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

　　近段时间，山东一些地方推行合村并居，要以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为抓手推进乡村振兴。对此，当地干部群众反映较大。合村并居事件也引起了媒体与部分三农专家的关注，社会议论较多，不少意见甚至相左。笔者认为，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需要各方讨论，这不仅有助于政策的完善，更有助于工作的推行。

　　在地方政府看来，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个一举双得的好事。并居后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可以让农民就地实现城镇化。这既能推进城镇化快速发展，也有利于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配套。同时，一旦农民离开了村庄，就有利于规模化农业发展，可以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只不过，这一视角有点局限性：见“物”多，见“人”少；“农业”视角多，“农民”视角少。就当前的农业生产而言，从业群体主要是留守农村的中老年人，年富力强的劳动力早就转移到城市的二三产业去了。换言之，合村并居和规模化农业，受影响最大的恰恰是这些仍要依靠土地生存的处于弱势的留守农民。他们需要的是劳作的便利和经济简约的生活环境。说句实在话，在生活成本必然提高，而农业生产权利又无保障的情况下，新型社区的环境很难满足农民的真实需求。

　　不客气地说，通过合村并居推进城镇化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特别是，一些地方通过行政化的手段，强制性地推进留守农民城镇化，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也未必就能提升当地村民的生活品质。

　　笔者曾多次在山东农村调研。地方政府推动合村并居一个重要理由是，山东的城镇化率还不够高，山东的村庄也太多太散。言下之意是，这些都是山东“落后”于全国的原因。实际上，山东有其独特的省情。在笔者看来，这些不仅不是山东“落后”的起因，反而是山东的优势。何以见得？全国中西部地区，都有不少跨省务工的农民工。但山东作为农业大省，跨省农民工是比较少的。关键就在于，山东的工业同样发达。在山东的很多市县，因为县域经济比较发达，大多数农民工都可以在市域和县域范围内务工。与此同时，山东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很高，不少地方的农产品颇具市场竞争力。哪怕是留守农民，在村庄从事农业生产，收入也不算低。山东的农民工不必背井离乡，就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过上完整的家庭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难理解，为何相较于其他东部发达省份，山东的城镇化水平并不算高。

　　村庄虽小，却未消失，是因为村庄是维系农业生产的基础。而今，一些地方政府只看表面不看实质，误把优势当劣势，非要赶农民上楼，确实很难让人理解。

　　客观而言，山东的农村算不上高大上，但它适合当地的实际，符合群众的需要。概言之，村庄是一个非常简约高效的体制。对于农民的农业生产而言，只要有村庄存在，有熟人社会在，农民就可以通过合作互惠解决农业生产中的诸多问题。对于基层治理而言，村庄也是一个经济高效的治理体系。在村庄范围内，众多的公共事务都可以依靠村民自治来解决，地方政府在无形中减少了不少开支。如果强制搞新型社区，不仅意味着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优势不再，基层治理的成本也将急剧提升。

　　山东是较早开展农村社区化建设试点的地方，笔者也专门调研过。农村社区化建设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公共服务下沉，让农民更方便获得政府服务。过去几年中，山东大多数地方在试点过程中，将农村社区化建设和过去管区制度结合起来。即，一个管理区一般选择一个中心村作为社区化建设的承接地，乡镇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务下沉到中心村，然后辐射周围几个村庄。这样，农村社区化建设既实现了公共服务下沉，又未改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空间。这是一个稳妥、符合实际且效果较好的改革。

　　事实上，哪怕是要合村，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做法也仅仅是做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并未触及农民居住空间的改造。在笔者看来，乡村治理单元具有历史延续性，也有极强的社会性，大多数地方实行的强制合村，治理效果并不佳。相对而言，这种仅涉及管理体制的改革，哪怕是出了问题，也可以通过制度调整加以解决。但如山东改变农民居住空间的合村，显得有点激进。它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风险，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都是难以预料的。并且，一旦出问题，就是死结，很难再通过制度调整来解决。

　　城镇化是一个渐进过程。本质上，它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也是和人们生活方式相匹配的。在一些城郊地区，或工业化水平比较高的地方，农民早已被吸纳到二三产业中，也早就习惯了城市生活。在这些地方进行村改居，水到渠成，没有任何问题。对此，农民还早有期盼，内心欢迎——因为，农民上楼之后，不但对生活没有什么冲击，而且还会获得不少利益。

　　但山东农村如此大规模推行合村并居，要在短时间内在工业化水平不高，农民生活方式并未改变，且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让留守的农民上楼，实在是超出大家的想象。并且，上楼之后，再无退路。在没有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单靠地方政府的一腔情愿推动，将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乡村振兴的初衷恐怕是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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