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100多年前的书，看完像回了一趟民国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和我一样，三刷《觉醒年代》之后，对民国这个时代生出了无限好奇。

它实在是个神奇的时代。

破碎，却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

短暂，却创造了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

那个时期，文化越来越多元，中学西学，打成一片；

那个时期，一场横空出世的知识界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发端，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周树人等等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横空出世。

他们坚持个人理想和家国责任，完成了个人的生命价值，也承载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光荣与梦想。

或许你感叹他们生不逢时，但他们却活出了生命精彩的模样，令后世敬仰。

《觉醒年代》爆火之后，不少人（包括我在内）都试图从镜头里探寻民国文人的风骨，可满是镜头色彩的影视作品终究是管中窥豹。

直到那天，朋友拿给我一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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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本，均复刻原版

满满的民国范儿

“这里有你想要的，属于民国的风华绝代。”这是朋友原话。

他会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套书的作者全部都如雷贯耳：鲁迅、郁达夫、朱自清、闻一多、徐志摩、苏曼殊、萧红、戴望舒、庐隐、穆时英、梁遇春、落花生（许地山）、朱湘、夏丏尊、刘呐鸥等。

更因为，这整套书的原版，皆由近百年前一群新文化人所开书店印刷发行。

他拿给我的，是百分百原版复刻，所以印刷有点“别致”，但装帧设计、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民国范儿。

「旧书新生」，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心里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止你们，我最开始了解到这套书的时候，也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吃力又不讨好”的活，更何况这整套是断断续续出了三辑，共有35本。

在问出版老师为什么要出三辑的时候，他也只是回答道：因为第一辑反响好。

书的命运，与人一样。人难长寿，书难世守。

这项工作的工作量之大，之难，光是提出要编辑去寻觅一本印迹还足够清晰的原版旧书，就已经能难倒一群出版人。

就拿鲁迅先生的《野草集》来说，是以1927年7月印行的第1-1000本为底本复刻；

鲁迅先生另一本《彷徨》，是以1928年10月第六版进行复刻，印数16000-20000册，在当时就是畅销书；

近百年过去，战乱、盗贼……民国时期的桩桩件件，对书都是灭顶之灾。

不说书籍寻找起来有多难，即便能寻得当时出版的原版书，也多是残破不堪，印迹模糊，好在编辑们从没想过要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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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读这一套书？

感受民国的思想和精神

编辑们跑了无数博物馆、找了无数私人藏书馆，筹备了整整十年，才有了现在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三辑，共35本。

其中大部分的原版距今都已经有近百年时间。

但“立项”艰难，并不是我决定给大家推荐这套书的原因。

最终决定推荐，是因为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了三种乐趣。

民国时期，是中西方文化激烈交流的时期，中学西学，水火不容。

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民国学者的文字创作中，也表现在出版装帧中，当时的文人都觉得一本书的封面是可以传递一些讯息的，包括艺术的和文化的。

《野草》是鲁迅唯一的散文诗集，是他最迷茫时的记录，有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东西。鲁迅自己说过：我一生的哲学都在《野草》里了。

但不同于后世出版的《野草》，这本复刻的《野草》，封面都是由鲁迅自己题写、设计的。

若说的夸张一点，我敢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最接近鲁迅灵魂的窗口的一本书。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或多或少还能看到鲁迅受到在明治时代留日经历的影响。

而百年后，我们普通人依旧能够通过这样一本书来近距离感受民国文人的精神内核，这是乐趣一。

民国时期，也是新旧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时期，新人旧人，势不两立，其中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繁体字和简体字。

站繁体字的人认为，简体字导致了文化传统的断裂，令人痛心疾首。甚至有人认为，废除繁体字，使年轻一代的历史感情和敬畏淡漠。

推行的人则认为，简体字便于日常学习和使用，对当时遍地是白丁的中国更具推广作用。

也因为这样的争论，那个时期出版的读物，多是简繁掺杂，很多简体字的读音和释意也不像现在这样明确。

比如朱自清这本《欧游杂记》序中所写：“巴黎歹了三礼拜，柏林两礼拜，别处没有歹过三天以上，不用说都只是走马看花吧了。”

我以现代人角度阅读时，看到其中“歹”、“吧”二字，还以为是错别字。可细细一想，简体字还在推行阶段的那时，这还真算不上什么错误。

这些现在看起来有些“滑稽”的文字，却让我们跨越百年时光感受到了当时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将自己代入到那个因为简体字、繁体字拼命争论的年代。

这是现在出版的读物上看不到，也体会不到的，这是乐趣二。

民国时期，印刷技术并不像现在这样完善，即便是邵洵美这样的富三代，为了办出版，也得不计成本地从德国进口印刷机。

所以民国时期出版的读物，在印刷上总是有些美中不足的。这在复刻的书籍上也有表现。

比如闻一多诗集《红烛》中收录的这一篇《钟声》，钟字印刷便有些许残缺（不影响阅读）。

《鲁迅自选集》中收录的作者近影，也有些许模糊。

但正是这些完整复刻的斑驳印痕，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了独属于民国的残破美。

一下子拉进了我们与那个年代的距离，这是乐趣三。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这些书有一些设计让我极度好奇。

比如，它们都是小本，刚好一只手能拿住的大小，翻看起来很方便，不知是当时的流行，还是与时政有关？

也比如，书中提到地名的地方，在印刷时都用竖线进行了标注，不知是否是为闭关锁国太久了的国人，开了一扇望向世界的窗。

我们都知古籍善本难存更难寻，按照国家图书馆的标价，宋代善本复印一页就要800元。

民国虽距今只有100多年，当时出版的书也还算不得古籍，但能寻到百年前的书本复刻出版，对爱书之人就已经极为难得。

这套书分为一、二、三辑。

第一辑收录：鲁迅《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朱自清《背影》，戴望舒《望舒诗稿》，徐志摩《志摩的诗》，萧红《呼兰河传》、《商市街》，闻一多《死水》，郁达夫《沉沦》共十本。

第二辑收录：鲁迅《野草》、《鲁迅自选集》，朱自清《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技》，戴望舒《望舒草》，徐志摩《巴黎的鳞爪》，庐隐《海滨故人》，郁达夫《闲书》、《达夫游记》共十本

第三辑收录：徐志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自剖》、《落叶》，落华生《空山灵雨》、《缀网劳蛛》，穆时英《公墓》、《南北极》、《白金的女体塑像》，苏曼殊《曼殊小说集》，朱湘《石门集》，夏丐尊《平屋杂文》，梁遇春《春醪集》，刘呐鸥《都市风景线》，闻一多《红烛》共十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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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本背后

都有它的故事

现代人通常喜欢新书，上面浓郁的书香，有新鲜的讯息。

但我更喜欢旧书，旧的纸张、旧的版面、书上满是“旧情味”。

在阅读中，书页上的印记，也会让你的思绪陷入时间的细节深处。

旧书封面、扉页上写的名字、一句话，或一处细微的模糊，都会让人产生联想：这本书出自怎样的时代？那个年代作者又为何写下这样的故事？

这套书样品寄来的时候，我拿起的第一本是萧红的《商市街》。

我猜想，若是这本书现在重新出版，大概人们不会看到这个名字——悄吟。

若是现代发行，悄吟这个名字大概只会存在于萧红之后，人们可能也不会去探究，这其实是萧红开始发表作品时用的第一个笔名。

萧红曾说：“也许，每个人都是隐姓埋名的人，他们的真面目都不知道。我在想，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人看，但是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

一语成谶。

在她离世几十年后，人们对她“绯闻”的咀嚼多于对她才华的关注；对她轶事的评判多于对她成就的崇仰。

萧红 画像

可我在捧起这本署名悄吟的《商市街》时，却第一次忘记了她的“绯闻”轶事，看到了一位挣扎于时代和命运最底层，一生坎坷的奇女子少有的真实。

这大概是阅读现代刊物很难有的感受。

这套书里，我拿起的第二本，是闻一多先生的《死水》。

它翻版自1929年3月新月书店发行的一册，但引起我关注的，是它的发行者，那位被鲁迅批判过的民国史上有名的“富三代”邵洵美。

鲁迅曾写：“邵家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若是偏爱鲁迅的读者，看到这样的批判，大概会因此对邵洵美颇有微词。

可事实上，虽然迅哥儿所说确实存在，但说到底还是颇有些过了的。

因为，邵洵美用来做所谓“文学资本”，即出版事业的钱，大部分还是来自他自己的家当。

邵洵美妻子盛佩玉在《盛氏家族、邵洵美和我》一书中写到：“算了一下经济账，从来没有盈亏相抵这种事。”

邵洵美与妻子盛佩玉

说到底，邵洵美开书店办杂志、搞出版全都是不挣钱的，每一样都在赔钱。

可如此认真办出版的邵洵美，他最初决定办出版的初衷，却很让正常人觉得难以理解：为了方便出版自己和朋友的书籍。

这里的朋友包括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等。这本曾经由他出版的书籍，也算得上一分佐证。

由此可见，即便是文字针针见血的迅哥儿，在那个时局下，也有误解人的一刻。

民国是个神奇的时代，好像一座拼插玩具城堡，刚刚被打碎，只留下根基和几片残垣断壁。

那个时候，人们的创造欲与破坏欲都极强，大家都前所未有的自由，前所未有的兴奋。

现在，身边很多人感叹，世道变了，中国人也变了，思想麻木，也少了对自由的追求。

是这样吗？我想不是。

倘若有一个机会，重新享受一次“民国那般自由的人生”，他们定不会拒绝。

只不过这个机会不容易得到，或许，还是要从这套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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