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未来的综改之路

浦东未来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重点应聚焦和关注六大体系的建设。

包括全面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权力边界，构建规范、法治的政府职能体系；全面创新政府治理手段和方式，构筑符合国际惯例和现代互联网时代要求的政府治理能力体系等。

当今的浦东新区，正处于多元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叠加时期，除了自贸试验区之外，还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等多重功能与任务，但其中，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该是统领其他功能定位的一个纲领性方案与保障性战略。所以说，如何充分发挥自贸区、科技创新等领域改革取得的成熟经验与做法，进一步放大辐射效应，协调推动单项改革试验与综合配套改革之间的“协同创新、联动发展”，是新时期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自贸区改革试验的基础上，浦东未来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重点应聚焦和关注如下六大体系的建设。

一是全面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权力边界，构建规范、法治的政府职能体系。在有效巩固自贸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关于转变政府职能成果的基础上，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律授权必须为、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治化要求，全面系统地树立全区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能，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和职能职责，形成科学、高效、规范的现代政府职能配套体系，为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创造政治基础。

二是全面创新政府治理手段和方式，构筑符合国际惯例和现代互联网时代要求的政府治理能力体系。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和未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如何构筑符合网络时代特征的政府治理能力体系，理应成为浦东新一轮综合配套改革重点关注的议题。具体而言，主要在以下几个领域取得新的突破：第一，跨界治理能力。包括处理好自贸区与浦东新区政府之间（两者已经实现了合署办公）、园区与园区之间、园区与街镇之间、港口与城镇之间、街镇与街镇之间的横向关系，中央政府与新区政府、市政府与新区政府之间的纵向政府斜三角关系，新区政府与相邻区县政府之间、新区政府与长三角县市之间的关系，以及新区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等多层次跨界关系，这是实现协同改革效应最大化的首要体制保障。第二，数字化治理能力。包括虚拟网络社会的有效治理、大数据开发利用、政府数据开放、政务数字化服务、透明政府建设等，不仅提高政府治理的能效，更要学会依靠现代科技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第三，参与式治理能力。包括公众参与机制、社会参与方法、优化公共决策、社会化风险评估、吸收国际智慧等，积极借助全民智慧，形成更高层次的智慧治理体系。第四，特大城区基层治理能力。包括基层治理体制、治理机制、治理平台、治理载体、治理人才队伍等方面，形成小区自治与社区共治的成熟制度。

三是全面探索万众创新创业的政策制度，构筑符合全球城市转型发展潮流的城市经济增长动力体系。上海转型进程中，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因此，充分借助上海全面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机会，紧紧抓住“创新创造”这一全球动力转型趋势，形成有效促进新一轮经济创新发展与持续增长的新型动力体系，理应成为浦东综合配套改革亟待破解和回答的问题。对此，关键在于尽快探索有助于真正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配套政策体系，包括人才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财政支持政策等，激发社会和市场的创业、创新活力，力争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中开创新的发展优势，让创新、创造、消费、财富等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全面打造新兴战略产业、实体经济、互联网经济、绿色经济、新兴服务业经济的全球高地。

四是全面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构筑繁荣、安全、神圣的现代国际大都市的社会支撑体系。乔尔·科特金指出，繁荣、安全、神圣是一座伟大文明城市必须具备的基本要求。其中，发达的商业贸易是保持城市繁荣的核心元素，人文素质和文化是保持城市神圣的必要条件。浦东新区的终极目标，除了成为经济增长高地外，更应该是一个适宜人类生活、居住、充满人类大爱的生活居所。为此，在新一轮综合配套改革进程中，一方面要进一步探索公平、法治、安全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各类企业、人才、资金、产品、服务到浦东新区来进行交易，打造世界经济交流贸易、配置全球资源的世界平台，构筑产品、服务、资金、信息等要素大进大出的格局。另一方面，要以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为抓手，着力进行城市文化体系和文明体系建设，依靠制度和道德双重建设，打造真正包容、公平、开放、诚信、互助、合作的社会文化氛围。

五是全面推进以收入分配为核心的社会平等化配套改革，构筑人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已经成为当今威胁全球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挑战，我国的收入差距和社会极化现象，也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成为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冲突的第一根源。据此，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平等建设方面急需进行新的探索和创新，为全国提供经验。具体而言，要在公务员薪酬体系、国有企业高管分配秩序、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郊区农民收入、社会保障、社会捐赠、社会慈善等领域，做出全新的制度安排，遏制和扭转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要探索一套让人人都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体系，让特殊困难群体和一般民众不同程度地享有创新发展带来的综合收益，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平等、和谐发展。

六是全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构筑高效率、高质量均等化的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公共服务质量，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而完全依靠政府有限的资源和力量来满足大众无限的公共服务需求，只能是一种徒劳和妄想，唯有走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合作，才是真正高效率提供公共服务的唯一选择。这方面，浦东新区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下一步，应从战略高度出发，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与政策体系，在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公益领域等，加大社会资本的参与力度，创新公私合作伙伴模式，培育壮大社会组织，借此在满足民众多样、多元公共服务需求的同时，促进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增强社会团结。

□文字整理 / 本报记者 曹莹

浦东市场监管局精简机关编制，提升了一线监管执法的效果和窗口受理的效率。    □本报记者 刘思弘 /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