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共和国70寿诞献礼—中央红军在甘民族工作与北上陕甘宁重大战略决策的完成

自1935年9月5日进入甘南迭部县到当年10月25日离开平凉界石铺，中央红军先后经过甘南、陇南、定西、天水、平凉五个市州，离开甘肃后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党中央进入甘肃以后，先是召开了俄界会议，随后突破天险腊子口，到达哈达铺进行休整。在此期间，做出了向陕甘宁苏区进军的重要决定。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红一方面军不仅要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而且要保障党中央的安全，任务极其艰巨。此外，红军在甘肃境内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都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完成的，相较于在汉族聚居地区开展工作来讲，要困难了许多。如何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同胞之间的关系，维护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支持，就成为中央红军顺利完成政治工作和进行军事斗争的重要保证。

中央红军在甘肃境内行军路线图

一、消除误解

由于国民党当局将红军描写成毁灭宗教，杀人放火的红色强盗。甘肃境内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对红军普遍存在误解，并害怕与红军接触。在进入甘肃之前，中央红军的后勤问题就因为藏民的误解而遭遇严重危机。根据中央红军老同志的回忆，我们可以了解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以及对藏族群众的武装胁迫，给红军行军补给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据杨定华同志回忆：

       离开懋功以后，困难更与日俱增了……藏民因误信当时国民党南京官方的宣传恐吓和受川军及当地反动分子的威胁，大多数藏匿或逃走。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两餐青稞、玉黍、蒿麦、洋薯，也朝不保夕，许多部队都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顿只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节省，将两天粮食分作三天来吃。藏民因川军事先逼迫都逃之夭夭，使红军有钱买不着东西，真苦煞了数万英雄！由此可见，打消少数民族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误解，对于红军的后勤补给和战斗力的保障，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此图取自甘肃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文物》

虽然困难重重，但红军是由党领导的，具有非凡政治智慧的军队。在到达甘肃时，红军已经积累了不少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进入甘南藏区，红军指战员就开始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打消藏族群众的顾虑。针对藏族群众普遍不能阅读汉语的情况，红军采取沿途张贴汉藏双语的宣传板的方式，向藏族同胞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标语通俗易懂，简洁明了。如“红军是干人自己的军队”，“红军不杀番民”，“红军公买公卖”等。与此同时，红军还通过藏族通司（汉语翻译）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及红军北上抗日的政治目标。

考虑到藏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党中央向同志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以及具体的行为准则。如“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念经敬佛当藏民喇嘛听其自愿；部队不得进入喇嘛寺院，不动藏民供奉的神像、神皇、香炉，不准撕毁藏民贴在门上封门的‘神符’和插在房顶、寨边、山上的经蟠”等。这一切都使藏族群众意识到红军与国民党旧军阀有着天壤之别。他们看到红军不抓壮丁，不抢牛羊，不烧房子，不要银子，而且还关心爱护和帮助藏族人民。于是，广大藏胞逐渐打消了对于共产党的顾虑，为红军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获得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打下了坚实的地基。

甘南藏族自治州不仅是藏民族重要聚居地区，也是藏传佛教名刹拉卜楞寺的所在地

离开甘南藏区后，红军进入汉回杂居地区。回族与汉族杂居，通用汉语、汉字，加之红二十五军曾在这一地区活动过。因此，较之于在藏区的工作，要容易开展的多。由于回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情况，为开展对回族群众的工作，党中央临时颁发了《回民地区守则》。《守则》十分详细，除了规定不得擅自进入清真寺，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外，还规定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和吃猪肉等等。此外，红军充分利用了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在回族群众中有着很高威信这一点，每到一地，政工干部们都会先拜访当地阿訇，向阿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阿訇在了解了实情之后，便热情组织回族群众帮助红军，大大便利了民族工作的开展。

二、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在打消了疑虑之后，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开始积极实践党的民族政策，增进藏回群众与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的感情，将红色的种子播撒下去。如1935年9月11日，红军住进了今迭部县俄界村，某连的一名十七八岁的通讯员借了房东藏族老阿妈的瓷罐去溪边提水，瓷罐在回来的路上不小心被摔碎了。第二天一大早红军检查军纪，这件事被反应出来后，指战员立刻将全连的战士集合起来，调查此事。按照军纪，破坏了群众的任何物品都必须赔偿。但是这名通讯员身上没有任何值钱可以当作赔偿的东西。指战员便让他脱下身上的红毛衣给藏族老阿妈，但是这件毛衣是通讯员参加红军时，家人亲手织好后母亲交给他的唯一东西，因此最后指战员替他赔偿一块银元才最终解决。

广大指战员不仅对少数民族群众财产秋毫无犯，对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更是绝对尊重。根据参加长征老同志的回忆，在进入回族村落居住时，各部都要将被杀的羊或鸡到清真寺去念几句经才下手的。再如“回民最忌讳的是吃猪肉……所以预先一天就将猪油吃完，而带上菜油或豆油”。在哈达铺，红军为增进军民关系，邀请当地群众参与会餐，也特别注意到回族群众的宗教禁忌，并单独设立宴席，可谓是无微不至。

红军的所作所为，与国民党军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当时《大公报》知名旅行记者范长江的报导，国民党的军政干部仗着手中权力，对于甘南藏族经常敲诈。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所写的《中国西北角》如实的记录了二十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

不仅如此，如果当地少数民族资助或者帮助红军，就会遭到当地国民党军阀的残酷报复。据相关同志回忆，“当地的反动分子曾订有一个严惩藏民的条例：凡帮助红军引路者，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如不听从其指挥同红军作战者亦作（叛逆）论”。因此，当回藏群众看到平时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军阀在遇到红军后狼狈逃窜的样子，以及受到红军如亲人般的尊重后，他们认识到红军是仁义之师，是各族人民共同的队伍，开始积极帮助红军。

一次，红军的一支后卫部队要从甘南州的达尼傲村渡过白龙江，不巧江上的木桥遭到破坏，给部队渡河造成了麻烦。相关同志随即委托通司（藏语翻译）到村中求助，当地村民听闻红军遭遇困难，立即派出了20名青壮年修通道路，还派人协助引路。在哈达铺，热情的回族群众更是把红军女战士请回家中招待。直到最后，少数民族群众视红军如亲人。正如同志们回忆的“我们所过之处，回民都把泡好了的茶水置于道旁，并有人站在旁边打招呼，不断地叫：‘红军先生！咱们没有啥东西招呼，请喝茶吧”。正如上文中所反应的那样，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种各民族兄弟团结一家亲的局面，不仅解决了困扰红军很久的后勤给养问题，更给党中央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给党中央以充分时间做出了北上陕甘宁苏区的重大决策。

三、中央红军在甘民族工作的非凡意义

充足的后勤补给是一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障，是决定一支军队能否打胜仗的重要因素。在入甘之前，红一方面军和与其同行的党中央刚刚翻过大雪山，并穿越茫茫草原。部队各类给养消耗十分巨大，同志们也十分疲劳。试想，如果得不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红一方面军很难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党中央也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来研究探讨“中国革命将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卓尼土司杨积庆在受到红军民族政策的感染下，慷慨解囊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给养。

1935年9月17日，红军来到崔古仓。崔古仓是杨土司在下迭地区的其中一个粮仓，储藏大约有二三十万斤陈粮。为帮助红军，杨土司故意令仓官和两个藏族守仓兵离开。红军便自行开仓取粮，在粮仓留下“此仓内粮是杨土司庄稼粮，希望各单位节约用量”的告示，并在仓内留下了两捆江西苏维埃纸币作为粮款（实际上就是白取，苏维埃纸币在在苏区沦陷后没有任何购买力，就是废纸）。当时的红军严重补给不足，已经很多人出现身体不适。杨土司的这批物资，对于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天险腊子口是拦在中央红军必经之路上的一只猛虎

在杨积庆土司帮助下，已经人困马泛，饥寒交迫的红军终于获得了期盼已久的给养，战士们终于不用饿着肚子行军战斗，为红军迅速夺取天险“腊子口”，进入陇南哈达铺作出北上陕甘宁苏区的战略决策，提供了物质保障。

哈达铺一个不起眼的小镇，注定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除了获得少数民族上层的慷概帮助外，部队到达哈达铺后还采购到了大量的生活物资，各单位的补给情况得到了重大改善。就像相关人员回忆的那样：“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盐、油……真有点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于空中一样”。

在哈达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通过国民党方面的报纸获悉了陕甘宁苏区的活动情况。

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一方面军红四团指战员的英勇战斗下，加上藏区群众的支持，中央红军顺利突破了腊子口，于1935年9月20日到达了陇南哈达铺。在哈达铺期间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得到了充分的休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得以有充分的时间阅读《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西安报》、《山西日报》等报纸，对报纸中所反映出的重要信息进行了深入研究。

9月22日，张闻天写出了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同日，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报告。会议在充分讨论了当时的情势之后，做出了北上陕甘苏区与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汇合的决定。会后毛泽东号召全体指战员：”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地！”9月28日在哈达铺整编为陕甘支队的中央红军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进行了连级以上干部大会，会议确定陕北为长征的最后目的地，并指出要以陕北为新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至此中央红军乃至于整个长征的战略落脚点都得到了最终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