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演员的共振

2020年11月，辛柏青第一次看到《人世间》的剧本，只有前十集。当时他对作品印象不错，年代质感浓厚，人物形象鲜活，群像书写非常生动。但是，对周秉义这个角色，辛柏青没有产生特别的创作冲动。“太正了。一个知识分子，要求进步，后来做官，跟我以前的一些角色有点儿像。”

几年前，辛柏青在他任职的中国国家话剧院出演话剧《谷文昌》。他查阅大量资料，进行田野调查，塑造的谷书记幽默风趣、变通能力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凭借这个角色，他获得了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再往前数，2010年，他在电视剧《老马家的幸福往事》中出演马鸣，故事发生在上海，角色也是官员，刚正不阿。

周秉义在前十集的戏份不多，出场都围绕主线叙事，大多场次的戏是过年放假回家，中间发生的事几乎都以闪回形式出现。辛柏青有顾虑，“直觉上，我担心这个人物会有些单薄”。

2021年初，家里的老人相继生病，此时距离2月21日在长春开机的时间已经很近了，辛柏青决定正式拒绝《人世间》剧组的邀约，专心照顾家人。“没想到后来剧组人员陆陆续续来找我，不光是导演组，他们还发动了我身边的朋友，说‘你再考虑考虑，我们等你’。”3月初，家事平稳度过，辛柏青打算要来后面的剧本再看看，琢磨一下。导演兼总制片人李路告诉他：“现在剧本还在反复修改和论证，你放心，我们是个严谨的剧组，你来了如果有创作上的意见，大家一起讨论，共同做一部优秀的作品。”

没能要到剧本，辛柏青心里还是没底，角色再次悬置。3月下旬，他接受话剧院的创作任务，参演话剧《英雄年代》。话剧排练过程中，有一天，辛柏青接到《人世间》导演组的电话，对方语气很急，说是要去长白山抢雪景。“他们就要三天时间，拍完就能让我回北京，‘什么时候演完话剧，什么时候再来’。”

去吉林是为了拍周秉义上山下乡在兵团的戏，连同几场吉膳堂餐厅的棚拍戏。三天后，辛柏青回到北京，继续演话剧。“最后说服我演这个角色的其实不是秉义，是剧组锲而不舍的劲儿，他们为了一个角色愿意一直等，一定要找到最合适的演员放进组里。我觉得他们有标准、有要求，我被诚意打动了。”

辛柏青正式进组是在4月中旬，开机一个多月后。以往演戏，即便如《妖猫传》中李白这样的配角，他也要准备半年以上，这次他基本没什么时间做功课，“创作角色主要靠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地与导演、编剧探讨”。

有一场戏，已是哈阳市长的周秉义为招商引资参加跟企业家的酒局。酒桌上，他为了“一杯酒100万”的投资额，一口气干掉了数杯白酒，导致胃穿孔，也为后续剧情中的胃癌埋下了伏笔。最终因为考虑不周，投资还是没有到位。剧中，一向严于律己，甚至有些知识分子清高的周秉义也在事后认为自己的举动“鲁莽”了。

“这个情节是导演丰富起来的。”辛柏青告诉我，李路导演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而且接触过很多领导干部。“当年确实是这样，要招商引资，可是银行没钱，政府更拿不出钱，那怎么办？只能靠外来资金注入。可是资金凭什么给你？就说东三省，省会城市都还没钱，为什么给哈阳这样的二三线城市？那时候真正锐意进取、希望改革的官员真就是这样放下姿态去谈的。在东北，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不倚赖酒桌文化做情感联结是不行的。”

辛柏青觉得，《人世间》剧组有家的氛围，幕后主创和合作演员常常能刺激他的创作。在周秉义时隔七年从兵团回家的那场戏中，萨日娜饰演的母亲带给辛柏青极大的震撼，拍摄当日的情景令他记忆犹新。

母亲等另一个屋的人都睡了，悄悄抱着被子走进周秉义和妻子郝冬梅的房间，小心地问：“睡了吗？我跟你们一起睡呀，好长时间没见了，聊聊。”于是，母亲和儿子、儿媳亲密地躺在老屋的炕上，聊起兵团的生活。

起初构思这场戏时，辛柏青计划把表演重点放在团圆的喜悦上，儿子对母亲报喜不报忧，哄着妈高兴。一开拍，他看到母亲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嘴角挂着笑容，以极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静静地看着久未谋面的儿子。“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七年没见面啊！残酷的岁月给这位劳动妇女以不屈的精神，那个时刻，她听着儿子讲述生活，心酸又欣慰。面对母亲，我最后流着泪说：‘妈，咱俩这样都别睡了，赶紧睡觉。’”李路导演喊完“停”，擦一把眼泪，说这场戏好，是意外之喜。

“不是的，是好演员和我产生了共振。”辛柏青说。

“骨子里有钢儿”

通过前十集给出的有限信息，辛柏青判断周秉义是个高情商、高智商且有想法、有担当的人。在东北话里，他属于“骨子里有钢儿”，性格里有棱角。带着这样的预设，在创作中，他边拍摄边揣摩，发现想要演好这个角色并不容易。

和剧中描绘的时代图景类似，辛柏青自己也在工厂大院长大，如今谈起那段生活，他仍能立刻回忆起许多颇有画面感的细节。“我每天放学回到大院，走在工厂林荫路上，春天泥土和青草芽儿的清香夹杂着晚风吹拂过来。整片整片的宿舍楼里传出热闹的煎炒烹炸的声音。双职工下班了，拿着铝制大饭盒从食堂打饭回来，拿着一双筷子、几个馒头从我身边走过。”

辛柏青记忆中的大院生活特别像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在大学一年级时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又激动又生气。“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找我演呢？我就是在那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呀！”《人世间》播出后，作为观众，辛柏青更喜欢看“六小君子”的戏，几个铁哥们儿骑着车在“光字片”穿行而过，共同享有彼此的纯真年代。“我挺怀念这样的生活，阳光灿烂，无忧无虑，简单的幸福。”在辛柏青的印象里，每家都一样，吃食堂大锅饭。倘若家里有人来做客，就奢侈一把，打个小炒，炸盘花生米，就能招待客人。“就像戏里德宝说的，吃一道菜都像满汉全席。”

相比之下，辛柏青饰演的周秉义是“光字片”的局外人，是他怀念的生活的他者。塑造角色时，他只能通过看过往的影视作品和有相关时代烙印的文学作品进行“脑补”，基于感觉进行创作。“秉义早早就离开家了，他大部分的经历实际上我是很陌生的。真正的兵团生活、官员生活是什么样？我无法有直观的感受，所以角色不好抓。”

要为一个“不好抓”的虚构人物找到抓手，辛柏青选择回到角色的性格和情感。所谓“戏假情真”，身份之外，他以最为普通的“人”的情感与观众交流，找寻共鸣。

作品后半段，周秉义雨后考察“光字片”的那场戏里，兄弟俩有一场对话。面对周秉义的倾诉，弟弟周秉昆形容他是“皇帝对乞丐诉苦”。“我知道很多观众也这么想，很正常。由于篇幅原因，秉义在戏里没有充足的空间去展露和家人间的情感，观众自然更容易带入秉昆的视角。”

在辛柏青看来，大部分观众是站在“光字片”居民的立场上，按刻板印象中的干部形象理解周秉义的，因此也对周秉义的不近人情感到不解甚至愤怒。“你难在哪儿？你得告诉观众，实实在在摆在观众面前。这也是我琢磨秉义时反复思考的。你不能怕展示自己的脆弱，你是官员，你有正义感，但你也是一个人，需要让观众知道你的情感。”

在角色情感施展空间不充足的情况下，想让角色饱满，具有复杂性和想象空间，演员需要在表演细节上多费思量。

原剧本中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夫妻的关系，用辛柏青的话说，“就像陌生人一样”。但他觉得，两个人在人物关系构建层面是以真爱为基础的。“他们俩在兵团、在知青点建立起纯粹的爱，情侣之间其实没有所谓的阶级差异，眼里只有共同的爱好，也都很善良、愿意帮助别人。”辛柏青感到剧本里的周秉义生活气息较弱，跟妻子的对话常有“谢谢你”“对不起”这样过分客气的台词，几乎每场戏都会出现。拍摄阶段，他和饰演郝冬梅的演员隋俊波不断与导演探讨人物关系，努力往人情味上拉，增添了大量生活细节。“我把冰冷的客气话都拿掉了，为了更有生活感，我们甚至拍过场戏都会尽力描摹夫妻感情。”

有一场在周秉义岳父母家的戏，他和郝冬梅在厨房里忙活，丈母娘在外面喊，说有客人，让他去招呼一下。当时周秉义正在刷碗，听到岳母的声音，他自然地在妻子的围裙上擦了擦手，抬头跟她嬉皮笑脸一番后才应声出去。“他们有坚实的感情架构，如果丢失了，人物就会跑远，人物关系也会随之偏离，我们不应该为了大情节的书写失去对人物细节的刻画。夫妻俩的感情亲密和谐，越来越疏离是不对的。”

对于辛柏青来说，他丰富的表演经验和人生阅历足够支撑他补足周秉义的情感表达，人物关系的处理也随着拍摄时间的累积愈渐得心应手。“最难的是演年轻时候的秉义，我毕竟是快50岁的人了，演20岁出头确实吃力。”

兵团时期，在白桦林里谈恋爱的段落，周秉义给郝冬梅念了首诗。剧本要求秉义认真地看着冬梅，喃喃地念“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我说导演，这个我实在不行，多尴尬呀，我过了那个年纪了。”辛柏青最终将这场戏处理为青春澎湃的理想抒发，两个人拉着手在白桦林里跑，大声喊出的诗句回荡在林间。“我为他找了一个我也能舒服的表现方式，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一定是少年，他心无旁骛，无所顾忌。”

辛柏青理解的少年感在年龄之外，是骨子里的朝气和精神，“眼神里的清澈程度不一样”。年轻人说话的冲劲儿、念起诗时的浪漫色彩是由内而外散发的。他觉得，“归来仍是少年”描绘了极其难得的美好心态，经历过无数磨砺的大人内心要干净、纯粹到极致才能做到。“年轻时的秉义能对冬梅说‘苟富贵，勿相忘’，多幼稚，别人在谈论生死，他用这话谈恋爱，比喻自己的感情。但这恰恰是少年心境，处在那个人生阶段，他就是会说这样的话。”

“周秉义是个狠人”

作为演员，辛柏青对周秉义最深切的情感是爱怜。“我特别心疼他，因为他的孤独。”

剧情末尾“光字片”拆迁的那场戏，市委书记周秉义有一段站在废墟上的“高能”发言。辛柏青记得，拍摄当天的通告写的是中午出发，计划拍到傍晚6点，一共有6个机位。“拍得特别快，没用那么长时间，走了三遍就拍完了，每次都是一口气说完。那场戏是我在《人世间》难得演舒服的戏，秉义他太憋屈了你知道吗？我作为创作者有时候也替他着急，怎么全是隐忍，没有释放？”

实际上，刚拿到完整剧本的时候，辛柏青仔细地捋过周秉义角色发展的心路历程。

“一开始他可能没想那么多，初心就是给老周家争光，不给爸妈丢人。”在辛柏青看来，光耀门楣是周秉义能够走出“光字片”去改变命运、闯荡广阔世界的原始动力，无论他走多远，内心始终抱有为家族荣誉拼搏的使命感。“这对他们家很重要。你看每次过年，爸妈领着大儿子和女儿，俩北大的，给街坊四邻拜年，他们很自豪，所以才会对秉昆产生刺激。”

到后来，周秉义的思想日渐成熟，有能力也有愿望做更大的事，“但他被残酷的现实震慑到了”。某个情节，导演为一筹莫展的周秉义安排了一段旁白，大概意思是，那个时代的基层官员里，大多数是时代的甩锅者，但秉义相反，他是时代的背锅者。“他没想到做事那么难。中国在改革初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带给他的冲击是他个人预料不了也把握不了的。从人们观念的转变到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他要承担的责任，其实秉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辛柏青特别谈起周秉义跟岳母、老干部金月姬谈话的剧情段落，他希望借此带给观众能产生共情的东西。

周秉义与郝冬梅的婚姻显然门不当户不对，“光字片”与省委大院这两个地理区隔实际上划分出了泾渭分明的阶级差异。周家在某年春节得知身处高位的省长亲家要来探望的那场戏里，他们放弃了被视作最高家庭仪式的全家福拍摄，收拾老院子等待郝冬梅父母的到来。郝省长突然生病入院，金月姬仅委派秘书送去礼物，阴差阳错，送来的是周秉义前不久刚给岳父母拿去的茶叶。轰然而至的尴尬伴随巨大的失落感砸向周家，面对父亲的窘迫，周秉义拦住了想要做一番解释的郝冬梅。“我和冬梅从家里出来，编剧写的一大段台词，大概意思是我说不需要解释，没有误会，只有差距。王海鸰老师写得逻辑之严密、递进层次之清晰，里面有对秉义这个人物刻画的门道。”辛柏青说。周秉义心里当然也不好过，这一事件成为他心底深埋的委屈的一部分，在全剧结尾处与冬梅争执的段落中爆发出来。

剧中郝省长去世后，周秉义实际上成为郝家的精神支柱，金月姬开始对这位平民女婿产生更深层的信任，将他视作儿子。在一次次谈话中，他们表面上理性地讲道理，其实是在完成情感传递。“事实上他的困境不是谈话能解决的，他需要的是情感上的支撑，这是‘戏核’，说白了，是情感，不是道理。当一个理性的人显露脆弱的情感，那一瞬间他是无比真实的，有打动人的力量。”

周秉义的转变发生在“六小君子”之一肖国庆遭遇人生重大挫折的时刻。国庆的父亲悲惨地死在了雪地里，周父质问秉义：“你是个领导干部，眼瞅着街坊邻居因为住不上房自杀了，你心里什么感受？”父亲的不满为周秉义种下了决心改造“光字片”的种子，从这时起，他的终极目标不再是光宗耀祖，而是延展到为一方人造福。

跟以往的角色相比，周秉义原则性太强，一般人无法企及，连辛柏青都看不下去。“所有的苦自己担，时代和家庭的重负都在他一个人身上。我可以说，周秉义是个狠人。”

《人世间》播出以来，辛柏青也留意到网友们对周秉义的讨论，很多人说他不近人情，“一句话的事儿，为什么不能帮一把？”自己在家和家人偶尔看电视的时候，播到周秉义的戏，他总会像做作业似的观摩，心里想着应该将哥哥的难处表现得更清晰一些，多让观众看到兄弟间的互相理解与支持。

“其实这部作品呈现了几乎完美的兄弟关系。秉昆一直在保护哥哥。而在秉昆最难的时候，楠楠在美国被枪杀，哥哥也会像父亲一样出现在秉昆面前。”辛柏青认为，周家两兄弟身上都有父亲的影子，但谁都不是父亲。秉义更多地继承了父亲理想化的部分，执拗、坚守自己的情操、勇敢担当；秉昆身上则有父亲无私分享的一面，热心肠，别人有困难就去帮助。当然，两人都传承了父母的善良，首先是正人君子。

“所以，不论秉义是学哲学的，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领导干部，首先得过人性这一关。做个善良的人当然是对的，在我的价值观里，正义感是人性的底线。但在角色身上，我们常识中人情的部分容易被忽略。他是大时代背景下群像中的一员，没能给观众更多共情点是我的一个遗憾。”

不过，站在饰演者的立场上，辛柏青还是替周秉义向有困惑的观众做了温和的解释：“咱们老百姓痛恨贪腐，要苍蝇、老虎一起打，眼里不揉沙子，绝对零容忍。但是看电视剧的时候，怎么又希望秉义放下原则，去帮一把呢？但我能理解。作品的主视角在‘光字片’，观众是真心爱这些角色。”

（本文图片由片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