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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武官？

　　“国家武装力量的外交代表，使馆馆长的军事助手，其基本任务是从事军事外交和军事情报工作。” 因此，武官是集军事外交官和军事情报官为一身的独特军官，既是军人的一种职业称谓，也是军人的一种职务称谓。

　　我们熟知的很多著名将领，如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五星上将约翰•约瑟夫•潘兴，二战期间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四星上将约瑟夫•史迪威，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都有过武官任职的经历。这一经历不仅对他们的军人生涯产生过重要影响，也对其国家后来的军事战略产生过重大影响。

　　▲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五星上将约翰•约瑟夫•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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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官的起源

　　关于谁是世界上第一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武官，学术界并无统一定论，但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观点认为，武官最早始于拿破仑时期的1805年。因为那年拿破仑派遣了一位名叫德·拉格朗热的上尉到法国驻维也纳公使馆任二等秘书，其职责是：准确地了解奥地利各军团的实力和驻地，并规定必须每月向法国总参谋部和外交大臣报告奥军动向。拿破仑还特别强调，该上尉务必不遗余力地执行使命，不允许有任何奥军营级以上部队调动而没有发回情报的失职行为。此后，拿破仑还向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德黑兰、维也纳和柏林等使馆派遣军官作为外交官，并赋予其与拉格朗热相同的使命。当今世界各国武官的英文均统称为Military Attaché，而Attaché一词是英文中标准的法语外来语，因此也就不难判断现代寓意的武官源头在哪里。

　　▲ 苏丹总统向中国武官颁发军队最高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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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官的任务和使命

　　武官是常驻使节制度暨大使制度的产物，既作为外交官独立存在，更是作为大使的军事助手而出现。因此，武官的工作性质和职能定位决定了全世界各国武官大致都是从事两项主要任务，即军事外交和军事情报。

　　军事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官工作在军事外交第一线，发挥着纽带和桥梁功能，担负着维持两军正常交往以加深彼此理解和信任并由此推动双边和多边合作的重任，是军事外交的最为重要的渠道。

　　▲ 47国驻华武官观看歼-10战机表演

　　军事情报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前提和基础，是取得军事斗争优势和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基础。武官军事情报工作是众多军事情报手段之一和最，也是重要的人力情报手段之一。由于武官身处国外，对驻在国的情况有着最直接的接触，能够搜集到驻在国最为“新鲜”的情报，并能更为深刻地了解和感悟地区形势变化迹象。因此武官也常常被誉为国家的战略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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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官是间谍吗？

　　往往一说到情报，尤其是军事情报，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间谍。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世界各国武官虽均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但与间谍完全不同，也不是间谍。因为，间谍是秘密的，武官是公开的，间谍需要各种身份做掩护，而武官则是登录于驻在国外交官名册的外交官。因此，间谍通过各种手段尤其是秘密手段获取情报，而武官则是通过公开合法手段搜集情报，两者有着本质差别。

　　▲ 外国驻华武官聚首中国国防部

　　尽管武官的情报工作是公开合法的，但毕竟其从事的是军事工作，尤其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军事的敏感性直接导致其身份的敏感。因此，各国对待武官的到任也都有着严格的审查批准惯例。这种“待遇”在大使馆中，只有大使和武官有，即便是作为首席馆员的政务参赞，也无须等驻在国批准而直接上任，足见武官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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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武官》

　　《武官》这一著作的作者，德裔美籍学者艾尔弗雷德•瓦茨以宽阔的视野，对武官的历史和具体工作进行了生动的阐述和解读，尤其是通过大量案例对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武官工作进行了剖析，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且严谨亦严肃的著作，对了解武官历史和工作极具裨益。

　　▲ 《武官》译者

　　本书译者陈乐福先生，曾为我驻孟加拉国副武官，因此对本书内容翻译的把握和拿捏恰如其分。该书译稿交付前，我前驻智利武官薛洲堂先生对其严格审读把关，前驻伊朗副武官刘强先生撰写了6000多字的精彩译序。

　　精彩书摘

　　写一本关于武官的书，一本关于武官的历史和社会学著作，几乎必然会导致历史的不公。原因在于，武官往往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慎才为人所知。人们记住的不是他们的功绩而是失误，不管是以何种方式——纪实文学、回忆录以及从警方、法庭或者其他渠道流出的新闻。这些“真相”和“曝光”，无情地将公众关注的目光聚焦于一个唯恐避之不及的群体。

　　一般来说，选拔武官是基于其出众的能力素质，只有极少数是因为特别的原因（如奖赏政治上的宠信者，或是把已“不宜”留在国内任职的军官派往国外）。因此，武官成为一群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精英。1948年，美国三军每1,000名现役军官中，仅有三人被派往国外武官处任职。仅从数据上来说，武官的选拔确实非常严格。他们与众不同的品格，在任职岗位上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提升。这种岗位介于外交和国防之间，十分重要却又模糊不清。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武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正如一位曾任武官的奥地利伯爵所说，武官“在年轻时就已经（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拿着高薪，享受相当的独立和自由。总之，太多吸引人的东西，与一名在国内正常服役的军官所能得到的形成了鲜明对比”。把这职位给予那些拥有爵位、人脉很广的军官更体现出一种偏爱，这既有助于他们的晋升，延长了他们的服役时间，还让他们更容易绕过那个让很多人事业戛然而止的、危险的“少校拐角”。

　　武官有望受到外国首都上流社会的欢迎，包括有军事头脑的君主、宫廷、宽敞的宅邸、时髦的俱乐部甚至商界，在这些环境中他们可以发挥其出色的社交才能，这也是他们能够入选武官的条件之一。19世纪90年代，在华盛顿的上流社会，德国陆军武官后来成为驻华盛顿一等秘书和大使的施佩克·冯·施特恩博格，很受一批贵族化气息浓厚的、大有前途的人物的欢迎，如西奥多·罗斯福、亨利·亚当斯和海约翰。1913年，施特恩博格的继任者冯·巴本发现自己卷入了“持续不断的社交活动”中，在俱乐部和其他场所会见当时的名人和有望成名的人物，包括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然而，巴本更喜欢工作而不是社交，因此，如他所说，感到自己有些格格不入，直到他能够从事令他着迷的战时的破坏工作。

　　武官的政治嗜好还可能影响他的业务能力，让他那双“生来为了观察，受命进行观察”的眼睛被蒙蔽。政治上的同情或反感都能造成十分危险的误导。美国、法国以及英国的武官们都认为，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从本质和目标上来说属于保守派而非革命派，因此对轴心国发动战争的能力、准备和决心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一名有分寸的武官会知道，或者可以弄清楚，加在他身上的种种限制。在讨论俄国1910年令人惊讶的演习时（“德国和瑞典正与俄国作战”），驻圣彼得堡全权军事代表冯·欣策上尉详细地谈起了造成这一不祥局面的政治因素。但他突然想起了加在他职位上的限制，“然而，政治并不是我的份内之事”，体现了很多人所没有的自制力。总体而言，民主国家的武官对不涉足政治的禁令遵守得显然要比三个前帝国国家的武官要好。

　　武官可能会夸大驻在国的敌对性，对其友善的意图估计不足，从而忽略为现在或将来争取和平的机会。在法绍达事件以后，法国驻伦敦使馆人员在英国人的好战性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保罗·康邦认为，大多数英国人都没有敌意，“但是与我们打交道的是一些极为强势（意为好战）的政客。他们能顺利地带领国家前进吗？……我们的陆军武官和海军武官都在竭力地警告我注意乐观主义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英国人只是在等待向我们发难的第一个机会——我们自己犯错，我们媒体的不慎，以及殖民地发生更多的事件。他们已准备就绪，确信我们尚准备不足，而且他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了……这两名经历不俗的军官都用最直白的语言和最强调的语气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康邦来伦敦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两名武官待的时间要长得多，但康邦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协约国集团的成立。

　　编辑| 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