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视障（偏盲）跑者沈琳以311（3小时11分）完成了2022上海马拉松。这一成绩比他的预定目标快了近9分钟，比他5年前第一次参加上马时的成绩则快了2小时6分钟。

竞技体育的公平性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人付出越多收获越多。因此，即使作为一名残障跑者，他仍可以跑得比大多数健全人更快。

沈琳的队友，同样是视障（全盲）跑者的陆晨辉这次跑了413。相比他的PB（个人纪录）336慢了半小时，但考虑到今年缺乏系统训练，他对这一成绩仍感到满意。他们都来自今年夏天刚成立的公益组织“追光运动营”，这是一个专陪视障群体跑步的组织。

每一年的上马赛场上，我们都能看到众多残障跑者挑战自我的身影。在向他们的勇气致意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忘了他们背后那些默默付出的人——他们训练和比赛时的陪跑员。

登上学习强国的松江阿姨

上马开跑整一周前的这个上午，追光运动营照例在8点30分进行每周例跑。在他们的据点闵行文化公园里，聚了老少二、三十人，这中间的一部分将参加上马，跑前都需要拉拉速度。当沈琳告知大家自己这次打算跑进320的时候，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追光运动营是今年8月底成立的，但绝大多数健视成员都有多年的陪跑经验，他们都来自于2015年成立的公益组织“做你的眼睛”。因为理念不同，决定自立阵营。但他们的主要身份没有变，他们仍然是视障跑者身边的陪跑员。

每星期都陆续有新成员加入，这周的新人是一名84岁的老教授和他失明的堂妹。通常参加活动满三次，就能得到一套统一的营服。

每周都有新成员加入这个集体

运动营固定成员里年纪最大的是68岁的尹红，她被营员们一致推选为营长。但她的想法是，希望将来等运动营走上了正轨，就把它交到视障者手里，让他们自己管理。

这届上马是尹红人生中的第89个马拉松赛事。运动营里另一名核心成员于鸿润建议，大家明年一起去希腊陪红姐跑第100个马拉松。届时要召集上整100个人陪跑，顺便提前庆祝她的70岁生日。

尹红和运动营部分成员在今年的上马赛场

尹红是这些人里最早成为陪跑员的，她在早年参加国外马拉松赛事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现象，“相比欧美国家，亚洲这边健视人带盲人跑的情况更常见。”

尤其是在日本，“我有一次在比赛中看到两个女孩子，她们在赛道上穿着很漂亮的草莓服，你只有看到她们手里的绳子才知道，哦，有一个是盲人。”

那是2015年，回国以后，她立刻着手寻找类似陪跑的组织。2015年8月，她开始在“做你的眼睛”里当起陪跑，直到去年6月退出组织，但陪跑的生涯从未停止。

奔七阿姨做陪跑这种正能量的题材最符合主流媒体的兴趣，她的故事于是登上了学习强国。从此以后，尹红成了跑圈里有名的“松江阿姨”。

尹红和于鸿润陪陆晨辉徒步

陪跑员孙梅说，红姐最让她感动的一次经历是陪陆晨辉参加“丝绸古道万里行”徒步比赛，他们当时携手走了整整4天3夜，完成了108公里的距离。“我永远都记得晨辉说的一句话，”孙梅回忆，“他说：戈壁滩几乎没有路，红姐把好走的路都让给了我。”

当时陪晨辉完赛的还有于鸿润，在接近终点处，他和尹红相视一笑，默契地放开了晨辉的手。“我们希望他第一个冲线，所以让他走在前面，我们在后面拼命喊，‘直走！直走！’”

晨辉最终成为比赛的冠军。

不想拖累陪跑员，中签的他选择退赛

因为一个操作失误，于鸿润连续8年的上马参赛纪录不得不在今年戛然而止。

上周日结束例跑后，当大家聚在他的166烧烤酒馆里兴奋展望即将于一星期后揭幕的上马时，他的神情显见的落寞。跑过全部六大满贯赛事的于鸿润，PB为316。

于鸿润店内墙上挂着自己历年参加上马赛事的奖牌

据说，每个业余马拉松跑者共同的梦想都是跑进3小时。于鸿润参加的第一个全马比赛就是2013的上马，当时跑了322。“所以我说我跑步没什么进步，跑了那么多年了，一共就快了6分钟。”

跑步这一习惯从高一延续至今，将近40年了。从2013年起，他没落下一届上马。去年赛事因为疫情停摆，他的名额被自动延到了今年。但因为今年上马启动报名程序的时候他误选了退赛，导致名额被取消，“再报的时候就报不上了。”

于鸿润做陪跑的年头和尹红差不多，因为经常在比赛中担任陪跑员，他的成绩往往受到影响。他本人并不在意，“我一直觉得，虽然我们陪跑的时候速度慢了，但这份价值要比打破自己的PB更大。”

尹红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于鸿润有一年陪晨辉跑上马，带他跑进了4小时。“那天还下大雨，于老师穿了个‘吃鸡’游戏里的吉利服。这衣服非常吸水，到最后把他给重的。”

三名陪跑员带领陆晨辉参加2020年上马

在于鸿润的陪伴下，陆晨辉两度跑进340。他先在2020年上马跑出338，第二年的无锡马拉松又创造了336的PB。于鸿润说，这种成就感胜过打破自己的PB。

但有时候，视障跑友体恤陪跑员，不愿意拖慢他们的脚步。此次上马中签的唐宇峰感觉自己今年缺乏系统训练，成绩恐怕不会太好。因为担心拖累陪跑员，主动退了赛。尹红知道以后，埋怨了他一通。“你怎么不和我说，我带你跑慢点就是了。”

虽然是在付出，但得到的更多

这些陪跑员的年纪有大有小，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都是由于身体原因开始走上马拉松之路。

被称为“郭大哥”的郭延年自我介绍，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下海的，奋斗了十几年，钱赚到了，身体也不行了。”拿着体检的“三高”报告，想想一起打拼的同龄朋友有的得了绝症，有的已经去世，狠狠心走上跑步健身这条路；

80后蔡芸从事驾驶行业，1米7出头的他体重峰值曾将近170斤。“开两圈车就浑身不舒服，去医院又查不出毛病。”在医生的建议下，开始锻炼身体；

孙梅是一名财务，因为没有矫正视力，从小不爱运动。2020年第一波疫情居家期间，体重一度飙升到150斤。为了不自暴自弃，先加入徒步团体，转而进了跑圈。

……

他们跑步的动机本身不稀奇，让这群人在外人眼里显得浪漫的，是他们由最初的关注自身转而关注弱势群体需求这一过程中的无私和付出。和我们之前报道过的“黑暗跑团”不同，因为成立的时间短，追光运动营很少得到来自社会的赞助。一切活动和装备开销，都由成员们在内部调剂解决。“我们有两点原则，”尹红介绍，“一是残疾人的钱一分不收；二是考虑到很多队友家庭条件并不宽裕，因此捐款的上限是200元。”

但他们似乎都觉得，单纯的付出就能带来快乐和满足。冷眼旁观的人不免要问一句，为什么？

一人包办了运动营全套训练服装的郭延年说：

“我们这个年纪，就想做点事情回报社会。也做不了大事，就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有生之年，能帮更多的视障人士走出家门，让他们快乐，自己就感到幸福。”

尹红说：“你在陪跑的过程中，帮助了别人，其实也修炼了自己。”在大学任教的陪跑严佳林表示赞同：“你虽然是在付出，但其实得到的更多。”

“他们也在治愈我们，现在不是都在说治愈内耗吗？他们能够跨越障碍，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的？我觉得这是一种相互认同、相互帮助。”

我们都希望得到一种认同

唐宇峰同意郭延年的话，他也认为这个组织最大的意义，是帮助更多视障小伙伴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视障人士走出家门有多困难？唐宇峰说，当自己半路失明后，足足在家里呆了10年。失明前，他曾是青浦区中学生运动会上的短跑冠军，100米最好的成绩在11秒8左右，还是校足球队的前锋。他曾经感受过速度带来的刺激，但这一切都被封印进历史，永远离他而去了。

尹红记得，当唐宇峰在2017年第一次来当时的组织活动时，一句话都不说。带他跑了一公里，脸色就发白。但从这时候开始，他就一直会出来参加活动了。唐宇峰回忆：“我当时肌肉已经萎缩了，腿很细，但上半身赘肉又很多……”

“你在家里呆了10年，我是今年正好失明第10年。”44岁的李昊接口，2016年加入组织的她是这个团队里最活跃的一个。“我以前就是个很活跃的人，但失明以后一下子不说话了。医生当时怕我憋坏，故意找茬引我生气，让我说话。”

但渐渐接受现实后，她决心不让失明困住自己的脚步，“爸爸教我学着用盲杖、走盲道，这样一点点摸索。刚开始不习惯的，摔跤把膝盖摔得一塌糊涂。后来一步步能走了，第一次一个人去家旁边的小店买东西的时候，我开心死了。”

但即使走出了家门，心理还是有障碍的。“很多人会盯着你问，眼睛怎么回事，就要一个个解释。也被人骂过瞎子，按我以前的性格是要顶回去的，现在不会了。我就跟他们说‘对不起、对不起’，嘴巴甜一点咯。上海现在很好，很多人都会主动扶我，好心人还是多。”

刚加入跑团的时候，她的身体无法适应。“训练到一半直接吐出来。但是一点点坚持，渐渐能跑3公里了，然后6公里，10公里。接着开始参加一些小比赛，2019年参加了10公里的精英赛，当年还跑了两个半马。”

唐宇峰认为，自己加入跑团后，在重拾跑步之余，最大的帮助是重新融入这个社会。“以前生活圈子只有按摩店里的盲人同事，和社会是隔绝的。进来以后，觉得圈子扩大了，身体和精神的状态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每次活动基本都会参加。”

“跑完步，听各自聊聊生活里的事情，就是聚一聚，就这样。私下聚餐也是AA制，没有什么不同，其实视障希望得到一种认同，大家是平等的。跑步的时候，你们来帮助我们。跑完，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平时想买个衣服鞋子，就叫他们陪我们去逛街，自己也看不到，不知道外面现在流行什么样的。”

李昊插进一句，“我知道，你问我好了。”她拍拍自己的包，“这个是我自己挑的，只要8块钱，好看吧？”

跑马拉松最幸福的时刻

陆晨辉换了新工作后整天忙忙碌碌，他已经很久没有进行过系统训练。“我们很多人一个月要跑个200、300公里，我现在一个月就跑80、90公里。”他在赛前说，“所以不知道这次会跑成什么样子，反正跑下来就行。”

大约六年前，陆晨辉结束了自己的按摩店生意。正在家里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听同学提起有个组织专门带盲人跑步，立刻就去参加了。

他对于走出家门没有心理障碍，对于运动也并不露怯。在盲校读书的时候，他就是盲人足球队的一员。虽然毕业多年，但一直是球队队长。去年，他们的队伍还代表上海参加了在西安举办的全国残运会。

作为一名早产儿，他也是暖箱过度吸氧的受害者。因为从未见过光明，所以也不觉得缺失了什么。他乐观，且热爱生命。他解释自己决定不再经营按摩店的原因时这样说，“虽然能赚钱，但也太无聊了，而且很伤神，这样死得快。”

今年参加上马的陆晨辉

他的太太是一名健视者，同样喜欢马拉松，两人因此结缘。她还是一名超马爱好者，这让陆晨辉感到有点过了，动辄跑上100公里，他无法理解。

结束按摩店后，他拿着开店赚的钱和太太去欧洲旅行结婚。那是2017年，他们在斯坦福桥看了切尔西的比赛，后来又去了希腊圣托里尼岛，他的太太在那里参加了一个马拉松。两个人的梦想一次性都实现了。

五年后的今天，这对夫妻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作为一名残障人士，陆晨辉为自己可以参与赚钱养家而自豪。

总的来说，除了眼睛看不见，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永远会有人不理解你，他们说眼睛看不见么就不要出门来。我就听听，但不会生气，这样活不长。”他觉得生活太美好了，他偏要出去。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自己觉得过得好就可以了，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这个周日，当他奔跑着接近终点的时候，虽然眼睛无法看见，但他知道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们正在终点处等待。他想，此刻就是跑马拉松最幸福的时候。

一周就盼望这一天

在运动营里，晨辉是公认的天赋型选手，沈琳则属于后天努力型。

蔡芸做过沈琳陪跑，他介绍，沈琳一周会给自己安排三次训练。因为有一点视力，所以不用太依赖陪跑员的时间，可以独自跑。“他非常刻苦，这是他应得的。”在得知沈琳今天的完赛成绩后，尹红评价道。

在今年上马创造了PB的沈琳

在正规的马拉松比赛里，一名视障跑者身边一般有三名陪跑员，这是标配。陪跑员的一个所谓“福利”，是可以参加很难摇到号的上马，但陪跑员不计个人成绩，也拿不到完赛奖牌。

陪跑员戴红珍说，自己第一次参加上马就是以陪跑的身份。“上马太难报名了，我从2015年开始报，到2017年都没抽中。”但这一年，沈琳正巧多出一个陪跑名额，她因此得以踏上上马赛道。“这是他第一个全马，也是我第一个，一点经验都没有。沈琳要求很高的，要求我全程给他拿一瓶饮料，这样才有安全感。”她笑着回忆，“40公里的时候，我说你们跑吧我撤了。因为他的目标是510，我怕影响他速度。而且到40公里，已经没有补给摊了，我也就不用拿饮料了。但他们硬是把我拽上，跑完了全程。”

最终，沈琳的成绩比自己目标慢了7分钟左右，但他对于一组人共同完赛显然感到很满意。

因为屡抽不中，戴红珍在2018年狠狠心花3000元买了个公益名额。“后来就年年中了。”今年她也参加了上马，但她属于比较佛系的跑者，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要求。

这些女跑者里成绩最好的是王建频，2020年参加全马时跑到了3小时23分24秒，但她户籍不在上海，因此这次无法参赛了。大家正聊着天的时候，蔡芸刷着手机喊了句，“你们知道今年成都马拉松女子半程冠军跑了多少？”他看看王建频，“你去就是冠军哦！1小时40分哦！（注：此处信息有误，2022成都马拉松女子半程冠军成绩为1小时19分27秒）”在座的每个人都发出了惋惜声。

陪跑员和视障跑者有空就会在一起聚聚

随着上海疫情渐趋稳定，大家如今每周都会在闵行文化公园见面，不方便跑的时候，就聊聊天也是好的。

陪跑员之一的于凡正怀着孕，但她依然热衷于参加每周的集体活动。她对于那些参加上马的队友表示羡慕，她说等自己“卸完货”，一定还是会跑的。“我不仅将来要参加上马，还要带着孩子一起跑。”

对于视障跑友而言，比常人更渴望一周一次的活动。有人上午在追光运动营，下午去另一个盲人跑团。中午这一顿饭，就有志愿者领着去吃，再将他送到下午的活动地点。“他们一周就盼望着这一天。”郭延年说。

后记

追光运动营目前还没有注册，尹红说，在注册前，先要打下基础。“把架构先搭起来，所有的制度都要健全，没有制度的约束很难不走偏的。然后看看，我们是不是能走一条真正纯公益的路。”

所有人共同的心愿，是通过这样的组织让越来越多视障群体走出来，进入社会。

其实并非所有呆在家里的人都愿意自我封闭，晨辉告诉我们一个发生在自己同学身上的悲剧：

“我们当时在盲校，每个周末回家。有一段时间，他试着自己搭乘地铁，当时上海的地铁还没有遮挡门，他就这样掉下去了。他掉下去以后，爬不上来。当时后面的车其实已经近了，好在最终还是被两个工作人员捞了上来。”这次事故，导致他摔断6根肋骨，再也没敢出门。

晨辉总结道：“不是每个在家里的人都没有尝试过走出家门，只是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

能走出家门的人，就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