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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柏拉图在学术动机及学术思想内容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共同之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方朝晖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东西方两位先贤都有着极为强烈的以学术经世的倾向，亦都十分重视德性的提高，不仅视之为个人的人生宗旨，更视之为国家兴衰、天下治乱的根本。同时，二人讨论“德性”的路径又相去甚远，从中亦可窥见日后中西方治学之路产生分野的底层逻辑。

古希腊世界由数百个城邦构成，彼此发生过很多战争。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把雅典社会很多政治问题彻底暴露。柏拉图讲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雅典和整个希腊社会当时盛行的民主政制的反思和批判，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就是民主制度弱点的牺牲品。柏拉图深深感到民主政制下城邦的躁动、民粹倾向和情绪化，若无有德性的精英来领导，会走向反面。

孔子讲德性的背景，则是统一的西周政权体系礼崩乐坏，原来的贵族世袭制度开始衰落。孔子讲德性，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贵族世袭这一不利于人才选拔和培养的制度而言，主要强调统治者自身素养提升。从此以后儒家几千年都重视德性，倡导以德治国。但柏拉图以后的西方哲学家们未必都重视德性，而是把柏拉图哲学中的认知主义倾向发扬光大了。

孔子倡导的“志道据德”，与柏拉图倡导的“四大美德”，表面来看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都讲勇敢、智慧、正义。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讨论这个问题的路径，其实跟孔子非常不同。孔子讲德性，要提供一套可行、可操作的方法，即如何培养德性。但柏拉图讲美德，更接近于一种纯粹知识意义上的普遍的东西。《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和弟子们的讨论，更多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的、思辨的电竞BET雷火版，对普遍概念、普遍定义的讨论，其对于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培养德性未必有多大作用，尽管柏拉图最关心的，也如孔子一般要培养人格。

方朝晖：中国古代的学问，假如以儒道释三家为主体来看电竞BET雷火版，都以求善为主要目的，第一是求善，第二是致用。所谓致用就是解决生活实际问题，一方面是每个人精神信仰、灵魂安顿、价值观、人生观的建设问题，另一方面是治国安邦，所以非常有实用主义精神。这种求善和致用的精神，在人类很多文明当中都有，只不过各个文明在道路上可能不同，所形成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也有所差异。

其次，宗教有永恒不变的“经”，哲学有经典而没有经。经不同于经典。经典是classics，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的著作；经被基督教称为bible、canon，是永恒不朽的。经典可以被批判、否定、推翻，但经不可推翻和否定。儒家无论讲“六艺”，还是讲“四书五经”，抑或后来讲“十三经”，也都称之为“经”。佛教也有《大藏经》《金刚经》《华严经》《心经》等“永恒的经”。

我们知道，儒学几千年来都把修炼功夫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孔子跟同时代人讨论学问，认为真正有学问不是学富五车，而是做人做得好。《论语》中多篇出现“学”。如“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这反映了儒家的核心品质建立在功夫的基础上，即所谓践履。这些都反映了儒学的宗教性。

方朝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你是一个物理学家，非常爱好音乐。你在从事物理学研究的时候，严格按照物理学的方法；在爱好音乐的时候，则严格按照音乐的方法；这样，在实际生活中，这二者自然会在灵魂中产生碰撞。比如，爱因斯坦非常热爱音乐，是个小提琴家，但他大概没有发明一套把音乐理论和物理学相对论结合起来的理论体系。据说小提琴演奏给他的物理学研究带来了灵感，这就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结合。

牛顿在信奉基督教的时候，按照教徒的方式去祈祷，但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严格按照物理学的方法论来做。牛顿认为自己从基督教信仰中得到了巨大灵感，激发了科学研究的热情。不管他信奉的基督教是否有问题，但在实践中，他的信仰对他的物理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这种结合不需要先在理论上搞一套把基督教和物理学结合起来的理论体系。

方朝晖，安徽枞阳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1996年入职清华大学至今。曾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高级访问学者(2003.9-2004.6)、韩国首尔大学客座研究员(2008.9-2009.8)、台湾佛光大学客座教授(2006.4-5)，兼职包括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2014年起)、中华孔子学会理事(2015年起)、山东省泰山学者(2020年起)、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2020年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