理。分利集团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政治衰败不仅无法阻止分利集团的产生，反而被分利集团所摆布，只要出现政治衰败，就会产生分利集团。概括而言，政治衰败是分利集团成长的土壤，分利集团是政治衰败的标志。
在防止和抑制分利集团产生的方法上，奥尔森认为，实现自由市场是抑制分利集团的最佳方法。事实上，自由市场将更加容易形成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化，更容易形成分利集团。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30多年来，美国财富更集中于精英阶层，而普通百姓阶层的收入没有增加。可见，自由市场机制并不是防止和抑制分利集团的好方法。
与政治衰败相对应，政治振兴才是铲除分利集团的最佳途径。我们可以将政治振兴理解为一国政治体制的质量改善，动力来自成熟的民主体系的竞争机制或者与时俱进的永续改革。竞争机制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近似于微型的革命，使分利集团失去成长的土壤。在两党政治下的美国，虽然分利集团依然存在，但它们对利益的追逐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只有少数几个分利集团得以顽强地存活，也往往都由于特殊的原因和具备天然垄断的特质，比如军火商和华尔街，这两种代表性分利集团的强大是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的，因此受到了保护。中国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顺利地推进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时机是中国刚刚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动荡，阻碍改革的分利集团尚未出现，而今天要继续深化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塑造有活力的社会。
在缺乏竞争的社会里，常常会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优秀的人反而被平庸的人淘汰。平庸的人占据了社会精英的位置，但因为自身的局限性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无法带领国家进行变革。所以衰败的政治常见的特征是平庸的官员占据着政府的主要岗位并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抑制了政府应该发挥的功能。从俄罗斯来看，普京身边之所以没有人居功自傲，也和普京的两套班底（国家安全部门出身的强力部门和善于管理经济与社会的文人部门）相互竞争有关。
把福山的政治衰败和奥尔森的分利集团理论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具备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各种更为宏观或者更为微观的层面，大到国际组织、区域联盟或细微到企业和家族。宏观地看，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分利集团。毫无疑问，“七国集团”就是国际分利集团的典型代表。从企业层面看，欧洲著名企业诺基亚的手机业务被微软以72亿美元收购，其原因在于企业的政治衰败：虽然在智能机的挑战下诺基亚的手机业务已显疲态，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没有能力推翻之前的策略，面对竞争束手无策，结果只能静待企业轰然倒塌。某些德国汽车公司产品质量问题重重，设计缺陷接连不断，无法改进，很大原因在于在企业长期的发展中很多部门已经成为难以撼动的分利集团。
此外，微型的分利集团的普遍出现则更为危险，它们和高级别的分利集团一样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越来越清楚该怎样操纵公共政策，尤其是行政和法律，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从而使得山头林立、寸步难行。社会资源被大大小小的分利集团锁定，难以实现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政治与市场双失灵，从流动的社会变成了晶体化的社会，让国家彻底僵化。
（四）普京与俄罗斯的政治振兴
普京首任总统时，以七大寡头为代表的分利集团是俄罗斯的大敌。寡头的出现源自叶利钦时代的政治衰败，驯服寡头——实现从分利集团到共容性集团的转变则源自普京的政治振兴。普京之所以成为21世纪的国际政治黑马，从根本上说是普京在国家最关键时期实现了俄罗斯政治的振兴。
在衰败的政治体制里，政治精英在迭代中一代不如一代，具有抱负和能力的政治家被淘汰，而精致的自私自利者登上舞台。他们看不到问题所在，也没有能力引导社会变革，但对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非常迷恋，旧有体制是最好的保护伞，奢靡的生活更具有吸引力。苏联后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之后，苏联的特权阶层逐渐窒息了社会发展，在领导人的选择上被驯养的平庸没有能力的人占据了重要岗位，在美苏争霸中，难以与美国强大的民主体制下产生的具有政治抱负和竞争能力的野生政治家相抗衡，只能用挑起愤怒和机械的对抗政策来应对美国，最终在博弈中失去了国家。在叶利钦时代，为了登上权力巅峰，叶利钦利用了寡头支持这一“浮士德式”的交易，使俄罗斯又陷入了苏联后期的循环。
普京之所以是一匹黑马，是因为他不是遵循传统路径而被选定的国家领袖，不是一个关键时刻的平庸之辈。叶利钦为何选择普京做总统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内容，但至少可以说，将国家的核按钮交给普京，是20世纪末叶利钦留给俄罗斯国家和人民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普京具备优秀政治家的素质——政治抱负和能力，抱负和能力两者缺一不可。除此之外，在对付强大的俄罗斯寡头时还需要钢铁般的意志。这从普京尊崇沙俄晚期的斯托雷平可见一斑。
按照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政治权力高于经济权力，因此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导经济。动用政治权力来解决经济问题属于“降维打击” [7]，因为政治工具要远远强于且多于经济手段。只有衰败的政权才可能被经济寡头所困扰。国家既要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也要有强力的执行部门。普京在对付寡头、外企乃至地方政治势力时都利用了这一点。普京拥有的国家安全部门的经验和班底使俄罗斯的政治振兴成为可能。
政治衰败与民主和专制没有关系。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建立了民主机制，普京赢得选举成为俄罗斯的总统。摆在普京眼前的，首要是如何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形式上更加民主的国家。普京对待媒体的态度，并没有向民主国家的标准靠拢，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得以避免国家陷入混战和争论不休。普京说，俄罗斯绝对不会是一个二流的国家和三流的国家，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国家。
俄罗斯出现了危害政治与经济的寡头，体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衰败。而普京能够在接过叶利钦的指挥棒之后调转枪口对准寡头，说明这个国家首先从总统开始出现了政治振兴。如果说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更多地表现为经济上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实质上是政治振兴，这也符合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政治模式决定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原理。在普京处理寡头这一具体问题上，能否把阻碍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分利集团转变为促进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共容性集团是衡量普京政策水平的标尺。
注释
[1]Fukuyama,Francis，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Farrar Straus and Girowx, New York, 2014,p 27.
[2]Fukuyama,Francis，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Farrar Straus and Girowx, New York, 2014,p 27.
[3]［美］曼库尔·奥尔森（此处曼库尔为曼瑟的旧译法）：《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吕应中等译，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美］曼库尔·奥尔森（此处曼库尔为曼瑟的旧译法）：《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吕应中等译，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奥尔森逝世后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奥尔森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6]这一观点的政策含义是否意味着一个国家应该革命，甚至发动一场本国被打败的战争呢？当然，这种政策建议与为了缓和人口过剩而欢迎发动一场瘟疫一样荒谬。——奥尔森
[7]降维打击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术语，借指能力不在一个层次上的战斗。
三、驯服寡头：从分利集团到共容性利益集团
叶利钦留给了普京危险的政治遗产——寡头垄断经济和干预政治。普京受命于民族危难之际，他的政治前途甚至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他是否有意愿和能力解决俄罗斯的寡头问题。普京初任总统时，政治势力羽翼未丰，而寡头在叶利钦时代已经呼风唤雨，不仅有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源，甚至拥有自己的雇佣兵。如果触动寡头利益，普京的政治前途将充满荆棘。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已是前车之鉴。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后，面对事实上已经破产的国家，同样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的普里马科夫总理准备“剥夺剥夺者”——向俄罗斯寡头征税。然而，普里马科夫尚未行动，被寡头利益“绑架”了的叶利钦便抢先一步免除了普里马科夫的总理职位。
普京特殊的权力结构和自身的意志是其制胜的王牌，长期任职国家安全部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使普京知道如何动用国家力量驯服寡头。为使垂危中的俄罗斯恢复元气，为使曾经辉煌伟大的俄罗斯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普京誓言要“把寡头作为一个阶层消灭”，“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事实上，普京并没有终结寡头阶层，而是采取多种方式把俄罗斯经济寡头的性质从有害的分利集团转变为共容性集团，也就是使之创造的财富主体服务于国家复兴和人民富裕。
（一）“任何人都不能要挟国家”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寡头的财富来源于叶利钦政权的支持与保护，来源于对政权的影响与贿赂。在对政权施加影响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寡头们既不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不顾及法律的约束，更没有将私有化和丰富的能源带来的巨额财富转化为生产投资、回馈国家和人民，从而导致俄罗斯经济社会生活的严重紧张局面。在任何一个国家，大资本都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没有一个国家会认同损害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的企业和企业家。普京对此有十分清楚的认识。
普京是叶利钦在寡头影响下钦点的接班人，在总统竞选中也曾获得多数寡头在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当叶利钦向普京交班时，那些呼风唤雨、尽享荣华富贵的寡头们甚至把普京当成“叶利钦第二”。但是，针对寡头参与政治、瓜分国家财富和操纵公众舆论的危险情况，普京执政后没有像叶利钦那样投桃报李，而是彻底理清俄罗斯钱权交易的乱局，摆脱俄罗斯“寡头政治”的影响。普京强调，国家权力不应被寡头收买或私有化，“国家手里握着一根橡皮警棍……等我们真被惹恼的那一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因为任何人都不能要挟国家”！ 因此，普京在2000年担任总统之初就确立了新政权与寡头互动的规则：寡头不能干政，但是政权需要寡头。由于俄罗斯国内严重的两极分化，大部分人都反对寡头对经济的控制，支持打击寡头新贵的普京。普京也发誓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他强调，“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保护市场，使其免受达官显贵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
来自“西罗维基” [1]的颇具影响力的俄罗斯政治学者斯坦尼斯拉夫·别尔科夫斯基在呈送普京的《政府与寡头》的报告中说，“寡头们正把国家领向死胡同，他们支配国家政权，导致社会和政治堕落、国家解体。这就是寡头政变的道路……但是，为了抑制这种影响，必须避免破坏工业基础……我们的任务就是，减少寡头对国家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剥夺他们积累的巨大利润，消除他们给政权机关施加的无形影响……要完成这项任务，首先要加强俄罗斯政府的力量……这得花费时日，但是不能再拖延。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使寡头的计划无法实现，这是俄罗斯唯一的机会。我们必须确保成功” [2]。
2000年7月28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召集了当时的30多位寡头，召开了一次标志性的会议——杯酒释兵权。会上普京明确表示现政权的游戏规则改变了，不会剥夺寡头们的财产，对他们过往的违法行为也可以既往不咎，但是需要约法三章：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不准涉足政治。谁破坏了游戏规则，谁就要付出代价。在这次会议之前，普京已下令拘捕了传媒寡头古辛斯基 [3]，以示震慑。但一些自认为老资格的寡头，并没有意识到规则变了，仍在克里姆林宫寻找属于自己的特别位置，甚至与普京对抗。钱与权是对亲姐妹，已经富可敌国的寡头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普京表示，“寡头们不可以也没有权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如果有人不喜欢这样，如果有人已经习惯了无政府主义，那我很抱歉，他们将必须遵守新的规则”，“不接受这一点的人应该不会忘记，过去曾选择歧路的那些人的命运……有的人永远走了，另一些人离开了”。 [4]
（二）以国家权力终结寡头的政治野心
为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普京设定了红线——寡头不得干预国家政治生活，越过政治这条红线，国家就会拿起手中的棍棒。政治权力高于经济权力，政治力量约束经济活动是从来都不缺少工具的。普京巧妙地从经济犯罪入手来消灭寡头的政治野心，无论是使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流亡国外停止对政府的攻击，还是让霍多尔科夫斯基身陷囹圄消除对俄罗斯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的影响，普京采用的都是这一手法。可能是和普京国家安全部门的任职经历有关，驯服旧寡头的过程具有很强的故事性。
普京以“侵吞和欺诈国家资产”为由先后拘留和检控并全球通缉古辛斯基，使古辛斯基最后被迫定居以色列；对别列佐夫斯基以洗钱、藏匿外汇收入和怂恿金融诈骗等多项罪名进行全球通缉，使当时正在法国的别列佐夫斯基仓皇逃往英国寻求政治避难并客死他乡。自从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流亡国外后，2002年普京拉开了布控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大网。
在别尔科夫斯基《政府与寡头》的报告中描绘了俄罗斯寡头威胁国家利益的严峻局面，并指出寡头之中最危险的人物就是霍多尔科夫斯基。普京和霍多尔科夫斯基之间的冲突包含着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事关俄罗斯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霍多尔科夫斯基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于将普京对他的愤怒推到顶点呢？
·霍多尔科夫斯基反对普京提议设立国家石油稳定基金
丰富的能源资源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引擎，随着国际市场对能源需求的增加以及中东地区局势再次出现不确定性，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真正实现了“王者归来”。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工业是俄罗斯经济的支柱，谁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在俄罗斯富豪榜上，大部分富豪都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和冶金领域。在前35位富豪中，涉及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就有16位之多。不断上涨的油价带来了俄罗斯经济的繁荣，不断增加的石油出口收入使寡头们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国库和普通百姓却没有分享到相应的红利。为了应对油价波动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为了从长远的角度合理地利用已获得的收入，普京提出设立俄罗斯联邦稳定基金，也就是使超过基准价格形成的超额税收收入形成联邦预算资金的一部分。此举遭到以霍多尔科夫斯基为首的石油寡头的抵制，这自然引起普京的不满。
·霍多尔科夫斯基欲与美国公司分享俄罗斯石油红利
2003年8月，俄罗斯反垄断政策部批准尤科斯石油公司与俄罗斯第五大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并，合并后的尤科斯西伯利亚公司成为俄罗斯第一、世界第四大私营石油公司。在没有和政府沟通的情况下，霍多尔科夫斯基欲将40%尤科斯的控制股权出售给埃克森美孚公司，这一举动与普京的国家能源战略背道而驰，严重危及俄罗斯石油资源的控制权：普京将石油天然气看作国家权力的支柱，认为油气等重要的战略资源必须由国家控制，必须让俄罗斯人民分享自然资源的收益。所以，对于将石油资源作为手中重要王牌的普京来说，霍多尔科夫斯基试图与美国人合作将严重威胁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
·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名副其实的“亲美主义者”
这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给自己的定位，“这已不再是秘密……俄罗斯人都清楚我是亲美主义者”。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频繁地穿梭于华盛顿和休斯敦之间，他雇用美国执行总裁帮助他管理尤科斯，他将美国升级为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关键市场。“西罗维基”向普京报告说，霍多尔科夫斯基“已经成为英美两国在俄罗斯商界和政界的亲信，开放俄罗斯基金会就是他们的基地。该基金会在伦敦和华盛顿设有总部，董事会的领袖人物包括亨利·基辛格、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勋爵、戴维·欧文以及前美国驻俄大使亚瑟·哈特曼” [5]。开放俄罗斯基金会是霍多尔科夫斯基在2001年创立的，是专门仿效乔治·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和索罗斯基金会的传播美国价值观、反对普京的所谓慈善组织。仅仅一年，开放俄罗斯基金会就向俄罗斯慈善事业捐资上千万美元，霍多尔科夫斯基是捐钱最多的。被誉为独联体“颜色革命专家”的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恩达尔说，“对于华盛顿而言，俄罗斯是否真正民主，目前显得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绊倒阻碍美国计划实施的最大障碍——普京。”试想，普京能放过这位谋划绊倒自己的“亲美主义者”吗？
·霍多尔科夫斯基犯了政治大忌，试图削弱普京的力量
霍多尔科夫斯基不仅没有遵守2000年时对普京许下的“不问政治”的承诺，甚至欲将俄罗斯从总统制国家转变为议会制国家以削弱普京的力量。霍多尔科夫斯基认为普京威胁到了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决定通过在国家核心职位安插亲信来保护自己。国家强力集团提交给普京的报告指出，霍多尔科夫斯基“要改变俄罗斯的政权结构，就需要改变《俄罗斯宪法》。根据寡头们的计划，第二年的俄罗斯国家杜马就会产生这种变化，到时候大型商业公司将控制杜马。寡头和主要政党的合作机制也会确保杜马对其忠诚……根据计划，新的议会将建立新的俄罗斯政府。而第一候选人，即在新宪法下当选的政府总理，将是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普京认为，这是在密谋篡权夺位，是一场针对政府的政变，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
不仅如此，霍多尔科夫斯基还经常在国内外的公开场合表示出对普京的不满和蔑视。可见，普京与霍多尔科夫斯基之间的斗争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而是充满了政治经济双重并立的斗争。
普京认为，霍多尔科夫斯基不但偷走了属于俄罗斯国家和人民的重要的石油资源，还违背了当年“不问政治”的承诺。在2003年年底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和2004年3月总统大选的重大事件前夕，为了彻底击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政治野心并收回他在俄罗斯能源领域占据的地盘，普京再次出击。
相比经济问题而言，应该说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政治野心和对普京的蔑视是激怒普京的更重要的原因，但普京刻意淡化了政治问题，“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保护市场，使其免受达官显贵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2003年10月25日，俄罗斯“石油大王”霍多尔科夫斯基遭遇人生的滑铁卢。凌晨，当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私人飞机在新西伯利亚机场加油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总检察院在飞机上将其逮捕，罪名是商业诈骗、偷漏税款、谋杀以及侵占国家资产等。尤科斯石油公司和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件以尤科斯公司的部分财产冲抵债务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牢狱生涯而告结束。
普京驯服寡头招致了众多批评，体现在普京处理公民权利、私有财产等方面的不完善之处。但正如上一章所言，马基雅维利已经把所有不该说的话都写出来了，以国家利益为目的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不需要服从常人需要奉行的教条。普京从经济问题入手用法律手段终结了俄罗斯寡头的政治图谋，确立了寡头与政府的距离规则。普京说：“让市场的所有主体都能同政权保持同等距离，这一方面是所有权的保障，另一方面是政治经济领域的一块基石。” [6]
（三）驯服的新寡头
经济出现适度的集中才能产生效率，寡头在形式上没有问题，现实主义政治家所权衡的是寡头的行为对本国的利与弊。叶利钦时代的寡头为了私利而操控俄罗斯政坛，与外国公司合伙合法洗劫俄罗斯资源，让民众守着脚底下的自然资源却过不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是严重有悖国家利益的行为，俄罗斯丰富的资源只为小部分人牟利，这一小部分人形成分利集团。相反，如果企业家能够与国家利益站在一条战线，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组织资源，为居民提供就业岗位，为国家缴纳税收，为本国产品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以企业家的身份帮助国家获取海外资源，让企业的经营成果回报给本国人民，这样的寡头就是广泛性利益群体的一部分，是国家所必须支持和鼓励的。普京谈道：“对经济的垄断部门进行改革应该对国家有利。不应该让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者——公民、市政府和国家在改革中遭受损失。” [7]
普京果断智慧地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清理了叶利钦时代具有强烈政治野心的寡头，这使人不禁再次想起普京“要将寡头作为一个阶层消灭”的誓言。其实，寡头并没有退出俄罗斯历史。叶利钦时代的一批旧寡头倒下了，另一批新寡头又出现了。其中既有叶利钦时代的寡头幸存者，也有普京时代成长起来的生力军，比如钢铁业巨头利辛、工业大亨普罗霍罗夫、
担任英格兰球会切尔西老板的石油巨头阿布拉莫维奇和铝业大王杰里帕斯卡等新一代寡头的名字频频见诸俄罗斯各主要媒体。2000年前，俄罗斯尚无一人入围《福布斯》亿万富翁排行榜，而到2008年已激增至87人。当时，87名俄罗斯亿万富翁的资产总值高达 4714 亿美元，约占俄罗斯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他们所拥有的公司基本都是所在行业的龙头老大。
实际上，普京打击和终结的是叶利钦时代的“寡头政治”，是试图参政议政从而为自己的财富寻找保护伞的具有政治野心的寡头。普京并没有去着力恢复苏联的国有化模式，而是大力扶持有利于俄罗斯国家利益和人民福利的大企业家。“合理调节自然垄断部门的活动。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正是这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生产和消费价格的结构。这就是说，它们既会对经济和金融领域造成影响，也会影响到居民收入的变化。” [8]其实，任何国家的大资本都应该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骨干，大资本应该承担大责任，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人民。普京要求寡头们恪守生存准则：依法经商不问政治，商人不能与国家作对，要与政府密切合作，实现俄罗斯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普京巧妙地将俄罗斯的分利集团引向惠及俄罗斯大众的共容性集团。在这个过程中，普京一方面利用叶利钦时代寡头们之间的分歧安抚不参与政治的寡头，另一方面也扶植了一批支持普京政权的新寡头，利用他们强大的资金和丰富的资源振兴俄罗斯。如卢克石油公司董事长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据报道，低调、忠诚、爱国是他的标签。他说：“政治离我很近，但我没有个人野心。我接近政治的唯一任务就是帮助国家和公司。我与普京关系并不密切，但我非常尊敬他。” [9]实际上，卢克石油公司在许多领域扮演了俄罗斯“能源大使”的角色，俄罗斯和里海地区国家之间的能源对话主要通过卢克石油公司进行。这对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发展、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和提高俄罗斯人民的福祉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1]意为“强力集团”，这是一个对普京高度忠诚的政治团体，其核心成员是前克格勃成员、目前的安全机构官员、司法部门和军方官员。这个集团成员性质单一，非常团结。
[2]［英］马丁·西克史密斯：《普京VS 尤科斯：俄罗斯的石油战争》，周亚莉、董晓华译，6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3]古辛斯基曾干扰叶利钦的政治遗嘱。1998年的经济危机和此后的一系列政治危机，促使叶利钦急于寻找接班人。在别列佐夫斯基的极力推荐下，叶利钦将继任者的目标圈定在时任总理的普京身上；而由古辛斯基资助的议会力量——中派主义“祖国运动”党却支持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大有与普京争雄之势。
[4]“有的人永远走了，另一些人离开了”引自普希金史诗《叶普盖尼·奥涅金》，指的是1825年那些试图推翻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最终惨遭极刑或被流放的命运。
[5]［英］马丁·西克史密斯：《普京VS 尤科斯：俄罗斯的石油战争》，周亚莉、董晓华译，8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6]转引自邢广程：《普京与寡头的关系——影响俄罗斯社会发展进程的问题》，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1）。
[7]2002年4月24日，普京在俄罗斯联邦会议上发表的国情咨文。
[8]［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俄］《独立报》，1999-12-30。
[9]转引自景山：《俄罗斯寡头的生存之道》，载《南方人物周刊》，2014-06，网址：http://www.nfpeop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