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就在这一年的3月18日，沈阳六一五厂(造币厂)发生了一起黄金被盗案，被盗黄金八百两零七钱。此案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建国以来最大一起黄金失窃案。

八百两黄金突然消失

当时，六一五厂承担了一项国家交给的重大任务——冶炼从民间收集来的黄金和白银。因为这是一项保密工程，所以当时黄金的代称为100号，白银为200号。成堆的黄金被堆放在车间用包装箱板临时搭建的仓库里，那时靠的全是工人们的觉悟。但这满地金银,还是引起了时任该厂生产科科长的关庆昌的注意。

1961年3月18日是星期六，天下着小雨。这天下班后6点，关庆昌到了厂浴室，和浴室里所有的人都打了一遍招呼，简单洗了一下就匆匆穿好衣服赶回办公室，戴上手套，拿上羊角锤，轻松地撬开仓库板墙，用羊角锤撬开装黄金的木箱子，拿走了两块黄金。他把黄金放到家后，急忙换上衣服，几分钟后出现在工厂俱乐部举办的舞会上，逢人就打招呼。他的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20分钟。晚上9点半舞会结束，在众目睽睽之下，各自回家。关庆昌回家让媳妇连夜把作案穿的棉鞋换了鞋底。

星期一，六一五厂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一上班，青年工人高兴贵就紧张地跑到郭家惠跟前，嘴唇哆嗦着说：100号产品被盗了。郭家惠吓得几乎瘫倒在地。事关重大，他急忙向厂里报告。

接到报案，公安局破案的声势造得很大，每个公安人员负责十余名工人，采取背靠背的方法，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工人都需要一一按手印，现场发现的布鞋脚印和判断的作案工具羊角锤被列为重点线索，因此，职工穿的布鞋和家里的羊角锤都被勒令上缴。

不得安宁的窃贼

关庆昌把黄金藏在厨房的烟道里，但那时是两家共用一个厨房，而且他与邻居的关系非常紧张。最后，他把金子从灶坑里搬出来锯成四块，用木板包好垫了炕柜。

关庆昌盗出的黄金是高纯度的，所以无法出手。为了降低纯度，他弄了不少化学试剂和盆盆罐罐，想自己熔炼金子。他一折腾，让那位和他不和的邻居起了疑，邻居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遗憾的是，当时有关部门以为是邻里间的纠纷，关庆昌因此躲过一劫。

但此事还是把关庆昌吓了一跳，他决定离开这个邻居。在上世纪60年代，能住上“两水两气”楼房的人是极少数的，关庆昌却要求调到没有“两水两气”的平房去。他的理由是:“共产党员要把方便让给别人。”

关庆昌搬到了平房里，为了掩人耳目，他加高了院墙，又在巴掌大的院里栽了一棵树，整日大门紧闭。甚至连儿子结婚时，门口的大红喜字也不敢贴。别人问起，他说是举办了一个“革命化婚礼”。

如此破案好荒唐

作为黄金的保管者，郭家惠当然成了第一个被怀疑对象。他去报案时被扣住，受到了严厉审讯。连第一个发现黄金丢失的高兴贵也成了怀疑对象。两人很快被关在一起，每天有军人看守。他们就这样被关押了三个月。最后，郭家惠的包装组组长职务被撤掉，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

有一位叫贾清吉的老工人，13岁入厂，后因表现积极被抽调到护厂队，曾被评为沈阳治安劳模。贾清吉这个人很直，几次在公众场合说：这金子不放库里，早晚要出事。他的这番话自然被举报了上去，理所当然的，他成了突破对象。贾清吉被当成重点，在厂里大会小会的批、无休止的审问，每次还受点皮肉之苦。根据“常在河边站，没有不湿鞋”的原理，他曾一度被调到炼金车间，没想到这个忠诚的老工人不但不偷，在监视中还搞了一项技术革新。

当时的厂长叫李榆，也被关进了牛棚。那些专案组的人推断，李榆可能把金子藏在已过世的母亲的棺材里了。于是这些人就跑到东陵，把李榆母亲的坟掘了，将棺木打开，可奇迹并没有发生。更离奇的是，李榆家有个保姆早在1959年就返乡回家了，黄金案发生在她离开的两年以后，但这些人认定保姆就是李榆的特务上司，八百两黄金作为特务经费被送到保姆那去了。于是他们又“辛辛苦苦”地去追查这个保姆。

这种残酷的斗争，使没有犯罪的人都开始怀疑起了自己。有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在一次斗争会上受不了这种刺激，自己冲上台去承认说:“这金子是我偷的。”但这位老兵在厂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连专案组的人也不相信，只好不了了之。

待到真相大白时

1980年，国家放松黄金买卖的限制，调高了黄金的价格，到银行兑换可以不用户口本了。关庆昌觉得时机已到，决定出售黄金。1980年4月15日，他从一块黄金上剁下来约1.5公斤的一块，由妻子黄淑珍拿到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去出售，共得款23000多元。黄淑珍分别用6个姓名办了定期存款，把余下的65元零钱揣进兜里。

由于黄金纯度太高，引起了银行保卫部门的怀疑，关庆昌的妻子被扣押。经过审讯，一切很快水落石出。关庆昌被抓获，全部金块被搜出，关庆昌被判了死刑。但20世纪80年代中国步入了法制社会，根据当时刑法，盗窃罪没有死刑，关庆昌据此提起上诉。最后关庆昌被改判为无期。

——摘编自《山海经》2016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