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画画的人总是从画各种水果和坛坛罐罐开始，“水果之所以受到画家的喜爱，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外观。梨、草莓和橙子等水果有着鲜艳、稳定的外形，常被用作装饰品和雕刻品。在18世纪，人们将水果放在碗里或者餐桌等家具上和厨房以外的地方，用来装饰房间。人们不会用卷心菜、胡萝卜、鸡蛋、火腿、牛肉干或者其他不容易腐烂的食物作装饰品。”

英国美食作家吉莉安·莱利在《不散的筵席》中说，柠檬曾经是一种名贵的水果，它的香气能够增添神圣的气氛，经常被用来安抚分娩的孕妇，所以我们常能在圣母画中看到柠檬，它象征着圣母的生育能力和治愈能力。鱼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最后的晚餐》中，诺里奇大教堂的天顶图中展现了八个人共享两条小鱼的情景。

《不散的筵席》书封

油画欣赏的册子里一般也都会有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人》，描摹日常生活中做家务的场景，“人和景物都好像沐浴在极度纯净的光线之中，画的色彩显得特别明净、细腻，使人感到十分亲切。”

《倒牛奶的女人》

艺术史教授肯尼思·本迪纳在《绘画中的食物》一书中说，虽然很久以来人们就已经把特定种类的食物当作族群认同的标志，但直到17世纪，才由荷兰画家发展出了食物绘画的关键要素——意大利人几乎没画过他们的意粉，法国人也几乎没画过他们的浓味鱼肉汤或者红酒炖牛肉。

《绘画中的食物》书封

肯尼思认为，为了深入理解绘画作品，需要考察人们的饮食习惯、阶层差别、新发现的食物、相关文学作品以及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宗教和医学观念，这种考察足以构成西方艺术史中一个独立的谱系和分支。

检视1400年以来的食物画，会发现两个明显的现象：在绘画作品中，水果的数量远超别的食物；画家很少会画人们嘴里含着食物的情景。后面这一种现象跟现代的情况也吻合：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铺天盖地的啤酒、葡萄酒和威士忌的广告中，从来不会展示真实的饮酒场面。在广告牌上、杂志上和电视上，人们举起酒杯，倒酒，表情看上去很满足，发出赞叹声，但是没人把嘴唇贴到酒杯上。因为政府禁止刊载直接饮酒的画面，那样会使酒太有吸引力，或者让小孩子看了以后知道酒是干什么用的。在绘画上，但凡画到有人嚼东西、勺子伸到嘴里的情形时，当事人几乎都是粗野的孩子、可笑的人物或者坏人。吃东西的行为总在禁绝之列。

水果受到画家的青睐，跟绘画中不包含进食的动作这两种情形是相关的，二者都在掩盖进食的必要性。满足食欲、吞食动物或者植物、纯粹的生存需要，看上去都不够精致。

但是肯尼思也注意到，将食物作为艺术的主题会遇到一个难题：人们对食物太熟悉了。我们每天都会跟食物打好多次交道，虽然食物也被用作商品、催情物或者祭祀用品，但是因为它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过于平常，过于琐碎，好像并不值得做深入探讨。

《最后的晚餐》

很长时间以来，画家画食物的时候，只能尽力把它们画得很高贵，让它们很吸引人。除非是为了戏弄农民，他们不会把作品弄得很好笑。后现代主义的画家则与此背道而驰，他们喜欢对食物做喜剧式的处理。比利时画家威姆·德尔沃伊1996年游览了阿尔卑斯山后，画了一幅画，画中的山体上刻着的巨大字母组成一句话，“苏珊，我出去吃比萨去了，5分钟后回来——乔治”。本应贴在冰箱门上的留言条显示在了宏伟的大自然中，让这幅画显得非常有趣。任何其他陈述，比如“苏珊，我爱你”、“苏珊，你非常漂亮”，都会把山体弄得像庄严的纪念碑，只有提到食物才会产生喜剧效果。因为食物太平常了，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让它高贵到哪儿去。

政府和组织的徽章也不太会使用食物，因为太过普通，形象不佳。麦穗、野猪和麋鹿的形象常常出现在国家或者军队用的封笺和上衣上，但不是以食物的形式出现的。旗帜或者奖章上出现的往往是麦穗而不是一片面包。野猪很有力量，猪排就没有什么力量。鹿很优雅，鹿肉就不会让人联想到忠诚。只有宴会的场景才能让食物主题上升到尊贵的高度。

为了给理解食物绘画提供理论框架，肯尼思使用了马克思的“物化”概念。食物的物化是指动植物从活物变成死的东西，硬的变软、凉的变热，这一物化过程让动植物成了可操控的客体，同时变得更小、更顺从，成了我们可以随意支配的东西。吃东西时，人们不仅能得到味觉上的满足，同时也会有征服自然的感觉。人类自主完成的描绘食物的过程又强化了这种掌控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