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不能买什么 ——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

    [美] 迈克尔·桑德尔 著

    邓正来 译

    中信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美)桑德尔著；邓正来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2

    书名原文：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ISBn 978–7–5086–3659–7

    I. ①金… II. ①桑… ②邓… III. ①商业道德 IV. ①F7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7727号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by Michael J. Sandel

    Copyright . 2012 by Michael J. Sandel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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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不可在港澳台地区发行销售

    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

    著 者：[美] 迈克尔·桑德尔

    译 者：邓正来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 数：255千字

    版 次：2012年1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2–794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3659–7 F·2765定 价：5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目录

    引言 市场与道德

    市场必胜论的时代

    一切都待价而沽

    重新思考市场的角色

    第1章 插队

    快速通道

    雷克萨斯专用道

    替人排队的生意

    倒卖门诊号

    特约医生

    市场逻辑

    市场伦理与排队伦理

    市场和腐败

    倒票有什么错

    排队伦理

    第2章 激励措施

    用金钱换节育

    生活中的经济学分析

    用金钱奖励取得好成绩的孩子

    健康贿赂

    具有渗透力的激励措施

    罚金抑或费用

    碳补偿行动

    付费猎杀犀牛付费猎杀海象

    激励措施与道德困境

    第3章 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

    金钱能够买什么和不能买什么

    雇人道歉与购买婚礼祝词

    抵制礼物的理据

    礼物的货币化

    买来的荣誉

    反对市场的两种观点

    排挤非市场规范

    核废料贮存点

    捐赠日的活动与迟接孩子的现象

    商业化效应

    卖血

    市场信念的两大原则

    节约爱

    第4章 生命与死亡的市场

    普通员工保险

    保单贴现：拿生命做赌注

    死亡赌局

    人寿保险的简明道德史

    恐怖活动期货市场

    陌生人的生命

    死亡债券

    第5章 冠名权

    待售的亲笔签名

    比赛的冠名权

    包厢点球成金

    无孔不入的广告

    商业主义有什么错

    市政营销

    包厢化引言 市场与道德

    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但是现如今，这样的东西却不多了。

    今天，几乎每样东西都在待价而沽。下面便是其中几个例子：

    ·牢房升级：每晚82美元。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安娜(Santa Ana)和

    其他一些城市，非暴力罪犯可以用钱来买到更好的住宿条件：一间与不

    出钱的罪犯的牢房分离开来、又干净又安静的监狱牢房。 [1]

    ·独自驾车时可以使用“多人共用车专用车道”(car pool lane)：高

    峰时段8美元。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城市正在尝试这项举措，独自驾车

    的司机可花钱在多人共用车专用车道上行驶，来缓解交通阻塞的现象，价格则随着交通状况的不同而改变。 [2]

    ·印度妈妈的代孕服务：每位6 250美元。西方国家那些寻求代孕的

    夫妇们越来越多地将代孕之事外包给印度妇女，因为代孕在那里是合法

    的，而且价格也不足美国现行价格的13。 [3]

    ·移民到美国的权利：50万美元。投资50万美元并且在高失业领域

    至少创造10个就业机会的外国人，就有资格获得美国绿卡并拥有永久居

    住权。 [4]

    ·狩猎濒危黑犀牛的权利：每头15万美元。南非开始允许农场主把

    射杀有限数量犀牛的权利出售给狩猎者，以此激励农场主去饲养和保护

    各类濒危物种。 [5]

    ·医生的手机号码：每年至少1 500美元。越来越多的“礼宾”医生为

    那些愿意支付1 500~25 000美元年费的病人，提供手机咨询服务和当日

    预约就诊的机会。 [6]

    ·向大气层排放碳的权利：每吨13欧元(约合18美元)。欧盟构建了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从而使得一些公司可以买卖排放权。 [7]

    ·著名大学的录取名额：什么价格？尽管这方面的价格没有公示，但是美国一些顶尖学府的行政人员曾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们的学校

    录取了一些并不十分优秀的学生，其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很富有，并

    有可能给学校捐赠一笔可观的钱。 [8]

    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上面列出的这些东西，但是现今却有很多

    可以赚钱的新路子。如果你需要多挣一些钱，那么下面就是一些新的可

    能性：

    ·出租你的前额(或者你身体的其他部位)用来放置商业广告：777

    美元。新西兰航空公司雇用了30个人，把他们的头发剃光并印上写

    着“需要做出改变吗？请来新西兰”广告语的临时刺青。 [9]

    ·在制药公司的药品安全实验环节中担当人工试验对象：7 500美

    元。这项报酬可以更高，也可以更低，这取决于用来检测药品效用的试

    验程序对试验对象的侵害程度以及所引发的痛苦。 [10]

    ·为私人军事公司去索马里或阿富汗打仗：每天250美元至每天1 000

    美元不等。这项报酬根据人员的资质、经历和国籍的不同而不同。 [11]

    ·在国会山为1位想要参加国会某场听证会的游说者通宵排队：每小

    时15~20美元。游说者们付钱给“排队公司”，而这些公司又雇用流浪汉

    和其他人去排队。 [12]

    ·如果你是达拉斯一所一般学校的后进生，那么你每读一本书，就

    可以得到2美元。为了鼓励读书，孩子们每读一本书，这些学校就会奖

    励给他们一点钱。 [13]

    ·如果你是个胖子，那么你在4个月内减掉14磅就可以得到378美

    元。一些公司和健康保险公司为减肥和其他各种健康活动提供金钱激励

    措施。 [14]

    ·为一位病人或老人购买一张人寿保险单，在其有生之年为其支付

    年度保险费，然后在他她去世时可获得死亡收益，其价值可达数百万美元(具体收益取决于保险单中的规定)。这种在陌生人的生命上下赌

    注的做法，已然成就了一个300亿美元的产业。陌生人死得越快，投资

    者赚的钱也就越多。 [15]

    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在过去的

    30年里，市场和市场价值观渐渐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

    生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深陷此种境地，并不是我们审慎选择的

    结果，它几乎像是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似的。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市场和市场观念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这

    是可以理解的。事实证明，在增进富裕和繁荣方面，任何其他组织商品

    生产和分配的机制都不曾取得过如此的成功。然而，正当世界上越来越

    多的国家在运作经济方面拥抱市场机制的时候，其他的事情也正在发

    生。市场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学也

    正在成为一个帝国领域。今天，买卖的逻辑不再只适用于各种商品，而

    是越来越主宰着我们的整个生活。现在，到了我们追问自己是否想要过

    这种生活的时候了。市场必胜论的时代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里，是一个信奉市场和放松监管的

    疯狂年代，亦即一个市场必胜论的时代(an era of market

    triumphalism)。这个时代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罗纳德·里根和

    玛格丽特·撒切尔表达了他们的坚定信念，即市场而非政府掌管着通往

    繁荣和自由的钥匙。这种情况在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的亲市场自

    由主义的支持下，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两人虽说调和但却

    更加巩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市场是实现公共善(public good)的首要

    途径。

    如今，这种信念遭到了质疑，而且市场必胜论的时代也已趋于终

    结。金融危机不只是引发了人们对市场有效分配风险能力的质疑，而且

    还促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广泛的认识，即市场已远离道德规范，因而

    我们需要用某种方式来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究竟

    意味着什么或者我们应当如何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这两点，却并非显而易见。

    一些人认为，市场必胜论在道德上的核心缺陷乃是贪婪，因为贪婪

    致使人们进行不负责任的冒险。根据这种观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便

    是遏制贪婪，让银行家和华尔街的高管们坚守更大的诚信和责任，并且

    制定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防范类似的危机再次发生。

    这种观点至多是一种片面的分析。贪婪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这一点肯定没错，但是另一件更重大的事情却更具危险性。过去30

    年所展示的最致命的变化并不是贪婪的疯涨，而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

    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

    与这种境况作抗争，我们不仅需要抨击贪婪，而且还需要重新思考

    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关于使市场处于其所当之处究

    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我们需要用公共辩论的方式予以讨论。为了进行

    这种辩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市场的一些道德界限，而且还需要追问是

    否存在一些金钱不应当购买的东西。

    市场和市场导向的观念向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统辖的生活领域的入侵，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之一。

    让我们想一想下面的各种情形：

    ·营利性的学校、医院和监狱不断增多，以及将战争外包给私人军

    事承包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私人军事承包商的雇佣军在数量上实

    际超过了美国军队。) [16]

    ·公共警力远比私人保安公司逊色——尤其在美国和英国，私人保

    安的数量是警察的两倍之多。 [17]

    ·制药公司向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强力兜售处方药。(如果你曾看过

    美国晚间新闻里播出的电视广告，那么你会产生如下的想法便是可以理

    解的：世界上最大的健康危机不是疟疾、盘尾丝虫病或者失眠，而是大

    肆流行的勃起功能障碍症。)

    ·商业广告大肆进入公立学校，出售公园和公共空间的“冠名权”，营销为辅助生殖而“专门设计”的卵子和精子，把怀孕事宜外包给发展中

    国家的代孕妈妈，公司和国家竞相买卖排放权，以及一种近乎于准许买

    卖选票的贿选财政制度。

    这些用市场来配置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国家安保、犯罪审判、环境保护、娱乐、生育以及其他社会物品的做法，在30年前大多都是闻

    所未闻的。然而在今天，我们却多半视其为理所当然。一切都待价而沽

    我们为什么对我们正朝着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社会迈进感到担忧

    呢？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关乎不平等，另一个关乎腐败。让我们先来

    看看不平等。在一个一切都可以买卖的社会里，一般收入者的生活会变

    得更加艰难。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越多，富足(或贫困)与否也就越发重

    要。

    如果富足的唯一优势就是有能力购买游艇、跑车和欢度梦幻假期，那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就并非很重要了。但是，随着金钱最终可以

    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良好的医疗保健、在一个安全的邻

    里环境中而非犯罪猖獗的地区安家、进入精英学校而非三流学校读

    书)，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出来。在所有好的东西都

    可以买卖的地方，有钱与否在世界各地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贫困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

    中异常艰难的原因。不仅贫富差距拉大了，而且一切事物的商品化通过

    使金钱变得越发重要，而使得不平等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了。

    我们不应当把一切事务都作价待沽的第二个原因，则比较难阐述清

    楚。它所关注的不是不平等和公平的问题，而是市场所具有的那种侵蚀

    倾向。对生活中的各种好东西进行明码标价，将会腐蚀它们。那是因为

    市场不仅在分配商品，而且还在表达和传播人们针对所交易的商品的某

    些态度。如果孩子好好读书就给他们零钱，有可能使他们读更多的书，但同时也教会了他们把读书视作一份挣钱的零活而非一种内在满足的源

    泉。将大学新生名额拍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有可能会增加学校的财

    务收入，但同时也损害了该大学的诚信及其颁发的学位的价值。雇用外

    国雇佣军去为我们打仗，有可能会使本国公民少死一些人，但却侵蚀了

    公民的意义。

    经济学家常常假设，市场是中性的，亦即市场不会影响其所交易的

    商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有时候，市

    场价值观还会把一些值得人们关切的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当然，人们在哪些价值观值得关切，以及为什么这些价值观值得关

    切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所以，为了决定金钱应当以及不应当买什么，我

    们就必须首先决定，什么样的价值观应当主导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各

    个领域。如何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便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在这里，我想提前概述一下我想给出的答案：当我们决定某些物品

    可以买卖的时候，我们也就决定了(至少是隐晦地决定了)，把这些物

    品视作商品(即谋利和使用的工具)是适当的。但并非所有的物品都适

    用于进行这样的评价。 [18]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奴隶制之所以骇人听

    闻，是因为它将人视作可以在拍卖会上买卖的商品。这种做法无法以适

    当的方式对人作出评价——因为人应当得到尊严和尊重，而不能被视作

    创收的工具和使用的对象。

    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看待其他珍贵的物品和做法。我们不允

    许在市场上买卖儿童。即使购买者没有虐待其所购买的儿童，一个贩卖

    儿童的市场也会表达和传播一种错误的评价儿童的方式。儿童被视作消

    费品是不正当的，他们应当被视作值得关爱的人。或者，让我们再来考

    虑一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你应召去履行陪审团的义务，那么你就

    不能雇用一个代理人去履行你的义务。同样，我们也不允许公民出售自

    己的选票，即使其他人有可能迫不及待地想购买它们。我们为什么不允

    许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认为，公民义务不应当被视作私人财产，相反，它应当被视作公共责任。外包公民义务，就是在糟践它们，即在用一种

    错误的方式评价它们。

    上述事例阐明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论点：如果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被转

    化为商品的话，那么它们就会被腐蚀或贬低。所以，为了决定市场所属

    之地以及市场应当与什么领域保持一定距离，我们就必须首先决定如何

    评价相关的物品——健康、教育、家庭生活、自然、艺术、公民义务

    等。这些都是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不只是经济问题。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我们必须对这些物品的道德意义以及评价它们的适当方式逐一展

    开辩论。

    这是一种我们在市场必胜论的时代未曾开展过的辩论。由于我们没

    有深切地意识到要开展这种辩论，也就是由于我们从未决定要开展这种

    辩论，所以我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having a market economy)最

    终滑入了“一个市场社会”(being a market society)。这里的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组织生产活动的一种工具——一种有

    价值且高效的工具。市场社会是一种生活方式，其间，市场价值观渗透

    到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市场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按照市场规律加以

    改变的社会。

    当代政治学严重缺失的就是关于市场角色和范围的辩论。我们想要

    市场经济吗？或者说，我们想要一个市场社会吗？市场应当在公共生活

    和私人关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如何能够决定哪些物品应当可以

    买卖，以及哪些物品应当受非市场观念的支配？“金钱律令”(money’s

    writ)不应当在哪些领域有效？

    这些都是本书所试图回答的问题。由于它们涉及有关良善社会和良

    善生活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理想，所以我无法承诺给出终极性的答案。但

    是我至少希望，我的这一努力可以推动人们对这些问题展开公共讨论，并为人们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哲学框架。重新思考市场的角色

    即便你赞同我们需要抓住这些有关“市场之道德”的大问题，你仍可

    能会怀疑我们的公共话语是否能够胜任这项任务。这个担忧合情合理。

    任何重新思考市场角色和范围的尝试，都应当首先承认下面两个令人深

    感棘手的障碍。

    一个是市场观念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力量和威望，即便是在80年来

    市场失败最惨痛的后果面前亦复如此。另一个是我们公共话语中的怨怼

    和空泛。这两种情况并不是完全不相关的。

    第一个障碍很令人困惑。当时，2008年金融危机被普遍认为是对此

    前不加批判地拥抱市场的做法(这种做法跨越政治范围盛行了30年)所

    作的一个道德裁定。曾经无所不能的华尔街金融财团的几近崩盘以及对

    大量紧急援助的需求(以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看似毫无疑问地引发

    了人们对市场的重新思考。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作为美联

    储的主席，曾长期扮演市场必胜论信念的高级传教士；即便像他这样的

    人后来也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怀疑态度”承认说，他对市场自我纠错力量

    的信心被证明是错误的。 [19]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是

    一份积极推广市场信念的英国杂志，它当时一期的封面上是一本正在溶

    解成泡沫的经济学教科书，标题则是“经济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0]

    市场必胜论的时代最终走向了毁灭。其后想必是一个道德清算的时

    代，亦即一个重新追问市场信念的时代。然而，事实却证明，社会并没

    有朝那个方向发展。

    金融市场的惨烈失败并没有从整体上动摇人们对市场的信心。其

    实，相对于银行来说，这场金融危机所破坏的更多的是政府的声誉。

    2011年，多项调查表明，在美国所面临的诸多经济问题上，美国公众所

    谴责的更多的是联邦政府而非华尔街的各大金融机构——其比率要高于

    2∶1。 [21]

    这场金融危机将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抛进了继1929年大萧条之后最糟

    糕的经济衰退之中，并且让成千上万的人丢掉了工作。然而即便这样，它也没有使人们从根本上对市场问题进行反思。相反，它在美国所导致

    的最显著的政治后果却是茶党运动的兴起，然而茶党运动对政府的敌意

    以及对自由市场的狂热，甚至都会使当年的罗纳德·里根深感汗颜。

    2011年秋天，“占领华尔街运动”使得抗议者们在美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

    大城市频频集会。这些抗议者们把他们的矛头直指大银行和大公司的权

    力以及日益加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尽管茶党与占领华尔街的激

    进主义分子在意识形态导向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是在对政府采取紧

    急援助措施方面表达一种民粹式的愤慨。 [22]

    除了这类抗议声音外，关于市场角色和范围的严肃辩论在我们的政

    治生活中仍严重缺席。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如其长期以来所做的那

    样，仍在对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赤字等问题争论不休，只是现在的争

    论更多了一点党派色彩、更少了一些鼓舞或说服力而已。由于政治体制

    没有能力代理公共善，或者说，没有能力解决最为重要的问题，所以公

    民对这种政治体制越来越感到灰心，同时对政治的理想也日渐幻灭。

    公共话语的这般窘况乃是开展关于市场道德局限之辩论的第二大障

    碍。在一个政治争辩主要由有线电视上的吵架比赛、广播讨论节目里党

    派性极强的谩骂和国会中意识形态性的扔食品大战所组成的时代里，很

    难想象人们会把一种关于这类颇具争议的道德问题的理性公共辩论视作

    评价生育、儿童、教育、健康、环境、公民资格以及其他物品的正确途

    径。但是我相信，这样的辩论是可能的，而且还会促使我们的公共生活

    焕发生机。

    一些人认为我们所怨怼的政治生活中有着太多的道德信念：太多的

    人太过深切、太过固执地信奉着他们自己的信念，而且还想把这些信念

    强加给所有其他人。我认为，这种看法误读了我们的窘境。我们政治的

    问题并不是有太多的道德争辩，而恰恰是争辩得太少。我们的政治之所

    以过于激烈，实在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空洞的，亦即缺少了道德和

    精神的内涵，而且也未能关注人们所关切的那些重大问题。

    当代政治的道德缺失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试图将“良善生

    活”的观念从我们的公共话语中排挤出去。为了避免派系纷争，我们往

    往坚持认为，当公民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他们应当将他们的道德信念

    和精神信念抛在脑后。尽管这种观点的意图是好的，但是不想把良善生

    活的争论纳入政治的做法却为市场必胜论和坚持信奉市场逻辑的做法扫

    清了道路。当然，市场逻辑也以其自身的方式把道德辩论从公共生活中排挤出

    去。市场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们并不对其所满足的偏好进行道德判

    断。市场并不追问一些评价物品的方式是否比其他方式更高尚或者更恰

    当。如果某人愿意花一笔钱来满足自己的性欲或者购买一个肾脏，而另

    一个同意此桩买卖的成年人也愿意出售，那么经济学家问的唯一问题就

    是“多少钱”。市场不会指责这种做法，而且它们也不会对高尚的偏好与

    卑鄙的偏好加以区别。交易各方都会自己确定所交易的东西具有多大价

    值。

    这种对价值不加道德判断的立场处于市场逻辑的核心地位，而且也

    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为什么具有吸引力。但是我们不愿进行道德和精

    神争论，加之我们对市场的膜拜，已经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逐

    渐抽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含义和公民力量，并且推动了技术官僚政治

    (亦即管控政治)的盛行，而这种政治正在戕害着当下的很多社会。

    对市场道德局限性展开辩论，会使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有能力确

    定市场服务于公共善的领域以及市场不归属的领域。展开这种辩论还会

    经由允许各种彼此冲突的良善生活观念进入公共场所而使我们的政治具

    有生机。再者，这些辩论又将如何展开呢？如果你认为买卖某些物品会

    腐蚀或贬低它们，那么你肯定会相信一些评价这些物品的方式要比其他

    方式更加适宜。腐蚀某种行为(例如父母身份或公民资格)的说法很难

    讲得通，除非你认为某些为人父母或者做一个公民的方式要比其他的方

    式更好。

    与此类似的道德判断，构成了我们对市场进行若干限制的理由。我

    们不允许父母贩卖他们的子女，或者不允许公民出售自己的选票。我们

    不允许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坦率地讲，就是道德判断。因为我们相信，售卖这些东西乃是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评价他们它们，而且还会形成

    不好的态度。

    认真思考市场的道德局限性，使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它要求我

    们在公共领域中一起来思考如何评价我们所珍视的社会善品。认为一种

    更具有道德意义的公共讨论(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会使人们对每个有

    争议的问题都达成共识，那是愚蠢的。但是这种讨论将有助于形成一种

    更健康的公共生活。同时，它也会使我们更加明白，生活在一个一切都

    待价而沽的社会里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当我们考虑市场道德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华尔街的各大银行及其不计后果的行径，也会想到对冲基金、紧急援助和政府调控改

    革。但是，我们在今天所面临的道德挑战和政治挑战，却有着更为普遍

    和更为平常的性质——也就是要重新思考市场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人际

    关系和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和范围。

    [1] . Jennifer Steinhauer, “For 82 a Day, Booking a Cell in a 5-Star Jail,”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2007.

    [2] . Daniel Machalaba, “Paying for VIP Treatment in a Traffic Jam: More Cities Give Drivers

    Access to Express Lanes—for a Fe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1, 2007.

    [3] . Sam Dolnick, “World Outsources Pregnancies to India,” USA Today, December 31, 2007;

    Amelia Gentleman, “India Nurtures Business of Surrogate Motherhood,” New York Times, March 10,2008.

    [4] . Eliot Brown, “Help Fund a Project, and Get a Green Card,”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2011; Sumathi Reddy, “Program Gives Investors Chance at Visa,”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7, 2011.

    [5] . Brendan Borrell, “Saving the Rhino Through Sacrifice,” Bloomberg Businessweek,December 9, 2010.

    [6] . Tom Murphy, “Patients Paying for Extra Time with Doctor: ‘Concierge’ Practices, Growing

    in Popularity, Raise Access Concern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 2010; Paul Sullivan, “Putting

    Your Doctor, or a Whole Team of Them, on Retainer,”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11.

    [7] . The current price in euros can be found at www.pointcarbon.com.

    [8] . Daniel Golden, “At Many Colleges, the Rich Kids Get Affirmative Action: Seeking Donors,Duke Courts ‘Development Admit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0, 2003.

    [9] . Andrew Adam Newman, “The Body as Billboard: Your Ad Her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8, 2009.

    [10] . Carl Elliott, “Guinea-Pigging,” New Yorker, January 7, 2008.

    [11] . Matthew Quirk, “Private Military Contractors: A Buyer’s Guide,” Atlantic, September 2004,p. 39, quoting P. W. Singer; Mark Hemingway, “Warriors for Hire, Weekly Standard, December 18,2006; Jeffrey Gettleman, Mark Massetti, and Eric Schmitt, “U.S. Relies on Contractors in Somalia

    Conflict,” 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2011.

    [12] . Sarah O’Connor, “Packed Agenda Proves Boon for Army Standing in Line,”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3, 2009; Lisa Lerer, “Waiting for Good Dough,” Politico, July 26, 2007; Tara Palmeri,“Homeless Stand in for Lobbyists on Capitol Hill,” CNN,http:edition.cnn.com2009POLITICS0713line.standers.

    [13] . Amanda Ripley, “Is Cash the Answer?” Time, April 19, 2010, pp. 44–45.

    [14] . In one weight-loss study, participants earned an average of 378.49 for losing fourteen

    pounds over sixteen weeks. See Kevin G. Volpp, “Paying People to Lose Weight and Stop Smoking,”

    Issue Brief, Leonard Davis Institute of Health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ol. 14,February 2009; K. G. Volpp et al., “Financial Incentive–Based Approaches for Weight Loss,” JAMA

    300 (December 10, 2008): 2631–37.

    [15] . Sophia Grene, “Securitising Life Policies Has Dangers,”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 2010;Mark Maremont and Leslie Scism, “Odds Skew Against Investors in Bets on Strangers’ Live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1, 2010.

    [16] . T. Christian Miller, “Contractors Outnumber Troops in Iraq,” Los Angeles Times, July 4,2007; James Glanz, “Contractors Outnumber U.S. Troops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 2009.

    [17] . “Policing for Profit: Welcome to the New World of Private Security,” Economist, April 19,1997.

    [18] . I am indebted here to Elizabeth Anderson’s illuminating account in Value in Ethics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 . Edmund L. Andrews, “Greenspan Concedes Error on Regulation,” New York Times,October 24, 2008.

    [20] . “What Went Wrong with Economics,” The Economist, July 16, 2009.

    [21] . Frank Newport, “Americans Blame Government More Than Wall Street for Economy,Gallup Poll, October 19, 2011, www.gallup.compoll150191Americans-Blame-Gov-Wall-Street-

    Economy.aspx.

    [22] . William Douglas, “Occupy Wall Street Shares Roots with Tea Party Protesters—but

    Different Goals,” Miami Herald, October 19, 2011; David S. Meyer, “What Occupy Wall Street

    Learned from the Tea Party,”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7, 2011; Dunstan Prial, “Occupy Wall Street,Tea Party Movements Both Born of Bank Bailouts,” Fox Business, October 20, 2011,www.foxbusiness.commarkets20111019occupy-wall-street-tea-party-born-bank-bailouts.第1章 插队

    没人喜欢排队等候。有时候你可以花钱插队。人们很早就知道，在

    高档饭店里只要给领班塞一笔可观的小费，便可以在晚餐人多时不用排

    队等候。这种小费有点儿像贿赂，因而只能悄悄地给。没有一家饭店会

    在窗户上贴出布告说，愿意给领班50美元的人可以立刻得到位子。然

    而，近年来，出售插队权利的现象已渐渐公开化，并且成了一种习以为

    常的做法。快速通道

    等候机场安检的长龙，使乘机旅行成了一件苦差事。但并不是所有

    人都必须在蛇形长队后等候。购买了头等舱或者商务舱机票的人可以走

    优先通道，先行通过安检。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把这称

    为“快速通道”(Fast Track)，而且这项服务还可以使多花钱的乘客在护

    照和移民检查点插队。 [1]

    但是大多数人买不起头等舱的机票。因此，一些航空公司开始为经

    济舱旅客提供购买插队特权的机会。如果你多掏39美元，美国联合航空

    公司(United Airlines)就会为你提供从丹佛到波士顿的优先登机权，此

    外还可以享受在安检点插队的特权。在英国伦敦，卢顿机场为乘客提供

    了一种更加实惠的快速通道选择方案：要么在长长的安检队列后面排队

    等候，要么掏3英镑(约合5美元)排到队伍的前面去。 [2]

    评论家抱怨说，机场安检的快速通道不应当拿来出售。他们辩称

    道，安检是一项国防举措，而不是像飞机上的紧急门座位或者优先登机

    权那样的便利措施；所有乘客都应当平等承担让恐怖分子远离飞机的责

    任。航空公司则回应道，所有乘客都将接受同样严格的安检，只是等待

    的时间因乘客支付的费用不同而有所差异。它们主张，只要所有的人都

    接受同样的安检，那么在安检队列中插队便是它们应当可以自由出售的

    一项便利措施。 [3]

    游乐场也开始着手出售插队的权利。一直以来，为了享受最受欢迎

    的游乐项目和景点，游客总得花好几个小时排队等候。现在，好莱坞环

    球影视城(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和其他游乐场为游客提供了一

    种不用等候的做法：如果你愿意支付大约两倍于一般票价的价钱，你就

    可以购得一张排到队伍最前面去的通行证。与在机场安检点享有插队特

    权相比，优先享受“木乃伊的复仇”(the Revenge of the Mummy)这一游

    戏有可能在道德上更令人可以接受。但是，一些观察家仍对这种做法表

    示了不满，认为它腐蚀了健全的公民习惯。一位评论家写道：“过去，所有去主题公园度假的家庭都会按照公平的方式排队等候，而现在，对

    大家一视同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4]有趣的是，游乐场常常会掩饰它们所出售的特权。为了避免激怒普

    通游客，一些游乐场会领着他们的贵宾级客户从后门或者边门进去；另

    一些游乐场则会派专人护送他们去插队。这种做法之所以小心翼翼地进

    行，表明了即使在游乐场里，花钱插队也是有悖于这样一种理念的，即

    公平意味着排队等候。但是好莱坞环球影视城的售票网站却没有这么躲

    躲闪闪，它公开兜售价值149美元的队伍前面通行证：“凭此证可以排到

    队伍的前面去，优先享受或观赏所有的游乐项目、表演和景点。” [5]

    如果你讨厌游乐场的插队现象，那么你可以选择像帝国大厦(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这样的传统景点。你只要掏22美元(儿童票16美

    元)，就可以乘坐电梯到达86层的观景台，尽览纽约市的壮丽景观。令

    人遗憾的是，这一景点每年都会吸引好几百万名游客，而且有时候等候

    电梯也要花上几个小时。于是，帝国大厦现在也推出了自己的快速通道

    服务项目。每个人只要掏45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张快速通行证，可以在

    安检处和乘电梯时插队。掏180美元为一个四口之家购买快速登上观景

    台的特权似乎价格不菲，但是正如该售票网站所指出的：“快速通行证

    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你可以不用排队便直达最美的景点，并且可以使你

    充分地利用你在纽约和帝国大厦的时间。” [6]雷克萨斯专用道

    在美国各地的免费公路上，也可以看到快速通道不断增多的趋势。

    越来越多的自驾出行者可以通过付费来躲开汽车长龙，从而使用高速运

    行的快速通道。此举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多人共用车专用道”。在美

    国，很多州都希望减少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的现象，于是它们为愿意合

    伙用车的人开设了快速通道。如果独自驾车者被发现使用了“多人共用

    车专用道”，就会遭到巨额罚款。于是，一些司机在乘客座上放上充气

    娃娃，希望用此举骗过高速公路上的巡警。在电视喜剧片《抑制热情》

    (Curb Your Enthusiasm)的一集中，拉里·戴维(Larry David)用一种

    巧妙的方式最终买到了在“多人共用车专用道”上行驶的权利。有一天，他在去看洛杉矶道奇队的棒球比赛时遇到了交通堵塞。于是他雇用了一

    个妓女，不是为了做爱，而是为了雇她拼车去体育场。果不其然，经过

    在“多人共用车专用道”上的疾驶，他顺利地在比赛开始前赶到了体育

    场。 [7]

    现在，很多驾车族不需要雇人拼车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在交通高

    峰时段，独自驾车者只要支付最多10美元就可以买到使用“多人共用车

    专用道”的权利。圣迭戈、明尼阿波利斯、休斯敦、丹佛、迈阿密、西

    雅图和旧金山等城市现在都在出售快速通行的权利。此项费用一般因交

    通状况而异：交通状况越拥堵，费用就越高。(在大多数地方，载有两

    名以上乘客的车辆仍然可以免费使用快速通道。)在洛杉矶东部的河畔

    高速公路的高峰时段，车辆在免费公路上只能以每小时15~20英里的速

    度爬行，而付费客户在快速通道上则可以以每小时60~65英里的速度疾

    驶。 [8]

    一些人反对出售插队权利的主意。他们认为，快速通道项目的激增

    强化了富人的优势，而使穷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反对者把这种付费

    快速通道称作“雷克萨斯专用道”，并认为此举对于一般收入的驾车族来

    说是不公平的。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为快捷服务收

    取较高的费用没什么错。联邦快递公司(Federal Express)为次日送达

    服务收取额外费用。各地的干洗店也为当日可取的服务收取额外费用。

    但是没有人抱怨，联邦快递加急投递你的包裹或者干洗店加急洗熨你的

    衬衣是不公平的。对经济学家而言，排队购买商品和获得服务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

    还是低效的；这表明价格体系没有匹配好供需关系。让人们在机场、游

    乐场和高速公路上通过付费来获得快捷服务，就是通过让人们为自己的

    时间定价的方式来提高经济效率。替人排队的生意

    即使在不允许购买插队权利的地方，有时候你也可以雇人替你排

    队。每年夏天，纽约市公共剧院(New York City’s Public Theater)都会

    在中央公园免费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晚场演出的戏票在下午1点钟开

    始派发，但是人们却会在好几个小时之前就开始排队。2010年，当著名

    演员阿尔·帕西诺(Al Pacino)出演《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夏洛克时，门票尤其紧俏。

    很多纽约人都很想看这场演出，但却没有时间排队。诚如《纽约每

    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所报道的，这种困境催生了一个小型

    产业——有人为那些愿意花钱买方便的人提供代为排队取票的服务。这

    些人在克雷格列表网站(Craiglist)和其他网站上宣传他们的这种服

    务。作为排队和漫长等候的酬劳，他们可以向无暇排队的客户索要(每

    张免费戏票)高达125美元的报酬。 [9]

    纽约市公共剧院曾尝试阻止收费排队者的生意，声称“这种生意有

    悖于本院免费在中央公园上演莎翁戏剧的精神”。该公共剧院是一家公

    共资助的非营利机构，其宗旨是让社会各界人士都能欣赏到伟大的剧

    目。时任纽约总检察长的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向克雷格列表

    网站施加压力，要求它停止刊登代人领票和替人排队的服务广告。他指

    出，“兜售本应免费的戏票，剥夺了纽约人享受纳税人供养的机构所提

    供的福利”。 [10]

    中央公园并不是唯一替人排队等候就可以挣到钱的地方。在华盛顿

    特区，替人排队的生意也迅速成为政府机构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国会的

    各个委员会召开立法预案听证会时，他们会给媒体预留一些席位，余下

    的席位则按照“先到先得”(first-come， first-served)的原则向普通公众

    开放。人们为了旁听这样的听证会可能需要提前一天或几天就开始排

    队，有时候还要在雨中或者严寒的冬季排队，当然这取决于听证会的议

    题和会场席位的数量。企业游说者们非常热衷于参加这些听证会，其目

    的是为了在听证会茶歇的时候与立法者攀谈，并了解对其行业具有影响

    的立法的情况。但是游说者们却不愿意为了得到一个位子而花好几个小

    时去排队。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支付数千美元给专业的排队公司，使其雇人替他们排队。

    排队公司招募退休人员和信差，并且越来越多地雇用无家可归者，让他们在严寒酷暑中为他人排队占座。替人排队者起先是排在大楼外

    面，尔后随着队伍的前移，他们慢慢地进入国会办公大楼的大厅，排在

    听证室的外面。听证会快开始时，衣着考究的游说者们纷纷赶到，并同

    衣衫褴褛的替人排队者交换位置，然后再确认他们在听证室里的席位。

    [11]

    排队公司向游说者们收取每小时36~60美元的服务费，这意味着得

    到国会委员会听证会的一个旁听座位，至少可以赚1 000美元。替人排

    队者个人拿到的酬劳是每小时10~20美元。《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发表社论反对这一做法，称此举不仅“有辱”国会的尊

    严，而且也是“对公众的藐视”。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Claire

    Mccaskill)——密苏里州民主党人士——曾试图禁止这种做法，但却无

    功而返。她说：“那种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可以像买票听音乐会或者看橄

    榄球赛一样，买到国会听证会的旁听席位的想法，让我感到愤慨。”

    [12]

    这种生意最近还从美国国会扩展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当最高法院就

    重大宪法案件举行口头辩论听证会时，人们很难进入现场旁听。但是如

    果你愿意花钱，那么你可以雇一个人替你排队，从而得到美国最高法院

    听证会的前排座位。 [13]

    一家叫“替人排队网”(LineStanding.com)的公司把自己称作“国会

    排队业界中的领头羊”。当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提议通过立法来禁

    止这种做法的时候，这家网站公司的老板马克·格罗斯(Mark Gross)则

    为这种做法进行了辩护。他将排队比作亨利·福特流水线上的劳动分

    工：“生产流水线上的每名工人都要对自己特定的工作负责。”游说者擅

    长出席听证会并“分析所有的证词”，参议员和众议员擅长“做出明智的

    决策”，而替人排队者则擅长排队等候。格罗斯说，“劳动分工使美国成

    为一个工作的好地方。替人排队看上去像是一种怪异的做法，但在自由

    市场经济中，它从根本上讲却是一种本分且正当的工作”。 [14]

    职业替人排队者奥利弗·戈梅斯(Oliver Gomes)赞同上述观点。做

    这份工作之前，他正住在一家流浪汉庇护所里。当他为一名参加气候变

    化问题听证会的游说者排队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采访了他。戈梅斯告诉记者说：“坐在国会大厅里让我感觉好一些。这提

    升了我，你知道，这让我感觉自己也许就属于这里，也许我可以在这个

    微小的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15]

    但是，给戈梅斯这样的人机会，意味着一些环保主义者可能会失去

    机会。当一些环保主义者打算参加气候变化问题的听证会时，他们可能

    连门都进不去，因为游说者雇来的替人排队者早已占满了听证会所有开

    放的席位。 [16]

    当然，也会有人争辩说，如果环保主义者真的想要参加

    这场听证会，那么他们自己也可以熬夜来排队。或者，他们也可以雇用

    无家可归者来为他们排队。倒卖门诊号

    有偿替人排队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最近，我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听说替人排队业务在北京的顶级医院里也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了。

    中国过去20年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公立医院和卫生所的经费削减，尤其

    是农村地区。因此，如今农村的病人千里迢迢前往首都的各大公立医

    院，在挂号厅里排起了长队。他们熬夜排队，有时候还要排上好几天，就是为了能够挂上号看上病。 [17]

    一个门诊号很便宜，只要14元(约合2美元)，但是却很难购到。

    一些急于挂上号的病人，不是日夜排队，而是从黄牛那里买挂号单。黄

    牛们从供需关系的巨大缺口中挖掘出了商机。他们雇人排队挂号，然后

    再把挂号单以数百美元的价格转手——这个价格要高于一个普通农民几

    个月的收入。特需专家门诊号的价格尤其昂贵——黄牛们似乎把这种挂

    号单当成了世界棒球职业联赛的包厢票来兜售。《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描绘了北京一家医院挂号大厅外黄牛们兜售门诊号的场

    景：“唐大夫!唐大夫!谁想要唐大夫的挂号单？风湿免疫科的!” [18]

    倒卖门诊号的做法有些可恶。这种做法首先奖励了可恶的黄牛党，而不是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唐大夫完全有理由质问，如果一个风湿科

    门诊号值100美元，那么大部分钱为什么应该归黄牛党所有，而不是为

    唐大夫或者唐大夫的医院所有。经济学家可能会赞同并建议医院提高挂

    号收费。事实上，北京的一些医院已经增设了特需窗口，在那里，挂号

    费更贵、排队等候的人也更少。 [19]

    医院的这种高价门诊号窗口，就像

    是游乐场无须排队等候的优先通行证或机场的快速通道一样——即为付

    费插队提供的一个机会。

    但是，不管谁从这种供不应求中获利，是黄牛党抑或是医院，通往

    风湿免疫科的快速通道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难道仅因

    为一些患者支付得起额外加价，他们就可以插队看病吗？

    北京医院的特需挂号窗口和黄牛党以非常生动的方式给我们提出了

    这一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对美国越来越普遍的更为精妙的插队行为

    ——“特约医生”的兴起——提出上述问题。特约医生

    虽说美国的医院里没有挤满黄牛党，但是去看病常常还是要等很

    久。你需要提前几周、有时候几个月就预约医生。当你如约就诊时，还

    需要在候诊室等很久，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能够匆匆地和医生会面10或15

    分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保险公司不会为日常的门诊治疗付给初

    级诊疗医生很多钱。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每个内科医生通常至少要有

    3 000个病人，每天经常要匆匆接诊25~30个预约病人。 [20]

    许多病人和医生都对这种制度安排感到沮丧，因为在这种制度安排

    下，医生几乎没有时间去了解病人的病情或回答病人的问题。于是，现

    在越来越多的医生都开始为病人提供一种更为贴心的服务，即“特约医

    疗”(concierge medicine)。就像五星级酒店礼宾部的侍应生一样，特

    约医生为病人提供全天候的服务。对于缴纳年费(1 500~25 000美元不

    等)的病人而言，可以确保当日就诊或次日就诊、无须等候、充分问

    诊、全天24小时可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手机联络到医生。如果你需要看一

    位顶级专家，那么你的特约医生会帮你搞定一切。 [21]

    为了提供这种贴心服务，特约医生大幅削减了他们原来接诊的病人

    的人数。那些决定将其一般业务转为特约医疗服务的医生会给他们的现

    有病人发一封信函，让他们做出选择：要么缴纳年费来享受新的无须等

    待的服务，要么另找其他医生。 [22]

    成立最早的、收费最贵的特约医疗服务机构之一，是1996年成立于

    西雅图的“MD2”公司(MD Squared)。对于缴纳年费(个人年费为15

    000美元、家庭年费为25 000美元)的个人而言，该公司承诺可以使

    他“绝对、无限和排他性地享有私人医生的服务”。 [23]

    每位医生只为50

    个家庭服务。正如该公司在其网站上所解释的：“我们所提供的是周

    到、高档的服务，因此我们只能为少数精挑细选的客户提供服务。”

    [24]

    《城乡》(Town Country)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报道说：“MD2”的

    候诊室“更像是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的大堂， 而不像是医生

    的门诊室”。但是，即使如此，几乎也没有几个病人去那里看病。大部

    分去那里看病的病人是“首席执行官和老板，他们不想花时间去诊所看病，而喜欢在家里或办公室这样的私密环境中接受治疗”。 [25]

    其他一些特约服务机构则为中上层人士服务。“MDVIP”是一家总部

    设在佛罗里达州的营利性特约服务连锁公司。它收取1 500~1 800美元的

    年费，提供当日就诊和即时服务(全天候热线服务)，并且接受由医保支

    付常规医疗项目的做法。由于加盟这个连锁公司的医生把其病人的人数

    削减到了600人，所以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为每一位病人看病。 [26]

    这家公司向病人承诺：“他们在就诊看病时无须再等待。”《纽约时报》

    报道说，“MDVIP”在博卡拉顿的候诊室里摆放了水果沙拉和海绵蛋糕。

    但是，由于几乎没有病人等候看病，所以候诊室里的食品也常常无人问

    津。 [27]

    对于特约医生和付费客户来说，医疗就应该像特约医疗这样。医生

    每天只看8~12个病人，而不是30个病人，而且他们的收入仍可以远超同

    行。加盟“MDVIP”的医生可以得到客户所缴年费的23(公司得到

    13)。这意味着，如果一家特约医疗服务机构有600个病人，那么光算

    年费，一年它就有60万美元入账，这还不算保险公司给予的偿付。对于

    支付得起这种服务年费的病人来说，时间充裕的会诊和全天候的医疗服

    务乃是一种值得花钱享受的奢华。 [28]

    当然，特约医疗服务的缺点是它只为少数病人提供服务，而将大多

    数病人都推到了其他医生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患者队列中。 [29]

    因此，它招致了与那种反对所有快速通道项目的观点一样的反对意见：特约医

    疗服务对于那些仍滞留在拥挤行列中受罪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特约医疗服务肯定不同于北京的特需门诊服务和倒卖门诊号的做

    法。那些无钱享受特约医生服务的人，一般还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得体面

    的医疗服务，而在北京买不起黄牛门诊号的患者则不得不没日没夜地排

    队等候挂号。

    但是这两种做法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二者都使得富人可以

    在享受医疗服务时插队。插队行为在北京比在博卡拉顿更加显得明目张

    胆。北京各大医院挂号厅里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而博卡拉顿候诊室中

    摆放的海绵蛋糕却无人问津；前者的异常喧嚣与后者的安静似乎构成了

    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但那只是因为当享受特约服务的病人按约赴诊

    时，他们已经通过付费的方式悄悄地完成了插队。市场逻辑

    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这几种情形都刻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在机

    场和游乐场、在国会走廊和医生的候诊室，“先到先得”的排队伦理正在

    被“花钱即得”的市场伦理所取代。

    而这种转变反映了某种更大的问题，即金钱和市场越来越侵入此前

    由非市场规范所调控的各个生活领域。

    出售插队权并不是这种趋势中最严重的例子。但是，认真思考替人

    排队、倒票或倒卖门诊号和其他插队形式的对错，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市

    场逻辑的道德力量和道德局限。

    雇人排队、倒票或倒卖门诊号有什么错吗？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没

    有错。他们对排队伦理没有太多同情。他们问道，如果我想雇用一个无

    家可归者替我排队，为什么其他人应当抱怨呢？如果我愿意转售我的票

    或门诊号，而不是使用它，为什么其他人应当阻止我这么做呢？

    赞同市场伦理压倒排队伦理的观点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尊重个人自

    由的观点，另一个是关于福利或社会功利最大化的观点。第一种是自由

    至上论的观点。它主张，人应当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买卖任何东西，只要他们没有侵犯其他人的任何权利。自由至上论者反对禁止倒票或倒

    卖门诊号的法律，其理由与他们反对禁止卖淫或禁止买卖人体器官的法

    律的理由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这样的法律通过干涉成年人的选择而侵

    犯了个人自由。

    支持市场伦理的第二种观点是经济学家更为熟悉的功利主义。它认

    为，市场交换会惠及买卖双方，因而可以改善我们的集体福利或社会功

    利。我和替我排队的人达成交易这个事实，证明我们在结果上都是受益

    者。只需要支付125美元而无须排队等候就可以看到莎士比亚戏剧肯定

    会使我受益，否则我不会雇人替我去排队。排几个小时队挣得125美元

    也肯定会使替人排队者受益，否则他就不会接这份活。我们俩因为我们

    的交换而在结果上都获得了好处，因而我们的功利也都增加了。这就是

    经济学家说自由市场有效分配物品的意义所在。通过允许人们进行互惠

    的交易，市场把物品分配给了那些最珍视这些物品价值的人，而衡量的标准便是他们的支付意愿。

    我的同事格雷戈·曼昆(Greg Mankiw)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是美国

    使用最广泛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的作者。他用倒票的例子阐明了自由市

    场的优点。他首先解释说，经济效率意味着以“社会中每个人的经济福

    利”都得到最大化的方式来分配物品。然后他又指出，自由市场有助于

    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是：“将物品分配给那些最珍视这些物品价值的购

    买者，而衡量的标准便是他们的支付意愿。” [30]

    让我们考虑一下黄牛

    党的情形：“如果经济要有效地配置其稀缺资源，那么物品就必须分配

    给那些最珍视其价值的消费者。倒票就是市场如何达到有效结果的一个

    例证……通过索要市场可以承受的最高价格，黄牛党有助于确保那些有

    最大意愿付费购票的消费者真正拿到票。” [31]

    如果自由市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票贩子和替人排队公司就不应

    当因为违反排队伦理而受到指责；相反，他们应当受到赞扬，因为他们

    把被低估的物品送到了那些最愿意出价购买它们的人手里，从而提高了

    社会功利。市场伦理与排队伦理

    那么，赞同排队伦理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人们为什么要设法从纽约

    中央公园或者国会山清除那些收费排队者和票贩子呢？在中央公园演出

    莎士比亚戏剧的纽约市公共剧院的发言人给出了如下理由：“这些人抢

    走了那些渴望去中央公园观看莎士比亚戏剧的人的位子和门票。我们想

    让人们拥有免费观看伟大戏剧的体验。” [32]

    这个观点的第一部分存在缺陷。受雇替人排队者并没有减少观看演

    出的人数，而只是改变了观看演出的人。诚然，正如该发言人所宣称

    的，如果替人排队者不拿走这些门票，那么排在队列末尾很想观看这场

    演出的人就可以拿到这些票。但是，那些最终拿到这些票的人也很想观

    看这场演出，所以他们才花125美元雇人替他们排队。

    这个发言人很可能是想说，对于那些掏不起125美元的人来说，倒

    票行为是不公平的。倒票把普通民众置于不利的境地，使他们更难得到

    门票。这是一个更有力的论点。当替人排队者或黄牛拿到一张票的时

    候，某个排在他后面的人就可能因为出不起票贩子的要价而拿不到票。

    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可能会这样回答：如果剧院真心想让渴望观看这

    场演出的人进场看戏并使演出带来的快乐和愉悦最大化，那么剧院就应

    当让那些最珍视演出价值的人得到门票。这些人就是乐意出最高价钱来

    购票的人。因此，让那些能够从观看这场演出中获得最大快乐的观众进

    场观看演出的最好办法，就是由自由市场去运作——要么以市场能够承

    受的任何价格售票，要么允许替人排队者和黄牛把票卖给出价最高的竞

    购者。让那些愿意出最高价钱购票的人得到门票，乃是确定谁最珍视莎

    翁戏剧的最好办法。

    但是这个论点无法让人信服。即使你的目的是使社会功利最大化，自由市场在这个方面也并不比排队更可靠。其原因就在于购买一种物品

    的意愿并不能证明谁最珍视这种物品。这是因为市场价格不仅反映了顾

    客购买的意愿，也反映了顾客购买的能力。那些最想观看莎翁戏剧或波

    士顿红袜队(the Red Sox)比赛的人，也许买不起门票。而且在某些情

    形中，那些花最高价钱买票的人根本不珍视这样的观看体验。比如，我注意到那些坐在棒球场昂贵席位上的人经常迟到、早退。

    这让我疑惑他们到底有多重视棒球比赛。他们购得本垒板后面的座位的

    能力，有可能更多的是与他们的钱袋大小有关，而与他们对棒球比赛的

    热情无关。他们肯定没有一些球迷那么重视棒球比赛，尤其是那些年轻

    的球迷——尽管他们买不起昂贵的包厢票，但是却能够说出首发阵容中

    每个球员的平均击球率。由于市场价格既反映了顾客购买的意愿又反映

    了顾客购买的能力，所以它们并不是完整衡量谁最珍视某个特定物品的

    指标。

    这是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观点，甚至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但是

    它却对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永远比排队更能够把物品分配给最珍视它们

    的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某些情形中，排队的意愿——为了得到剧院

    门票或棒球比赛门票——也许要比掏钱的意愿更能表明谁是真的想观看

    演出或球赛。

    为倒票辩护的人抱怨说，排队“偏爱那些最有闲暇时间的人”。 [33]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只是在市场“偏爱最有钱的人”这个意义上而言

    的。市场按照顾客购买的能力和意愿来分配物品，而排队则根据排队等

    候的能力和意愿来分配物品。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假设，与排队等候的意

    愿相比，购买物品的意愿是衡量该物品对一个人的价值的更好的尺度。

    因此，赞同市场伦理优于排队伦理的功利主义观点是高度不确定

    的。有时候，市场确实把物品分配给了最珍视它们的人；而在另一些时

    候，排队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在任何给定的情形中， 市场和排队，哪

    个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好乃是个经验问题，而不是一个通过抽象的经济推

    理就可以事先得到解决的问题。市场和腐败

    然而，赞同市场伦理优于排队伦理的功利主义观点，还会招致一个

    更深层的、更为基本的反对意见：功利主义的考量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考

    量。特定物品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价值超出了它们给个体买方和卖方带来

    的功利。一个物品的分配方式，有可能是使其成为某种物品的因素之

    一。

    下面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纽约公共剧院在夏季免费演出莎翁戏剧的

    问题。该剧院的发言人在解释剧院为什么反对受雇替人排队这种做法时

    说，“我们想让人们拥有免费观看伟大戏剧的体验”。但是为什么呢？如

    果门票被倒卖，免费观剧的体验又会在多大程度上被剥夺呢？当然，对

    于那些想观看演出却无力购票的人来说，这样的体验是被剥夺了。但是

    在这里，受到侵害的不只是公平。当免费的公共戏剧变成了市场中的一

    件商品的时候，某种特别重要的东西也就丢失了，而这种东西要比那些

    买不起高价票的人所体验到的失落更重要。

    纽约公共剧院把它在户外的免费演出视作公众节日——一种市民的

    庆典。可以这么说，它是这个城市给自己的一件礼物。当然，观看演出

    的座位是有限的，整个城市的市民不可能在一个晚上都来观看戏剧。但

    是剧院的想法是让大家都可以免费地观看莎翁的戏剧，而不考虑其是否

    具有支付能力。从本应是礼物的活动中收取入场费或允许黄牛倒票，都

    是有违其初衷的。这种做法把公众节日变成了一笔生意，亦即一种图谋

    私利的工具。这就好比该城市让人们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付钱观看焰火

    表演一样。

    类似的考量也可以用来解释在国会山付钱雇人排队错在何处。一种

    反对意见是关于公平的：富有的说客们垄断了国会听证会的市场，从而

    剥夺了普通民众参加听证会的权利，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然而参加国会

    听证会的不公平，还不是这种做法唯一令人讨厌之处。假设说客们雇用

    排队公司的做法会被征税，而且此项收益会被用来使普通民众也能够享

    受得起其他人替他们排队的服务。这种补贴也许可以采用诸如抵用券的

    形式，普通民众可以将其拿到排队公司以一定折扣率兑换成现金使用。

    这种方案也许能够减少现行做法中的不公平成分。但是，即便如此，它仍会招致一个更深层的反对意见：把参加国会听证会这件事情变成一种

    可售商品，是对国会的侮辱和贬低。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允许人们免费参加国会听证会的做法“低

    估”了国会听证会这一物品的价值，从而导致了排队。替人排队的行业

    通过确立市场价格的方式修正了这种低效率的状况。它把听证室的座位

    分配给了愿意出最高价的人，但是这种做法却是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对

    代议制这一物品进行估价。

    如果我们追问国会为什么一开始就对参加听证会“估价过低”，那么

    我们就能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假设为了减少国债，国会决定

    收取听证会门票，比如，1 000美元可以获得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的一

    个前排座位。许多人都会反对这种做法，这不仅是因为入场费对于那些

    无力购买入场券的人不公平，而且也是因为向公众收取参加国会听证会

    的费用乃是一种腐败行径。

    我们时常把腐败与非法所得联系起来。然而，腐败远不只是指贿赂

    和非法支付。腐蚀一件物品或者一种社会惯例也是在贬低它，也就是以

    一种较低的评价方式而不是适合它的评价方式来对待它。国会听证会收

    取入场费的做法就是这种意义上的腐败。这种做法把国会看成一种生

    意，而并非一种代议机构。

    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回答说，国会早已经成为一种生意，因为它常常

    把影响力和恩惠出售给特殊利益集团。所以，那为什么不公开承认这点

    并收取费用呢? 答案是：游说、以权谋私以及内部交易这些已然困扰国

    会的现象也是各种腐败的实例。它们反映了政府在公共利益方面的堕

    落。在任何对腐败的指控中，都会涉及有关一个机构(此处是国会)所

    正当追求的目的和目标的观念。在国会山替人排队的生意，亦即游说行

    业的一种延伸，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腐败。它并不违法，而且付款也是公

    开进行的，但是它却因为把国会当作了谋获私利的摇钱树而非实现公共

    善的工具而贬低了国会。倒票有什么错

    为什么一些付费插队、替人排队和倒票行为会令我们觉得讨厌，而另一些这样的做法却不会呢? 其原因是市场价值观对某些物品具有腐

    蚀性，但却适宜于其他一些物品。在我们决定一件物品应当由市场、排

    队或者其他某种方式来分配之前，我们必须先确定该物品的性质以及人

    们在评价这件物品时应当采用的方式。

    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并不总是件容易的事情。让我们考虑一下最近由

    3起“低估”物品而引起倒票的案例：一是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的露营地，二是教皇本笃十六世( Pope Benedict XVI)

    举行的露天弥撒，最后是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的现

    场音乐会。

    倒卖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露营地的门票

    加利福尼亚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每年都会吸引至少400万名游客前

    来。大约有900个主要的露营地可以提前预订，每晚象征性地收取20美

    元。人们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进行预订，每月15号上午7点钟开始，最

    早可以提前5个月预订，但仍一票难求。这方面的需求太大， 尤其是夏

    季，因此在预订刚开始的几分钟内露营地的门票就会被预订一空。

    然而，2011年《萨克拉门托蜜蜂报》(The Sacramento Bee)的一

    篇报道称，票贩子以100~150美元一晚的价格在克雷格列表网站上出售

    约塞米蒂露营地门票。一直禁止倒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接到了如洪水般

    对黄牛党的投诉，于是它设法制止黄牛党的不正当交易。 [34]

    根据规范

    的市场逻辑，我们不明白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国家公

    园管理局想把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为社会提供的福利最大化，那么它就应

    当使那些最珍视露营体验的人享用这些露营地，而珍视的程度应当根据

    人们付费的意愿来定。就此而言，国家公园管理局应当欢迎黄牛党，而

    不是试图驱逐他们。或者，国家公园管理局应当把约塞米蒂露营地的门

    票价格提高到市场出清的价格，以消除超额需求。

    然而，公众对倒卖约塞米蒂露营地门票的行为十分愤怒，他们拒绝了这种市场逻辑。披露这一事件的《萨克拉门托蜜蜂报》为此发表了一

    篇社论，以“黄牛党侵袭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还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

    吗?”为大字标题，对黄牛党进行了谴责。它把倒票行为视作一种应予以

    制止的骗局，而不是一项有益于社会功利的服务。这篇社论指出：“约

    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奇观属于我们所有人，而不只属于那些付得起额外价

    钱给票贩子的人。” [35]

    在人们敌视倒卖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门票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有两种

    反对意见：一种关乎公平，另一种则是关于评价一个国家公园的适当方

    法的。第一种反对意见所担忧的是：倒票对于一般收入阶层的人而言是

    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无力支付每晚150美元的露营地门票。第二种反对

    意见隐含在《萨克拉门托蜜蜂报》社论所提出的反问中(即“还有什么

    东西是神圣的吗?”)；它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有些东西是不应当拿来

    估价待售的。根据这个观点，国家公园不只是使用的对象或社会功利的

    来源。它们是有着自然奇观和美景、值得人们欣赏甚至敬畏的地方。黄

    牛党兜售这种地方的门票似乎是对美的一种亵渎。

    兜售教皇弥撒的门票

    另一个市场价值观与神圣的事物相冲突的案例是：当教皇本笃十六

    世首次访问美国时，人们对他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露天体育场举办弥撒

    的门票的需求，远远超过了这些体育场所能够提供的席位数量，甚至扬

    基体育场也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免费门票通过天主教主教教区和本地

    教区分发。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倒票行为——一张门票在网上至少卖到

    200美元。于是，教会官员对这种行为进行了谴责，其理由是参加宗教

    仪式的门票不应当被拿来买卖。教会的一位女发言人说：“不应当有门

    票市场。你不能花钱庆祝圣典。” [36]

    那些从黄牛手中买到门票的人也许不会赞同这个观点。他们成功地

    买到了门票并庆祝了圣典。但是我认为，教会那位女发言人所试图表明

    的乃是一个不尽相同的观点：尽管通过从黄牛手中购票有可能参加教皇

    的弥撒活动，但是如果这样的体验是可以被待价而沽的话，那么这个圣

    典的精神也就被玷污了。把宗教仪式或自然奇观当作可以买卖的商品，乃是一种大不敬。把圣事变成获利的工具，是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评价

    它们。斯普林斯廷演唱会的门票市场

    但是，当我们碰到部分是商业因素而部分是其他因素的事件时，我

    们又当如何看待呢？2009年，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在他的家乡新泽西州

    举办了两场音乐会。他把最高票价定为95美元，尽管他本来可以把票价

    定得更高，而且演出也仍会场场爆满。斯普林斯廷的这一限价行为导致

    了猖獗的倒票行为，而且也使他损失了一大笔钱。在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最近的巡回演唱会中，最好的座位票已经被卖到了450

    美元一张。那些研究过斯普林斯廷此前演唱会票价的经济学家们发现，由于收取的票价低于市场价格，所以他那一个晚上就损失了约合400万

    美元的收入。 [37]

    那么，为什么不按照市场价格收费呢? 对于斯普林斯廷而言，保持

    门票价格相对便宜乃是他对其工薪阶层粉丝恪守承诺的一种方式，也是

    他理解自己音乐会的一种方式。诚然，演唱会是用来赚钱的，但赚钱只

    是一部分。它们还是一个庆祝活动，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广大观众的构成

    和他们的特征。演唱会不仅由歌曲构成，而且也是由表演者与听众之间

    的关系以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精神所构成的。

    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一篇关于摇滚音乐会经济的文

    章中，约翰·西布鲁克(John Seabrook)指出，现场演唱会并不完全是

    一种商品或市场物品，因而把它们当成商品实在是贬低了它们：“唱片

    是商品，音乐会则是社交活动；试图把现场体验当作商品，你会产生把

    这种体验完全毁掉的风险。”他引证阿兰·克鲁格(克鲁格是一名经济学

    家，曾研究过斯普林斯廷演唱会门票的定价方法)的观点说：“摇滚音

    乐会还具有一种更像是派对而不是商品市场的因素。”克鲁格解释说，斯普林斯廷演唱会的门票不只是一种市场商品，它在某些方面还是一种

    礼物。如果斯普林斯廷索取市场所能承受的最高价格，那么他将破坏他

    与其粉丝之间的关系。 [38]

    一些人可能认为这只是一种公关，是放弃一些眼前收益从而保护声

    誉并将长期收益最大化的一种策略，但这不是理解它的唯一方式。斯普

    林斯廷可能相信，而且也有理由相信，把他的现场演出当作一种纯粹的

    市场商品会贬低它，也就是用一种错误的方式来评价它。至少在这一方

    面，他与罗马教皇本笃也许有着某种共同之处。排队伦理

    我们已经讨论了若干种付费插队的方式：雇人排队、从黄牛手中购

    票或者直接从诸如机场或游乐场购买插队特权。上述每一种方式都用市

    场伦理(付钱获取快速服务)取代了排队伦理(依序等候)。

    市场和排队——即付费和等候——是两种不同的物品分配方式，而

    且各自适合不同的事情。排队的伦理“先到先得”有一种平等主义的诉

    求。它要求我们至少为了某些目的而忽视特权、权力和经济实力。我们

    像孩子一样被训诫：“依序等候，不要插队。”

    这一原则似乎不仅适合于操场和公交车站，也适合于剧院或棒球场

    的公共厕所。我们厌恶在排队时有人插到我们前面。如果有人因急需而

    请求插队，那么大多数人都会乐意成全他的。但是，如果某个排在队伍

    后面的人拿10美元与我们调换位置——或者如果管理者在免费厕所旁为

    富有者(或有急需的顾客)设置快速付费厕所，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种

    做法很怪异。

    但是排队伦理并不适用于所有场合。如果我要出售我的房子，我就

    没有义务仅仅因为某个报价是第一个向我提出的报价而接受它。出售我

    的房子和等候公交车是不同的事情，它们应当遵循不同的规范。我们没

    有理由假定，某项原则——无论是排队原则还是付费原则——应当决定

    对所有物品的分配。

    有时候规范会发生变化，而且人们也搞不清楚究竟哪项原则应当处

    于支配地位。想一想你在打电话给银行、医保机构或有线电视供应商并

    等候他们接听你的电话时所听到的反复播放的录音信息：“您的电话将

    按照我们接收到的顺序依次得到应答。”这就是排队伦理的本质。就好

    像这家公司正在努力地用公平这种香油来舒缓我们的不耐烦似的。

    但是不要把那种录音信息太当回事儿。如今，一些人的电话会比另

    一些人的电话更快接通，你可以把这叫作电话插队。越来越多的银行、航空公司和信用卡公司都给他们最优质的客户提供特殊的电话号码，或

    者把他们的电话转接到精英客服中心迅速接听。呼叫中心技术的发展使

    得公司能够“分辨”来电，并为那些来自富裕区的电话提供更快捷的服务。达美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s)最近提议给经常搭乘飞机的乘客提

    供一项额外待遇(尽管存有争议)：多花5美元就可以与在美国的客服

    代理人通话，而不是被转接到一个位于印度的呼叫中心。但是达美公司

    的这项建议遭到了公众的反对，最后只得放弃。 [39]

    先接听你最优质(或最有潜力)的客户的电话有什么错吗? 这取决

    于你售卖的物品的性质。他们打电话来是咨询透支费还是咨询阑尾切除

    术?

    当然，市场和排队并不是唯一的分配物品的方法。一些物品是根据

    产品优劣进行分配的，另一些物品是根据人们的需要进行分配的，还有

    一些则是根据抽签或运气来进行分配的。大学通常会录取最有天赋和最

    有潜力的学生，而并不是那些最早提出申请或是为了一个新生名额而付

    钱最多的学生。医院的急诊室是根据病人病情的紧迫性，而不是根据他

    们到达的先后时间或他们支付额外费用的意愿来对待病人的。陪审团成

    员的选择是随机的。如果你被选上，你就不能雇用他人来代替你。

    市场取代排队和其他非市场方式来分配物品的趋势，已遍及现代生

    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我们几乎不会在意到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

    们之前谈到的在机场、游乐场、莎士比亚戏剧节、国会听证会、呼叫中

    心和诊所、免费高速公路和国家公园等场所的大多数付费插队做法，都

    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而在30年前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关注排队或排队

    伦理在上述方面消失的问题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市

    场或市场伦理侵入的并不只是这些地方。

    [1] . Christopher Caldwell, “First-Class Privileg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11, 2008, pp.

    9–10.

    [2] . The United Airlines Premier Line is described at

    https:store.united.comtraveloptionscontrolcategory?

    category_id=UM_PMRLINEnavSource=Travel+Options+Main+MenulinkTitle=UM_PMRLINE;

    David Millward, “Luton Airport Charges to Jump Security Queue,” Telegraph, March 26, 2009,www.london-luton.co.ukenprioritylane.

    [3] . Caldwell, “First-Class Privilege.”

    [4] . Ramin Setoodeh, “Step Right Up! Amusement-Park Visitors Pay Premium to Avoid Long

    Line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2, 2004, p. B1; Chris Mohney, “Changing Lines: Paying to Skip the

    Queues at Theme Parks,” Slate, July 3, 2002; Steve Rushin, “The Waiting Game,” Time, September 10,2007, p. 88; Harry Wallop, “￡350 to Queue Jump at a Theme Park,” Telegraph, February 13, 2011.

    Quote is from Mohney, “Changing Lines.”

    [5] . Setoodeh, “Step Right Up!”; Mohney, “Changing Lines”;www.universalstudioshollywood.comticket_front_of_line.html.

    [6] . www.esbnyc.comobservatory_visitors_tips.asp;

    https:ticketing.esbnyc.comWebstoreContent.aspx?Kind=LandingPage.

    [7] . www.hbo.comcurb-your-enthusiasmepisodesindex.html1curb-your-

    enthusiasmepisodes436-the-car-pool-lanesynopsis.html.

    [8] . Timothy Egan, “Paying on the Highway to Get Out of First Gear,”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2005, p. A1; Larry Copeland, “Solo in the Car-pool Lane?” USA Today, May 9, 2005, p. 3A;

    Daniel Machalaba, “Paying for VIP Treatment in a Traffic Jam,”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1, 2007, p.

    1; Larry Lane, “ ‘HOT’ Lanes Wide Open to Solo Drivers—For a Price,”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April 3, 2008, p. A1; Michael Cabanatuan, “Bay Area’s First Express Lane to Open on I-680,”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ember 13, 2010.

    [9] . Joe Dziemianowicz, “Shakedown in the Park: Putting a Price on Free Shakespeare Tickets

    Sparks an Ugly Drama,” Daily News, June 9, 2010, p. 39.

    [10] . Ibid.; Glenn Blain, “Attorney General Andrew Cuomo Cracks Down on Scalping of

    Shakespeare in the Park Tickets,” Daily News, June 11, 2010; “Still Acting Like Attorney General,Cuomo Goes After Shakespeare Scalpers,”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1, 2010.

    [11] . Brian Montopoli, “The Queue Crew,” Legal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4; Libby

    Copeland, “The Line Starts Her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 2005; Lisa Lerer, “Waiting for Good

    Dough,” Politico, July 26, 2007; Tara Palmeri, “Homeless Stand in for Lobbyists on Capitol Hill,”

    CNN, http:edition.cnn.com2009POLITICS0713line.standers.

    [12] . Sam Hananel, “Lawmaker Wants to Ban Hill Line Stander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7,2007; Mike Mills, “It Pays to Wait: On the Hill, Entrepreneurs Take Profitable Queue from Lobbyists,”

    Washington Post, May 24, 1995; “Hustling Congress,” Washington Post, May 29, 1995. Senator

    McCaskill quoted in Sarah O’Connor, “Packed Agenda Proves Boon for Army Standing in Line,”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3, 2009.

    [13] . Robyn Hagan Cain, “Need a Seat at Supreme Court Oral Arguments? Hire a Line Stander,”

    FindLaw, September 2, 2011, http:blogs.findlaw.comsupreme_court201109need-a-seat-at-

    supreme-court-oral-arguments-hire-a-line-stander.html; www.qmsdc.comlinestanding.html.

    [14] . www.linestanding.com. Statement by Mark Gross at

    http:qmsdc.comResponse%20to%20S-2177.htm.

    [15] . Gomes quoted in Palmeri, “Homeless Stand in for Lobbyists on Capitol Hill.”

    [16] . Ibid.

    [17] . David Pierson, “In China, Shift to Privatized Healthcare Brings Long Lines and

    Frustration,”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1, 2010; Evan Osnos, “In China, Health Care Is Scalpers,Lines, Debt,” Chicago Tribune, September 28, 2005; “China Focus: Private Hospitals Shoulder Hopes

    of Revamping China’s Ailing Medical System,” Xinhua News Agency, March 11, 2010,www.istockanalyst.comarticleviewiStockNewsarticleid3938009.

    [18] . Yang Wanli, “Scalpers Sell Appointments for 3,000 Yuan,” China Daily, December 24,2009, 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09-1224content_9224785.htm; Pierson, “In China, Shift toPrivatized Healthcare Brings Long Lines and Frustration.”

    [19] . Osnos, “In China, Health Care Is Scalpers, Lines, Debt.”

    [20] . Murphy, “Patients Paying for Extra Time with Doctor”; Abigail Zuger, “For a Retainer,Lavish Care by ‘Boutique Doctor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0, 2005.

    [21] . Paul Sullivan, “Putting Your Doctor, or a Whole Team of Them, on Retainer,”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11, p. 6; Kevin Sack, “Despite Recession, Personalized Health Care Remains in

    Demand,” New York Times, May 11, 2009.

    [22] . Sack, “Despite Recession, Personalized Health Care Remains in Demand.”

    [23] . www.md2.commd2-vip-medical.php.

    [24] . www.md2.commd2-vip-medical.php?qsx=21.

    [25] . Samantha Marshall, “Concierge Medicine,” Town Country, January 2011.

    [26] . Sullivan, “Putting Your Doctor, or a Whole Team of Them, on Retainer”; Drew Lindsay, “I

    Want to Talk to My Doctor,” Washingtonian, February 2010, pp. 27–33.

    [27] . Zuger, “For a Retainer, Lavish Care by ‘Boutique Doctors.’”

    [28] . Lindsay, “I Want to Talk to My Doctor”; Murphy, “Patients Paying for Extra Time with

    Doctor”; Zuger, “For a Retainer, Lavish Care by ‘Boutique Doctors’”; Sack, “Despite Recession,Personalized Health Care Remains in Demand.”

    [29] . A recent study found that, in Massachusetts, the majority of family physicians and internal

    medicine physicians were not accepting new patients. See Robert Pear, “U.S. Plans Stealth Survey on

    Access to Doctors,” New York Times, June 26, 2011.

    [30] . N. 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ics, 5th ed. (Mason, OH: South-Western

    Cengage Learning, 2009), pp. 147, 149, 151.

    [31] . N. 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ics, 1st ed. (Mason, OH: South-Western

    Cengage Learning, 1998), p. 148.

    [32] . Blain, “Attorney General Cuomo Cracks Down on Scalping of Shakespeare in the Park

    Tickets.”

    [33] . Richard H. Thaler, an economist, quoted in John Tierney, “Tickets? Supply Meets Demand

    on Sidewalk,”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1992.

    [34] . Marjie Lundstrom, “Scalpers Flipping Yosemite Reservations,” Sacramento Bee, April 18,2011.

    [35] . “Scalpers Strike Yosemite Park: Is Nothing Sacred?” editorial, Sacramento Bee, April 19,2011.

    [36] . Suzanne Sataline, “In First U.S. Visit, Pope Benedict Has Mass Appeal: Catholic Church

    Tries to Deter Ticket Scalping,”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6, 2008.

    [37] . John Seabrook, “The Price of the Ticket,” New Yorker, August 10, 2009. The 4 million

    figure comes from Marie Connolly and Alan B. Kreuger, “Rockonomics: The Economics of Popular

    Music,” March 2005, working paper, www.krueger.princeton.eduworking_papers.html.

    [38] . Seabrook, “The Price of the Ticket.”

    [39] . Andrew Bibby, “Big Spenders Jump the Queue,” Mail on Sunday (London), March 13,2006; Steve Huettel, “Delta Thinks of Charging More for American Voice on the Phone,” St.

    Petersburg Times, July 28, 2004; Gersh Kuntzman, “Delta Nixes Special Fee for Tickets,” New York

    Post, July 29, 2004.第2章 激励措施

    用金钱换节育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染上毒瘾的母亲生下婴儿。其中的一些婴儿生

    来就患上了毒瘾，而且其中的大多数婴儿都会遭到虐待或遗弃。芭芭拉

    ·哈里斯(Barbara Harris)是一位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被称作“预防项目”的慈善机构的创建者，她对此提出了一项

    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如果患上毒瘾的妇女实施节育措施或长时间控制

    生育，那么她们每个人就可以得到300美元现金。自她于1997年启动这

    个项目至今，已有3 000多名妇女接受了她的建议。 [1]

    评论家认为这个项目“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因为它是一种“用金

    钱换节育的贿赂做法”。他们争辩称，用金钱诱惑毒瘾患者使她们放弃

    生育能力，无异于强迫；当这个项目的目标所指向的是那些生活在贫困

    地区的无助妇女的时候，情形就更是如此了。评论家抱怨说，金钱并没

    有帮助接受者戒掉毒瘾，反而是在资助她们吸毒。正如一位该项目的推

    销员所说的，“不要让怀孕破坏你的毒瘾习惯”。 [2]

    哈里斯承认，她的客户大都用那些钱去买更多的毒品了。但是她相

    信，为了避免孩子生下来就身患毒瘾，这样做只是个很小的代价。一些

    用节育换现金的妇女实际上已怀孕10多次；很多妇女也已将多个孩子交

    由他人代养。哈里斯问道：“是什么使得一个妇女的生育权利比一个孩

    子拥有正常生活的权利更为重要？”当然，她是从经验的角度来谈这个

    问题的。她和她的丈夫已收养了一位身患毒瘾的洛杉矶妇女所生的4个

    孩子。“我要竭尽全力去防止婴儿遭受痛苦。我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

    把她的毒瘾强加给另一个人。” [3]

    2010年，哈里斯把她的这个激励计划带到了英国；但是在那里，这

    种用金钱换节育的想法遭到了报刊媒体的强烈批判(《每日电讯》上的一篇文章把它称作一项“令人毛骨悚然的计划”)，同时也遭到了英国医

    学协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的强烈反对。尽管如此，大胆的

    哈里斯还是把她的计划推广到了肯尼亚；在那里，她支付给阳性艾滋病

    妇女患者每人40美元，要求她们在子宫内安放一种可以长期节制生育的

    避孕环。在肯尼亚以及哈里斯打算下一步去的南非，卫生部门的官员和

    人权倡导者们都对她的计划表达了愤慨和反对。 [4]

    从市场逻辑的角度看，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这项计划会引起人们的

    愤慨。尽管一些评论家说这项计划让他们想起了纳粹的优生学，但

    是“金钱换节育的项目”却是私人之间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这里并没有

    涉及国家问题，而且也没有人是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被节育的。一些

    人争辩称，在那些极需金钱的毒瘾患者可以轻易得到钱的时候，她们并

    不能进行一种真正自愿的选择。但是哈里斯却对此回应说，如果她们的

    判断力真的严重受损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指望她们在养育孩子的

    问题上做出明智的决定呢？ [5]

    我们可以把这种交易看成是一种市场交易，因为它使双方都获得了

    益处，并且增加了社会功利。毒瘾患者得到了300美元，交换条件是她

    放弃生育孩子的能力。通过支付300美元，哈里斯和她的组织得到了这

    样一个保证，即毒瘾患者不会在未来再生育身患毒瘾的孩子。根据标准

    的市场逻辑，这种交易在经济上是有效的。它把物品——在这个事例中

    是指对身患毒瘾者再生育孩子能力的控制——分配给了那个愿意为此支

    付最高价格、因而被认为最珍视其价值的人(即哈里斯)。

    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对此深感愤怒呢？这里有两个原因，而它们

    合在一起共同阐明了市场逻辑的道德局限。一些人批评用金钱换节育的

    交易是强制性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贿赂。实际上，这是两种

    截然不同的反对意见。这两种反对意见分别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理由，都

    反对市场侵入它们并不属于的地方。

    反对强制的意见所担忧的是，当一个身患毒瘾的妇女同意为了金钱

    而进行节育的时候，她并不是自由地做出这个选择的。尽管没有人拿枪

    指着她的头，但是金钱的诱惑却足以让她无法抗拒。由于她身患毒瘾且

    在大多数情形下极为贫困，所以她用节育换取300美元这个选择有可能

    并不是真正地自由做出的。她实际上有可能会因为她的处境而受到强

    制。当然，人们会对什么诱惑(在什么情形之下)可被等同于强制的问

    题持有不同看法。于是，为了评估任何市场交易的道德状况，我们就必须追问这样一个前提性问题：市场关系在哪些条件下反映了选择自由，而又在哪些条件下它们施加了高压？

    反对贿赂的意见与上面的反对意见不同。它所关注的并不是交易的

    条件，而是拿来买卖的物品的性质。让我们来看一下一种典型的贿赂个

    案。如果一个不择手段的人贿赂法官或政府官员以谋取某种不法利益或

    好处，那么这一不道德的交易就有可能是完全自愿的。双方当事人都没

    有被强迫，而且他们也都得到了好处。人们之所以反对贿赂，并不是因

    为它是强制性的，而是因为它是一种腐败行为。腐败就是买卖某种不应

    当拿来出售的东西(比如，一种偏袒某一方的判决或一种政治影响

    力)。

    我们通常都把腐败腐蚀(corruption)与人们用不法手段贿赂政府

    官员的做法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章所看到的，腐败还

    有一种更为宽泛的含义：就一个物品、一个行动或一种社会惯例而言，当我们根据一种比适合它的规范更低的规范来对待它的时候，我们就是

    在对它进行腐蚀。对此，我们可以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当一个妇

    女生下孩子是为了把他们卖掉换钱的时候，这种做法就是对母亲这种身

    份的腐蚀，因为它把孩子视作一件被使用的东西，而不是一个被疼爱的

    人。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政治腐败：当一个法官因接受贿赂

    而做出一项腐败判决的时候，他的这种做法就好像他的司法权力乃是他

    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公信力。他根据一个比适合于其职责

    的规范更低的规范来看待它从而贬低且贬损了它。

    这种广义的腐败腐蚀观念，便是人们把“金钱换节育计划”指责为一

    种贿赂的原因。那些把这项计划看成是贿赂的人指出，不论这种交易是

    否是强制性的，它都是一种腐败腐蚀。而它之所以是一种腐败腐蚀，其原因就是交易双方——买方(哈利斯)和卖方(毒瘾患者)——都在

    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去为所出售的物品(即卖方生育孩子的能力)估价。

    哈利斯把身患毒瘾和身患艾滋病的妇女视作一台可通过支付货币而使其

    停止运转的坏了的生育机器。那些接受她要约的人，也默认了那种贬低

    其自身人格的观点。这就是把哈里斯的做法指责为贿赂的观点所具有的

    道德力量。与腐败的法官和政府官员一样，那些为了钱而选择节育的妇

    女乃是在出售某种不应当拿来买卖的东西。她们把她们的生育能力看成

    是一种赚钱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应当根据负责和关爱的规范而予以实施

    的能力或禀赋。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个类比是有缺陷的。一个接受贿赂而做出腐败判决的法官所出售的乃是某种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因为这种判决并不

    是他的财产。但是，一个为了金钱而同意节育的妇女所出售的乃是某种

    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即她的生育能力。撇开金钱不谈，如果这个妇女选

    择节育(或不要小孩)，那么她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是，即便是在没

    有收受贿赂的情形下，一个法官只要做出不公正的判决，他就是在做错

    事。一些人还会争辩称，如果一个妇女有权基于她自己的理由放弃生育

    能力，那么她也就必定有权为了挣钱而这样做。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论点，那么用金钱换节育的交易就不再是贿赂。

    因此，为了决定一个妇女的生育能力是否应当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我

    们就必须追问这种物品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物品：我们是否应当把我

    们的身体视作我们所拥有并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意愿加以使用和处分的

    所有物，或者说，对我们自己身体的某些使用方式是否就等同于自我贬

    低？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大问题，也可以见之于有关卖淫、代孕妈妈以

    及买卖精子和卵子的争论中。在我们可以确定市场关系是否适合于这样

    一些领域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样的规范应当用来调控我们的

    性生活和生育活动。生活中的经济学分析

    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喜欢讨论道德问题，至少在他们以经济学家这个

    身份自居的时候是如此。他们说，他们的工作是来解释人们的行为，而

    不是对其进行判断。他们坚持认为，告诉我们什么规范应当用来调整某

    种活动或者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某种物品，并不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价格

    体系是根据人们的偏好来分配物品；至于那些偏好是否有价值、是否值

    得赞赏或者是否适合于某种情势，价格体系一律不予评价。然而，尽管

    经济学家们极力坚持上述观点，但他们还是越来越发现自己深深地陷入

    了各种道德问题之中。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反映了世界的变化，另一个原因

    反映了经济学家们理解其研究对象的方式所发生的变化。

    在最近几十年里，市场和市场导向的思想侵入了传统上由非市场规

    范所调整的各个生活领域。我们越来越多地给非经济类物品定价，而哈

    利斯为节育提供的300美元要约便是这一趋势中的一个例子。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也一直在重构其学科，使其变得更加抽象、更

    具抱负。在过去，经济学家所处理的是一些典型的经济论题——通货膨

    胀与失业、储蓄与投资、利率与外贸等问题。他们所解释的是国家如何

    变得更加富有，以及价格体系如何调整五花肉期货和其他商品的供求关

    系。

    然而，最近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计

    划。他们论辩说，经济学所提供的不仅是一整套有关物质商品的生产和

    消费的洞见，而且也是一门有关人类行为的科学。这门科学的核心乃是

    一个简单但却极其重要的观念：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人类的行为都可

    以通过如下假设而得到解释：人们通过衡量他们所具有的各种选项的成

    本和收益，并选择一个他们认为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福利或功利的选项来

    决定做什么事情。

    如果这个观念是正确的，那么所有的东西就都有自己的价格。这种

    价格可以是明码的，就像汽车、烤面包炉和五花肉的价格一样。或者，这种价格也可以是隐含的，比如性、婚姻、孩子、教育、犯罪、种族歧视、政治参与、环境保护甚至人的生命。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价

    格，供需法则都支配着所有这些东西的供给。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Gary Becker)在其1976年出版的

    《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一书中，就这个观点提出了最有影响力的表述。他反对那种

    陈旧的观念，即经济学是“研究物质商品分配”的学科。他推测说，这种

    传统观念之所以能够久盛不衰，乃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把某些人类行为

    交由经济学进行‘冷酷’的计算”。贝克试图使我们彻底摆脱这种犹豫不决

    的状况。 [6]

    在贝克看来，人们为了福利最大化而行事，而不论他们所做的是什

    么事情。这个“被不断使用的”假设，“构成了人类行为经济学分析的核

    心”。在运用这种经济学分析的时候，不用考虑其所分析的是什么物

    品。它对生死决定以及“选择某种品牌的咖啡”都可以做出解释。它也可

    以用来分析伴侣的选择和购买一桶油漆。贝克接着指出：“我信奉这样

    一种立场，即经济学分析是一种可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综合性分析，而不论这种行为是否明码标价，是人们经常会做的决策还是难得会做的

    决策，是大决策还是小决策，是出于情感目的还是机械目的，是富人还

    是穷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是聪明人还是笨人，是

    病人还是医生，是商人还是政治家，是老师还是学生。” [7]

    贝克并不认为病人和医生、商人和政治家、老师和学生事实上都知

    道他们的决策是受经济法则支配的。但是，那只是因为我们往往会无视

    我们行动的理由而已。“经济学分析并不假设”人们“必然会意识到他们

    的行为是使福利最大化，或者他们能够用语言来表达，或者如果不能用

    语言来表达的话用一种非正式的方式来描述”他们行为的理由。然而，那些对隐含于每一种人类情境中的价格信号有着敏锐眼光的人能够认识

    到，我们所有的行为(不论与物质考量有多么遥远)都可以被解释成和

    被看成是对成本和收益的一种理性计算。 [8]

    贝克通过对结婚和离婚的经济学分析阐明了他的上述主张：

    根据经济学分析，当结婚的预期利益高于仍保持单身或再去寻找另

    一个更合适的对象的预期利益时，一个人会决定结婚。同样，当一个已

    婚人士重返单身或与另一个人结婚的预期利益高于离婚产生的利益损失

    (包括因与子女的分离、共同财产的分割、法律诉讼费用等带来的损失)时，他她会结束自己的婚姻。由于许多人都在寻找伴侣，所以我

    们可以认为存在婚姻市场。 [9]

    一些人认为，这种计算观把浪漫从婚姻中剔除了出去。他们论辩

    说，爱情、义务和承诺乃是无法被简化成金钱的理想。他们坚持认为，一桩好的婚姻是无价的，亦即金钱不能购买的某种东西。

    在贝克看来，上述看法太过于感情用事，并且阻碍了人们进行明晰

    的思考。他写道，那些反对经济学分析的人“用一种值得赞赏的聪明机

    智(如果说得好听一点的话)”把人类行为解释成下述因素所导致的一

    种凌乱的、无法预见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无知和非理性、价值观及

    其常常无法解释的变化、习俗和传统、由社会规范促生的某种服从”。

    贝克几乎无法容忍这种无法预见的结果。他认为，专心致力于收入和价

    格效应，可以为社会科学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 [10]

    人类所有的行动是否都可以用市场这个形象加以理解？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法律学者以及其他论者都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值

    得我们注意的是，市场这个形象已经变得无比强大——不仅在学术界，而且也在日常生活中。很显然，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目睹了社会以市场

    关系这种形象重塑各种社会关系的过程。衡量这种变化的一个标准，就

    是人们越来越多地用金钱激励措施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用金钱奖励取得好成绩的孩子

    给钱让人节育乃是一个无耻的实例。不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

    子：现在，美国各地的学校都在努力通过用钱来奖励取得好成绩或在统

    考中取得高分的学生来提升学校的教学水平。在教育改革中，那种认为

    金钱激励措施可以解决各种困扰学校教学问题的观念极其凸显，因而令

    人感到非常担忧。

    前些时候，我参观了一所非常好且非常有竞争力的公立中学，它坐

    落在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我偶尔会听到这

    样的说法，即只要学生在他们的成绩单上得到一个A，他们的父母就会

    用金钱奖励他们。我们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有点令人震惊。但是我们没有

    任何一个人会想到学校本身也会用金钱来奖励那些取得好成绩的学生。

    我还清楚地记得洛杉矶道奇队在那些年里有一个推广计划，即为那些上

    了荣誉名册的中学生提供免费的门票。对于这样的方案，我们肯定不会

    有任何反对意见，而且我和我的朋友也都因此观看了不少比赛。但没有

    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激励措施；相反，它更像是一种浪费金钱的无效措

    施。

    现在的情势已经截然不同了。金钱激励措施越来越被认为是改善教

    学的关键，而对于那些在较差的城镇学校中就读的学生来说就更是如此

    了。

    最近一期《时代》杂志在封面上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学校是否应当贿赂孩子？” [11]

    一些人认为，这完全取决于贿赂是

    否有效。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小罗兰·弗赖尔(Roland Fryer， Jr.)试图找出

    其中的答案。他是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在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的贫民区

    长大；他相信金钱激励措施可以鼓励那些就读于市内学校的孩子。在基

    金会的资助下，他在美国最大的几个校区对他的这个观念进行了实验。

    从2007年开始，他的项目为261所市区学校的孩子支付了630万美元，这

    些孩子主要是出生于低收入家庭的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在每个城市

    中，他都使用了不同金额额度的激励计划。 [12]· 在纽约市，参与此项目的学校为那些在统考中成绩优秀的四年级

    学生每人奖励25美元。七年级学生每次考试优秀者则可获得50美元。七

    年级平均每个学生可以获得231.55美元。 [13]

    · 在华盛顿特区，如果学生按时上课、表现优异并按时完成家庭作

    业，那么学校就会奖励他们现金。勤奋努力的孩子每两个星期可以攒到

    100美元。平均每个学生每两个星期可攒到40美元，一学年总共可攒到

    532.85美元。 [14]

    · 在芝加哥，学校会给在课程学习中取得好成绩的九年级学生以现

    金奖励：成绩为A的学生可得50美元，成绩为B的学生可得35美元，成

    绩为C的学生可得20美元。成绩最好的学生一学年可积攒到可观的1 875

    美元。 [15]

    · 在达拉斯，二年级的学生每阅读一本书，学校就会奖励他2美元。

    为了得到现金，学生们必须通过计算机测试以证明他们阅读了那本书。

    [16]

    奖励现金的做法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后果。在纽约市，用现金奖励统

    考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的做法，并没有提高他们的学业表现。在芝加

    哥，用现金奖励表现优异学生的做法提高了学生的上课出勤率，但却没

    有提高他们的统考成绩。在华盛顿特区，用现金奖励学生的做法帮助一

    些学生(拉丁裔美国人、男生和行为有问题的学生)取得了较好的阅读

    成绩。在达拉斯，用现金奖励学生的计划在二年级学生的身上取得了最

    好的效果；阅读每本书就可得到2美元的二年级学生，在学年末都取得

    了较好的阅读理解成绩。 [17]

    弗赖尔的计划乃是晚近诸多奖励表现优异学生的计划中的一个。另

    一个与之类似的计划为那些在高级实习班测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提供

    现金奖励。高级实习班课程使得高中生有机会去挑战大学水平的数学、历史、科学、英语和其他科目。1996年，得克萨斯州启动了这项高级实

    习班的激励计划。该计划给通过高级实习班考试(3分或更高分数)的

    学生奖励100~500美元(这取决于学生所在的学校)。教这些学生的老

    师也会得到奖励：每一个学生通过考试，老师就可以得到100~500美

    元，再加上工资津贴。现在，这项激励计划已在得克萨斯州60所高中内

    实施，其目的在于使少数族群的学生和低收入学生为大学学习做好准备。目前，已有10多个州都已开始用金钱激励措施去奖励那些成功通过

    高级实习班考试的学生和老师。 [18]

    一些激励计划把目标瞄准了老师，而不是学生。尽管教师协会对这

    种激励计划持谨慎态度，但是因学生学业表现良好而支付老师金钱的观

    念却在选民、政治家以及某些教育改革者当中极为流行。从2005年开

    始，丹佛市、纽约市、华盛顿特区、吉尔福德县、北卡罗来纳州和休斯

    敦的各个校区也都实施了针对老师的金钱激励计划。2006年，美国国会

    也设立了“教师激励基金”(Teacher Incentive Fund)：如果水平一般的

    学校的学生取得了好成绩，他们的老师就可以得到现金奖励。奥巴马政

    府给这个计划又注入了一笔资金。近来，在纳什维尔，一项由私人出资

    的激励计划给中学数学老师提供了近15 000美元的现金津贴，以提高其

    学生的考试成绩。 [19]

    在纳什维尔，尽管奖金津贴非常高，但对学生的数学成绩实际上并

    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在得克萨斯州和其他地方的高级实习班激励

    计划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多的学生(包括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和

    具有少数族群背景的学生)被激励而参加了高级实习班的课程。很多学

    生也都通过了使他们有资格申请大学贷款的统考。这是一个很好的消

    息。但是，这却并不能够证明标准经济学有关金钱激励措施的观点：钱

    给得越多，学生就会越努力学习，成绩也就会越好。实际情况要比这复

    杂得多。

    那些已取得成功的高级实习班激励计划为学生和老师所提供的远不

    只是现金，它们还改变了校园文化以及学生对待学习成绩的态度。这些

    计划给老师提供了特殊的培训、实验设备，以及课后和周六有组织的学

    业辅导。在马萨诸塞州的沃赛斯特(Worcester)，有一所对学生要求极

    为严格的市区学校，它并不只是向那些预先遴选出来的优秀学生而是向

    所有的学生开设高级实习班的课程，而且还录取了身穿印有说唱明星头

    像的广告衫的学生：“参加这类最难的课程对于那些穿着低腰牛仔裤、崇拜像李尔·韦恩(Lil Wayne)这种歌星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酷

    了。”现在看来，通过年末高级实习班考试就可获得100美元奖励的做

    法，所激励的与其说是学生对金钱本身的欲求，还不如说是学生对优异

    表现的欲求。一个成功通过考试的学生告诉《纽约时报》说：“有这笔

    钱还是不错的，但它对我们还有更多的意义。”该项计划所提供的每周

    两次的课后辅导以及18个小时的周六班，对学生来讲也是很有助益的。

    [20]当一位经济学家仔细考察得克萨斯州低收入学校所实施的高级实习

    班激励计划的时候，他发现了有趣的一点：该项计划在提升学生的学习

    成绩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它的提升方式却是标准的“价格效应”(即你

    给的钱越多，成绩就会越好)所无法预测的。尽管一些学校给通过高级

    实习班考试的学生每人100美元，而另一些学校则奖励500美元，但结果

    却是那些提供较少奖金的学校的学生表现得更好。对该项计划进行研究

    的基拉波·杰克逊(C. Kirabo Jackson)指出：学生和老师“都没有像收益

    最大化者那样行事”。 [21]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金钱有一种表现效应(an expressive

    effect)——使学业成绩变得“很酷”。这正是金钱数量不起决定作用的原

    因。尽管在大多数学校里，只有英语、数学和科学的高级实习班课程有

    资格得到现金激励，但是该项计划也使得更多的学生参与了诸如历史和

    社会研究这样的高级实习班课程。高级实习班激励计划取得成功的方

    式，并不是贿赂学生努力学习，而是改变他们对待成绩的态度以及改变

    校园文化。 [22]健康贿赂

    健康保健是另一个广泛运用金钱激励措施的领域。医生、保险公司

    和雇主都越来越愿意用付钱的方式使人们保持健康——服药、戒烟和减

    肥。你可能会认为预防疾病或危及生命的疾病乃是充足的动机。但是令

    人感到惊讶的是，事实往往不是如此。有13到12的病人并没有服用医

    生开具的药物。当这些人病情恶化的时候，从总体上来讲，其结果就是

    每年要额外增加数十亿美元的医疗费用。因此，医生和保险公司都在用

    金钱激励措施来促使病人按照医嘱服药。 [23]

    在费城，病人如果服用医生开具的华法林药片(一种防止血栓形成

    的药片)，就可以得到10~100美元不等的奖励。(一个计算机化的药盒

    会记录他们服药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当天是否获得奖励。)参与该项激

    励计划的病人如果按照医嘱服药，那么平均每个月可得到90美元的奖

    励。在英国，一些患有精神分裂或精神疾病的病人，如果可以证明自己

    每月都按医嘱服用了治疗药片，就可以得到15英镑(约合22美元)的奖

    励。青春期少女，如果保证接种可防御那种通过性传播的、会引发子宫

    癌变的病毒的疫苗，就可以得到45英镑(约合68美元)的奖励。 [24]

    吸烟给那些为员工提供健康保险的公司增加了高额的成本。于是在

    2009年，通用电气开始给它的一些戒烟雇员以金钱奖励——如果他们能

    够戒烟一年，就可以得到750美元的奖励。这项举措的结果令人非常满

    意，所以通用电气又把这项计划推广到它在美国的所有员工。西夫韦零

    售连锁商店为那些不抽烟以及那些能够控制体重、血压和胆固醇的员工

    提供较低的健康保险费。越来越多的公司都通过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

    式来激励其员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现在，美国80%的大公司都给那

    些参与健康计划的人提供金钱奖励。而几乎一半的大公司会因为员工有

    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惩罚他们，特别是要求他们交付更多的健康保险

    费。 [25]

    减肥乃是金钱激励实验最诱人但却不好把控的目标。美国全国广播

    公司(NBC)的真人秀节目《减肥达人》(the Biggest Loser)，就把当

    前流行的付钱减肥计划搬上了银幕。这个节目为赢得季度减肥幅度最大的冠军奖励25万美元。 [26]

    医生、研究人员和雇主也都尝试提供较为适度的激励措施。美国的

    一项调查报告称，用几百美元的奖金就可以激励肥胖者在4个月之内减

    掉大约14磅。(遗憾的是，体重减轻被证明只是暂时性的。)在英国，英国国民医疗保健局(National Health Service)要花费其预算的5%来应

    对各种与肥胖相关的疾病；该机构尝试向超肥胖者支付425英镑(约合

    612美元)，以促使他们减肥并在两年内保持不反弹。这项计划被称

    为“以磅换镑计划”(Pounds for Pounds)。 [27]

    我们可以就付钱使人们采取健康行为这件事情提出两个问题：这是

    否有效？这是否会遭到反对？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赞同付钱使人们保持健康的实例乃是一个简

    单的成本收益问题。唯一的真正问题是这些激励计划是否有效。如果金

    钱能够激励人们按医嘱服药、戒烟或参加体育活动，并因而可以减少此

    后要支出的高额医疗费用，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反对这些计划呢？

    然而，确实有很多人都反对这些计划。用金钱激励措施使人们采取

    健康行为会引发严重的道德争论。一种反对意见是关于公平的，另一种

    反对意见是关于贿赂的。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乃是以不同的方式从政治

    谱系的两端予以阐发的。一些保守主义者论辩说，肥胖者应当自行减

    肥；花钱(特别是用纳税人的钱)让他们减肥就是用钱来奖励懒惰行

    为，这是不公平的。这些批评家把金钱激励措施看成是“对放纵行为的

    一种奖励，而不是一种治疗形式”。这种反对意见基于这样一种观

    念：“我们都可以控制自己的体重”，因此把钱给那些未能自行控制其体

    重的人乃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当这些钱出自国民医疗保健机构的时候

    (正如英国人有时候做的那样)。“付钱给某人让他戒除坏习惯乃是保

    姆式国家思维方式的终极形式，因为这种做法会使这些人不用为他们自

    己的健康承担任何责任”。 [28]

    一些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与之相反的担忧：用金钱奖励身体健康(以

    及对身体不健康施以惩罚)的做法，会以不公平的方式使那些无法掌控

    医疗条件的人处于不利境况之中。允许公司或医疗保险公司在确定保险

    费的问题上区别对待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人的做法，对于那些不是因为

    他们自己的过错而使自身健康状况较差的人来讲是不公平的，进而会使

    他们身处更危险的境地。给每个到体育馆参加锻炼的人打折是一回事，根据很多人都无法控制的健康结果来设定保险费率则是另一回事。 [29]

    反对贿赂的意见比较费解。媒体通常都把健康激励措施说成是一种

    贿赂。但它们真的是贿赂吗？在用金钱换节育的方案中，贿赂是显而易

    见的。给妇女金钱以使其放弃生育能力，并不是为了她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一个外在的目的——即防止她们生出更多身患毒瘾的孩子。至

    少在很多情形中，给她们钱是为了让她们去做违背她们自己利益的事

    情。

    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帮助人们戒烟或减肥的金钱激励措施是贿赂。无

    论金钱激励措施在这里是为了什么外在目的(比如，为了减少公司或国

    民医疗保健机构的医疗费用)，它都是在鼓励那些能够改善接受者健康

    状况的行为。所以，它怎么会是贿赂呢？ [30]

    或者，我们稍微换个角度

    来提问：即使健康行为是为了被贿赂的人的利益，为什么贿赂这种指责

    还是恰当的？

    在我看来，这种指责之所以是恰当的，乃是因为我们担心金钱动机

    会把其他更好的动机排挤掉。就此而言，它是通过下述方式做到的：健

    康不只是达到正常的胆固醇水平和身体质量指数，它还要求我们用正确

    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身体健康，并且用审慎和尊敬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

    身体。付钱使人们按医嘱服药的做法，几乎无助于养成这样的态度，甚

    至还会破坏这些态度。

    这是因为贿赂是有操控性的。它们无视说服的作用，并用外在的理

    由取代内在的理由。“你不是很不在乎戒烟或减肥对你身体的好处吗？

    那么你就在乎一下吧，因为我会给你750美元。”

    健康贿赂诱使我们去做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去做的某件事情。它们

    诱使我们基于错误的理由去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受骗也是有帮助

    的。自行戒烟或减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应当

    超越这种操控。不然，贿赂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习癖。

    如果健康贿赂有效，那么那些对它会腐蚀人们对待健康的正确态度

    的担忧在品格上似乎就过于高尚了。如果金钱可以治愈我们的肥胖症，为什么还要对操控吹毛求疵呢？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是：恰当地关

    注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乃是自我尊重的一部分。另一个回答更具有道德

    的实践意义：没有维系健康的态度，那么只要激励措施终止，体重就会重新反弹。

    这种情形似乎在目前业已调查的付费减肥计划中已经出现。给钱戒

    烟的情况似乎稍微好些。但是即便最鼓舞人心的调查研究也表明，有将

    近90%因拿钱而戒除吸烟习惯的烟民，在激励措施终止后的6个月内又

    重新开始吸烟了。一般来讲，金钱激励措施对于某一特定事件——比

    如，医生的一次预约或一次药剂注射——的效果，要比它在改变长期的

    习惯和行为方面的效果更好。 [31]

    如果无法使人们养成维系健康的价值观，那么用钱使他们保持健康

    的做法就会事与愿违。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经济学家的问题(即“金钱

    激励措施是否有效？”)与道德学家的问题(即“金钱激励措施是否会引

    起反对？”)之间的关联就要比初看上去紧密得多。一项激励措施是

    否“有效”取决于它的目标。而被恰当构想的目标则会涵盖金钱激励措施

    所腐蚀的一些价值观和态度。具有渗透力的激励措施

    我的一个朋友在他的孩子每写一封感谢信后，都会给他们1美元以

    示奖励。(我在读这些信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它们是在强迫下写出来

    的。)这个策略从长远来看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结果有可能证明，这些孩子在写了足够多的感谢信后最终会意识到写这些信的真正目的，因此即使当他们的父亲不再给他们钱作为奖励的时候，他们也会继续在

    收到礼物时表达感激之情。但是也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他们会吸取错误

    的教训，认为写感谢信只是一份计酬工作，一种为了得到报酬而要承受

    的负担。在这种情形下，习惯就不会养成，而且一旦他们的父亲不再给

    他们钱，他们也就不会再写这样的信了。更为糟糕的是，贿赂会腐蚀他

    们的道德教育，并会使他们更难以学到感恩这种美德。即使贿赂孩子让

    他们写感谢信的做法在短期内会增加产出，但是它最终却会失败，因为

    它给他们灌输了一种错误的评价相关物品的方式。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用金钱奖励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的情形中：为

    什么不给取得好成绩或读了一本书的孩子以金钱奖励呢？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鼓励孩子学习和阅读。金钱奖励便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项激励措

    施。经济学认为，人们会对各种激励措施做出回应。尽管一些孩子会因

    为热爱学习而阅读书籍，但其他一些孩子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所以，为

    什么不把金钱当作进一步的激励措施呢？

    结果可能是——正如经济学逻辑所指出的那样——运用两种激励措

    施要比只运用一种激励措施更有效。但结果也有可能是，金钱激励措施

    有可能侵损内在的激励措施，从而使孩子们阅读更少的书籍而不是更多

    的书籍；或者说，使孩子们在短时间内基于错误的理由去阅读更多的书

    籍。

    在这种情形中，市场就是一种工具，但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开

    始只是作为一项市场机制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了一项市场规范。人们对

    此有一个明显的担忧，即金钱激励措施会使孩子们习惯性地把阅读书籍

    看成是一种赚钱的方式，并由此侵蚀、排挤或腐蚀孩子们对阅读本身的

    那份热爱。采用金钱激励措施让人们减肥、读书或节育的做法，不仅反映了经

    济学分析生活的逻辑，同时也进一步扩展了该逻辑。当加里·贝克在20

    世纪70年代中叶写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用计算成本收益这

    一假设加以解释的时候，他所指的是“影子价格”(shadow prices)——

    即被认为隐含在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选项和我们所做出的各种选择之中的

    那种想象价格。因此，比如，当一个人决定维持婚姻而不是离婚的时

    候，这里并没有公布任何价格；他所考虑的是离婚的影子价格——即金

    钱价格和情感价格——并发现离婚的收益并不足以抵偿其成本。

    但是，当今盛行的那些金钱激励计划要比这走得更远。通过给那些

    不以物质追求为目的的活动确定一种实在且明确的价格，这些金钱激励

    计划把贝克的影子价格从背后拽了出来，并把它们变成了真实的价格。

    它们把贝克有关所有的人际关系在最终意义上都是市场关系的建言付诸

    实施。

    贝克本人据此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建议，亦即用市场手段来解决

    人们在移民政策上存在的激烈争论：美国应当取消其由配额、积分系

    统、家庭偏好以及排队等候等构成的复杂制度，只需要出售移民权即

    可。考虑到需求，贝克建议把准入价格确定为5万美元或者更高。 [32]

    贝克推论说，愿意支付大笔移民费用的移民自然会有许多理想的特

    征。他们可能年轻、有技术、有抱负、勤劳，并且不可能申请救济金或

    失业津贴。当贝克在1987年最初建议出售移民权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想法太难以置信了。但是，对于那些专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这

    是用市场逻辑来解决棘手问题(即我们应当如何决定哪些移民可获准进

    入美国？)的一种明智的甚至是显见不争的方式。

    另一位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L. Simon)大约在同时提出了

    一种与贝克类似的建议。他建议每年设定一个移民准入配额，并把这些

    准入配额公开拍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拍者，直至额满为止。西蒙论证说，出售移民权是公平的，“因为它是根据市场导向的社会的标准——即支

    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的标准——来区别对待需求者的”。针对那种认为他

    的计划有可能只让富人移民美国的反对观点，西蒙回应说：可以允许胜

    出的竞拍者先从政府那里借贷一部分准入费用，并在之后用他们的所得

    税偿还这笔借款。他指出，如果他们无力偿还，那么可以随时把他们驱

    逐出境。 [33]出售移民权的想法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在一个市场

    信念不断高涨的时代，贝克–西蒙规划的主旨很快就被写进了法律。

    1990年，美国国会规定，在美国投资50万美元的外国人可以与他的家庭

    一起移民美国两年；两年以后，如果这项投资创造了至少10个就业岗

    位，那么他们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绿卡)。用金钱换绿卡的计划在

    终极意义上是一项插队方案，亦即一条获得美国公民资格的快速通道。

    2011年，两位参议员提交了一个议案，建议用一种类似的金钱激励方式

    来繁荣受金融危机影响仍处于低迷状态的高端房地产市场。任何购买一

    幢价值50万美元住宅的外国人都可以得到一种签证，允许他及其配偶、子女在拥有这处房产的前提下一直居住在美国。《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用一个大标题概括了这种交易：“买房子，拿签

    证。” [34]

    贝克甚至提议向躲避迫害的避难者收取费用。他宣称，自由市场会

    使人们很容易就决定应当接受哪些避难者——即那些有充分理由支付费

    用的人：“很显然，政治避难者以及那些在本国受到迫害的人，为了被

    准许进入一个自由国家，是会愿意支付一大笔费用的。因此，只要设立

    一个收费系统，自然就可以避免举行那些浪费时间的听证会，来讨论避

    难者一旦被强制送回他的国家是否真的会受到身体上的威胁的问题。”

    [35]

    要求一个躲避迫害的避难者支付5万美元的做法，不仅会使你觉得

    太不近人情，同时也是经济学家未对愿意支付费用与有能力支付费用这

    两点做出区分的另一个例子。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用市场手段

    解决避难者问题的建议，这是一个无须避难者自掏腰包的建议。法学教

    授彼得·舒克(Peter Schuck)提出了如下建议：

    让一个国际组织根据国民财富的水平给每个国家设定一个年度避难

    者的配额。然后让这些国家在它们之间买卖这些义务。因此，比如，如

    果日本根据分配方案每年要接收2万名避难者，而它又不想接收他们，那么它可以付钱给俄罗斯或乌干达让它们接收这些避难者。根据规范的

    市场逻辑，这种情形会使每一方都获益。俄罗斯或乌干达得到了一个新

    的国家收入来源，日本通过外包方式履行了它接收避难者的义务，而且

    更多的避难者也得到了救助。 [36]

    这种避难者市场有点令人讨厌，尽管它使更多的避难者找到了避难

    之所。但是，它究竟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这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避难者市场改变了我们有关谁是避难者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他们的看

    法。它鼓励参与者——购买者、出售者以及那些拥有可以拿来讨价还价

    的避难所的国家——把避难者看成是一个要甩掉的包袱或是一种收入来

    源，而不是一些身处险境的人。

    人们可能会承认避难者市场确有贬低人格的作用，可是他们仍得出

    结论认为，这项计划所带来的是更多的好处而不是伤害。但这个事例却

    表明，市场不只是一种机制。它们体现了某些规范。它们预设(并促

    进)了评价所交易物品的某些方式。

    经济学家往往假定，市场并不会触及或腐蚀它们所调节的那些物

    品。但这并非事实真相。市场把它们的印记镌刻在社会规范之上。市场

    激励措施往往会侵蚀或排挤掉非市场激励措施。

    一项有关以色列某些托儿所的研究表明了上述情况是如何可能发生

    的。这些托儿所面临着一个人们所熟知的问题：一些家长有时候无法按

    时去接他们的孩子。一位老师在迟到的家长来接孩子之前不得不留下来

    陪孩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托儿所对迟到的家长处以罚金。你猜

    想一下会发生什么？结果，迟接孩子的现象实际上反而越来越多了。

    [37]

    如果你现在还假定人们会对激励措施做出回应，那么这就是一个令

    人感到困惑的结果。你可能会预期，设定罚金会减少而不会增加迟接孩

    子的现象。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引入金钱惩罚机制的做法，改变了

    原有的规范。之前，迟到的家长会感到内疚，因为他们给老师带来了麻

    烦。而现在，家长们则把迟接孩子看成是一项他们愿意为之付钱的服

    务。他们把罚金看成是一项费用。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在强迫老师延长工

    作时间，而只是用付钱给她们的方式让她们延长工作时间而已。罚金抑或费用

    罚金与费用之间的差异何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罚金

    所表达的是道德上的责难，而费用只是不含任何道德判断的价格。当我

    们对乱丢废物的人科以罚金的时候，我们是说：乱丢废物是错误的。把

    啤酒罐随手丢进大峡谷(Grand Canyon)，不仅要科以清理费用，而且

    也反映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所不予鼓励的一种恶劣态度。假设这种行为

    的罚金是100美元，而且一个富有的徒步旅行者认为，为了不用拿着空

    罐子出公园这一便利，花这么多钱是值得的。他把罚金看作一种费用，因而把啤酒罐随意丢进大峡谷。尽管他付了罚款，但是我们仍然会认为

    他做错了事。由于他把大峡谷看成是一个昂贵的垃圾丢弃站，所以他的

    这种观点表明，他没有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去理解它。

    或者，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专门留给残疾人使用的停车位的问题。假

    设一个忙着要去签约的健康人想在其建筑工地附近的地方停车。为了把

    车停在专门留给残疾人的地方这一便利，他愿意支付一笔颇为高额的罚

    款，因为他把这笔罚金视作做生意的一种成本。尽管他付了罚款，难道

    我们就会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没有错吗？他对待罚金的态度，就好像它是

    一笔昂贵的停车费用。但是，这里丢失了其间的道德意义。由于他把罚

    金看成是一笔费用，所以他既没有尊重残疾人的需求，也没有尊重社会

    通过留出停车空位而方便残疾人的欲求。

    21.7万美元的超速罚单

    当人们把罚金视作一种费用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鄙视罚金所表达的

    那些规范。社会对此常常都会予以回击。一些富裕的驾驶者把超速罚单

    看作他们为了随意飙车而支付的费用。在芬兰，法律明确规定罚款金额

    以肇事者的收入为基础，并以此反对上述那种思维方式(和驾驶方

    式)。2003年，尤西·萨洛诺亚(Jussi Salonoja)，一位27岁的香肠业继

    承人，因为在限速每小时40公里的路段上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行驶而

    被罚款17万欧元(当时约合21.7万美元)。萨洛诺亚是芬兰最富有的人

    之一，他的年收入高达700万欧元。此前，最昂贵的超速罚单纪录是由

    诺基亚移动公司的一位主管安西·万约基(Anssi Vanjoki)创下的。2002

    年，他因驾驶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在赫尔辛基超速行驶而被罚款11.6万欧元。当万约基事后证明其收入因诺基亚公司利润缩水而被减少之后，法

    官才降低了罚款数额。 [38]

    芬兰人的这张超速罚单之所以是罚金而不是费用，不只是因为它们

    根据收入进行浮动这个事实，而是因为隐含在其背后的道德谴责，亦即

    违反限速规定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判断。累进所得税也根据收入浮动，但

    它们却不是罚金；它们的目的在于提高国家税收，而不是一种通过惩罚

    来创收的活动。芬兰所开出的这张21.7万美元的超速罚单表明，社会不

    仅希望违法者能够支付危险行为的成本，而且也希望惩罚与罪责相符合

    ——以及与违法者的银行存款余额相符合。

    尽管一些有钱的超速驾驶者对待限速问题态度傲慢，但是罚金与费

    用之间的差异却是无法轻易消除的。在大多数情形下，被叫停在路边并

    被开具超速罚单仍带有一种耻辱的味道。没有人会认为警察只是在收取

    道路费，或是在给超速者开具一张可方便他快速往返的账单。近来，我

    偶然看到了一则怪诞的建议，它通过表明超速费用(而不是罚金)究竟

    意味着什么而阐明了这个问题。

    尤金·“吉诺”·迪斯莫内(Eugene “Gino” Disimone)是一名竞选内华

    达州州长的独立候选人。他在2010年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增加州预算

    的方案：允许人们在支付25美元(每天)后超速行驶，并在内华达州指

    定的路段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行驶。如果你想不定时地选择提速驾

    驶，那么你可以买一个应答器，并在你需要开得快些的时候用手机拨打

    你的账号。只要从你的信用卡中扣除了25美元，那么你就可以在未来的

    24小时内自由地快速行驶，而不会被警察拦下停在路边。如果一个警察

    用测速雷达枪发现了你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驶，那么你的应答器就会发

    出信号，表明你是一位付费的消费者，因而也就不会被开具任何罚单。

    迪斯莫内估计，他的这个建议可以在不提高税收的情形下每年至少为该

    州增加13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尽管这对于该州的预算来说是一笔非常诱

    人的意外之财，但是内华达州高速公路巡警却说，这项计划会危害公共

    安全，而且该候选人在竞选中也肯定会落选。 [39]

    地铁逃票和录像带租金

    在实践中，罚金和费用之间的区别有可能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有争

    议的。让我们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如果你在乘坐巴黎地铁的时候没有购

    买2美元的车票，那么你就会被罚款60美元。这项罚款乃是对那种用逃票的方式欺骗地铁系统的做法的一种惩罚。然而，一群专门逃票的人最

    近想出了一种把罚金转变为费用的聪明方法，不过这也是一种很平常的

    方法。他们成立了一个保险基金，如果他们当中有人被抓到，该基金就

    会为他支付罚款。每个成员每月给该项基金(逃票者互济会)缴纳大约

    8.5美元的费用，而这笔钱远比购买一张合法的月票所需花费的74美元

    要便宜得多。

    这个互济会的成员说，他们的动机不是金钱，而是对免费开放公共

    交通的一种意识形态承诺。这个群体的一位领导者告诉《洛杉矶时报》

    说：“这是一种集体抵抗的方式。在法国，有些事情(上学和健康)应

    当是免费的。那么为什么公共交通不免费呢？”尽管逃票的人不会很

    多，但是他们的全新计划却把对欺骗科处的罚金变成了一种月度保险

    费，一种他们为了抵抗交通收费系统而愿意支付的价格。 [40]

    为了确定是罚金合适还是费用合适，我们就必须弄清楚相关社会制

    度的目的以及应当调整它的那些规范。答案会因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同

    而有所不同：我们讨论的是晚到托儿所接孩子以及巴黎地铁逃票的问

    题，还是逾期把DVD还给当地音响商店的问题。

    在音响商店初创的岁月，它们把因迟还录像带而交付的费用看作是

    罚金。如果我迟还了录像带，营业员就会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态度。好像

    我迟还3天电影录像带，就是在做一件不道德的事情似的。我认为这种

    态度有点错位。一个商业性音响商店毕竟不是公共图书馆。对于那些没

    有按时归还图书的人，公共图书馆所科处的不是费用，而是罚金。这是

    因为公共图书馆的目的就是要在一个共同体中组织人们免费分享书籍。

    所以，当我悄悄地把已过借阅期的书还给图书馆的时候，理应感到内

    疚。

    但音响商店做的是生意，其目的就是通过出租录像带赚钱。所以，如果我没有按时归还电影录像带并付费多借了几天，那么我应当被看成

    是一个较好的消费者，而不是一个较差的消费者。或者，我理应这么

    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方面的规范也发生了变化。现在，音响商店

    似乎已不再把逾期不还而缴纳的钱看成是一种罚金，而是看成一种费

    用。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通常情况下，道德要求会更高些。让我们来看看人们就罚金和费

    用之间偶尔出现的模糊界限展开的争论：在中国，因违反政府独生子女

    政策而被科处的罚款，在富裕的人眼中越来越被看作是生育第二个孩子

    所要支付的一笔费用。这项为了减缓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而在30多年前就

    已经实施的政策，使得城市中的大多数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如果

    农村家庭第一胎生育的是女孩，则被允许生第二胎。)罚款金额因地而

    异，但在大城市中，罚金已高达20万元人民币(约合3.1万美元)；这

    对于工薪阶层来讲是一笔很大的数额，但对于富裕的企业家、体育明星

    和社会名流来讲则是微不足道的。来自中国新闻媒体的一则报道指出，广州的一位孕妇和她的丈夫“趾高气扬地”步入当地的计划生育办公室，把一沓钱扔在桌子上说：“这是20万。我们要照顾我们还未出生的孩

    子，请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41]

    计划生育官员试图通过以下做法来重申此项举措的惩罚性质：增加

    富裕超生者的罚金，公开谴责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名流并禁止他们

    上电视，以及不让超生的企业老总得到政府的合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

    学教授翟振武解释说：“对于富人来讲，罚金是微不足道的。政府必须

    在真正可以打疼他们的地方——如名誉、声望和社会地位等方面——更

    重地打击他们。” [42]

    政府当局把罚金看成一种刑罚，并希望它还能产生一种耻辱感。它

    们不想把它变成一种费用。这主要不是因为它们担心富裕的家庭会生育

    太多的孩子。富裕超生者的数量相对来讲是很小的。问题的关键乃是构

    成独生子女政策之基础的规范。如果这里的罚金只是一种费用的话，那

    么国家就会陷于一种尴尬的交易之中，因为它在向那些有能力和有意愿

    支付超生费用的人出售超生权。

    可交易的生育许可证

    让人感到特别奇怪的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呼吁采用一种以市场

    为基础的控制人口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与中国官员竭力避免的那种以费

    用为基础的计划生育体系极其相似。这些经济学家敦促那些需要限制人

    口数量的国家发放可交易的生育许可证。1964年，经济学家肯尼思·博

    尔丁(Kenneth Boulding)就提出了一个可交易的生育准许体系，作为

    处理人口过剩问题的一种方式。每个妇女都可以得到一张授权她们生育

    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这取决于政策的规定)的准生证。她可以自由

    地使用这种准生证或根据现行价格把它卖掉。博尔丁设想了这样一种市场，其间，那些渴望拥有孩子的人可以从(他以一种粗鲁的方式所说

    的)“穷人、修女、未婚妇女等诸如此类的人”那里购买准生证。 [43]

    这项计划要比固定配额体系(如独生子女政策)少一些强制性。同

    时，它在经济上也更有效，因为它会把物品(在这个情形中就是指孩

    子)分配给最愿意为它们支付金钱的消费者。近来，两位比利时经济学

    家又重申了博尔丁的建议。他们指出，由于富人有可能会愿意从穷人那

    里购买生育许可证，所以这个计划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通过给

    穷人增加一个新的收入来源来减少不平等现象。 [44]

    一些人反对对生育作任何限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为了避免人口

    过剩，对生育权进行限制是合法的。让我们暂时撇开有关原则的争论，而设想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它决定实施强制性的人口控制计划。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下述两项政策中哪项政策会较少招致人们的反对：是

    (1)一个固定配额的体系，它限制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并对

    超生者科处罚款；还是(2)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它给每对夫妻

    发放一张可交易的、授权持有者可生育一个孩子的准生证？

    从经济逻辑的角度来看，上述第二项政策显然更为可取。如果让人

    们在使用准生证抑或出售准生证的问题上拥有选择的自由，那可以使相

    关的人都获益，而同时也不会使任何人受损。那些买卖准生证的人(通

    过相互获益的交易)获得了好处，而那些没有进入这个市场的人的境况

    也并不会比他们如果处在固定配额体系下的境况更糟，因为他们仍可以

    生育一个孩子。

    然而，就人们可以买卖生育权的那种体系而言，存在着某种让人感

    到担忧的方面。部分担忧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这样一种体系是不公

    平的。我们不愿意把孩子当成一种只有富人负担得起、穷人却负担不起

    的奢侈品。如果生育孩子是人类繁盛的一个核心要素的话，那么把生育

    孩子的条件限定在支付能力的基础之上就是不公平的。

    除了上述基于公平这个理由的反对意见以外，另一种反对意见还认

    为它是一种贿赂。这种市场交易的核心要素乃是一种在道德上令人不安

    的活动：希望多要一个孩子的父母肯定会引诱或诱使其他有可能成为父

    母的人出售他们的生育权。从道德上讲，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购买一对夫

    妻生下来的唯一一个孩子没有什么两样。经济学家们有可能论辩说，孩子市场或生育权市场拥有一种有效的

    德性：它把孩子分配给了那些最珍视他们的人，而衡量标准便是支付能

    力。但是，交易生育权的做法促使人们用一种商业态度去对待孩子，而

    这种态度则会腐蚀父母的品格。处于父母之爱这一规范之核心地位的乃

    是这样一种观念：一个人的孩子是不可转让的，把他们拿来买卖是不可

    思议的。所以，从另一对可能成为父母的人那里购买一个孩子或购买生

    育一个孩子的权利，就是在腐蚀父母品格本身。如果你通过贿赂其他夫

    妻不要孩子而自己生育了孩子，那么爱你的孩子这种经验难道就没有被

    败坏吗？你是否有可能至少在诱惑下向你的孩子隐瞒这个事实？如果是

    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得出结论：不论生育许可证市场有多少好

    处，它都会以固定配额体系不会采用的方式腐蚀父母的品格，尽管固定

    配额体系也非常令人讨厌。

    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

    罚金与费用之间的差异，也与有关如何减少温室气体和碳排放的争

    论相关。政府应当给排放设定一个限度并对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