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纪念，是再读一遍余光中

余光中（1928-2017），1928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福建永春。

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先后任教于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山大学。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工作，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著述颇丰。代表作有诗集《白玉苦瓜》《藕神》，散文集《听听那冷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评论集《分水岭上》《蓝墨水的下游》，译著《理想丈夫》等。

《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

余光中 著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21日是余光中诞辰9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位“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的乡愁诗人，余光中生前审定的最后一本散文精选集《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目前出版，向读者还原了一个更加完整、立体的余光中。

余光中的女儿余幼珊回忆，直到逝世之前，父亲仍在写作。余光中说，“散文、诗歌、评论、翻译，这四样，我还是不停的。尽管身体不是很好，但头脑并没有坏。”因为太太范我存患病住院，余光中也因摔跤颅内出血，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提笔写起了有关生死的命题，只可惜，一场突至的中风带走了这位老人，写作未能完成。本书也成为最后一本由余光中亲自审定的散文精选集。书中收录《听听那冷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我的四个假想敌》《山盟》《沙田山居》等多篇经典佳作。在书中，余光中聊人情世故，谈游记见闻，撰文化随感，诉人生感悟。在他的文字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独属于自己的一份乡愁、记忆和青春。

我是余光中的秘书

“请问这是余光中教授的办公室吗？”

“是的。”

“请问余教授在吗？”

“对不起，他不在。”

“请问您是——”

“我是他的秘书。”

“那，请您告诉他，我们还没有收到他的同意书。我们是某某公司，同意书一个月前就寄给他了。”

接电话的人是我自己。其实我哪有什么秘书？这一番对答并非在充场面，因为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在近来，自己已经不是余光中，而是余光中的秘书了。

诗、散文、评论、翻译，一向是我心灵的四度空间。写诗和散文，我必须发挥创造力。写评论，要用判断力。做翻译，要用适应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自觉生命没有虚度。但是，记得把许可使用自己作品的同意书及时寄回，或是放下电话立刻把演讲或评审的承诺记上日历，这些纷繁的杂务，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只是超现实，“超级的现实”而已，不过是秘书的责任罢了。可是我并没有秘书，只好自己来兼任了，不料杂务愈来愈烦，兼任之重早已超过专任。

退休三年以来，我在西子湾的校园仍然教课，每学期六个学分。上学期研究所的“翻译”，每周都要批改练习，而难缠的“十七世纪英诗”仍然需要备课。退休之后不再开会了，真是一大解脱。会让后生去开吧。回头看同事们脸色沉重，从容就义一般没入会议室，我有点幸免又有点愧疚之感。

演讲和评审却无法退休。今年我去苏州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 厦门大学，甚至母乡常州的前黄高中，已经演讲了八场，又去香港讲了两场。如果加上在台湾各地的演讲，一共应该在二十场以上。但是我婉拒掉的邀约也有多起。其实演讲本身并不麻烦，三分学问靠七分口才，在讲之外更要会演。真是锦心绣口的话，听众愈多就愈加成功。至于讲后的问答与签名，只是余波而已。麻烦的倒是事先主办者会来追讨讲题与资料，事后又寄来一叠零乱的记录要求修正。所谓“事后”，有时竟长达一年之后，简直阴魂不散，真令健忘的讲者“忧出望外”，只好认命修稿，将出口之言用驷马来追。

评审是一件十分重要但未必有趣的事情。文学奖的评审不但要为本届的来稿定位，还会影响下届来稿的趋势，当然必须用心。如果来稿平平，或者故弄玄虚，或者耽于流行的招数，评审委员就会感到失望甚至忧心。但若来稿不无佳作甚至珍品，甚至不逊于当代的名作，则评审委员当有发掘新秀的惊喜，并期待能亲手把奖颁给这新人。被主办单位指定为得奖作品写评语，也不一定是赏心乐事，因为高潮已退，你还得从头到尾把那些诗文详阅一遍，然后才能权衡轻重，指陈得失。万一你的首选只得了佳作，而独领冠军的那篇你并不激赏甚至不以为然，你这篇评语又怎能写得“顾全大局”呢？

另一种评审要看的是学术论文，有的是为学位，有的是为升等，总之都要保密。这也罢了，只是学术机构寄来的洋洋论文，外加各种资料，尽管有好几磅重，有时并不附回邮信封。我既无秘书，又无“行政资源”，哪里去找够大够牢的封袋来回寄呢？

“你为什么不叫助教代劳呢？还这么亲力亲为！”朋友怪我。

倒好像我还是当年的系主任或院长，众多得力的助教，由得我招之即来，遣之即去。其实，系里的助教与工读生都能干而又勤快，每天忙得像陀螺打转，还不时要为我转电话，或者把各方对我的邀约与催迫写成字条贴在我的信箱上。这些已经是她们额外的负担，我怎能加重要求？

我当然也分配到一位“助理”。礼文是外文系的博士生，性格开朗，做事明快，更难得的是体格之好非其他准博女、准硕女能及。她很高兴也实际为我多方分劳，从打字到理书，服务项目繁多。不过她毕竟学业繁重，不能像秘书一样周到，只能做“钟点零工”。

所以无尽无止无始无终的疑难杂事，将无助的我困于重围，永不得出。令人绝望的是，这些牛毛琐细，旧积的没有减少，新起的却不断增多，而且都不甘排队，总是横插进来。

另一件麻烦事就是照片。如果是出书，尤其是传记之类，要提供的“生活照片”就不是三两张可以充数的了。自己的照片从少到老，不免略古而详今，当然“古照”本来就少，只好如此。与家人的合照倒不难找，我素来喜欢摄影，也勤于装簿。与朋友的合照要求其分配均衡，免得顾此失彼，却是一大艺术。但是出版社在编排上另有考虑，挑选之余，均衡自然难保。大批照片能够全数完璧归来，已经值得庆幸了。为了确定究竟寄了哪些照片出去，每次按年代先后编好号码、逐张写好说明，还得把近百张照片影印留底。有时一张照片年代不明，夫妻两人还得翻阅信史，再三求证。

这许多分心而又劳神的杂务，此起彼落，永无宁时。他人代劳，毕竟有限，所以自己不能不来兼差，因而正业经常受阻，甚至必须搁在一边。这么一再败兴，诗意文心便难以为继了。我时常觉得，艺术是闲出来的，科技是忙出来的。“闲”当然不是指“懒”，而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从容不迫的出神状态，正是灵感降临的先机与前戏。

现代人的资讯太发达，也太方便了，但是要吸收、消化、运用，却因此变得更忙。上网就是落网，终于都被那只狡诡的大蜘蛛吞没。啊不，我不要做什么三头六臂、八脚章鱼、千手观音。我只要从从容容做我的余光中。而做余光中，比做余光中的秘书要有趣多了。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