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诸葛亮辩护
文 \ 安立志
我在《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2012年）一书中曾写道，林黛玉之于红楼，如同诸葛亮之于三国。一部三国，诸葛亮是灵魂、是生命，没有诸葛亮的三国，如同断壁与废墟。只因《三国演义》家喻户晓的影响力，在国人眼里，诸葛亮是完人，是神一样的存在，比照当今领导人去世的惯例，诸葛亮至少应是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外交家再要缀上几个“伟大的”之类的副词。然而，正如鲁迅所指出，《三国志演义》“状诸葛多智而近妖。”（《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35）。事实上，不仅后世的评价，即使时人的史论，也对其施政治军提出不同意见，比如陈寿指其“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当然，诸葛孔明更不缺辩护者。
一
公元223年，刘禅登基不久，受刘备托孤之重，蜀汉政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尽管他也要求“集众思，广忠益”，并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以避免“难相违复，旷阙损矣”（《资治通鉴》第5册，中华书局，1956年，页2214）的不利局面。然而，诸葛亮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还是引起一些下属的担心与质疑。
一次，诸葛亮正在亲自校对公文，主薄杨顒径直进入丞相办公室，对诸葛亮进行谏劝：
“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故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亮谢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三国志》第4册，中华书局，1959年，页1083）
这段史实，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的“襄阳记”。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全文照录。可见，史家不仅认可这段史实，也认可其建言价值，即杨顒的建言是正确的。
从时间看，此事发生在刘备托孤之后，刘禅登基之始，《三国志》或《资治通鉴》都是这样记载的。但在《三国演义》中，此事却发生在公元234年（蜀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六出祁山、沙场殒命之前，这就是史籍与小说的区别。
这段谏言的核心是“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是关于社会分工的一般原理。即使在古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同的运行机制与发展规律；即使在皇权政体之下，也有系统而复杂的官僚系统，负责贯彻国家政令、反馈民众意见，使之上下呼应、官民联运。彼此之间不能完全取代，不能相互交叉。无视社会分工，必然造成社会的混乱与运行的无序。杨颙的话是谏言，也是批评，全文分两个层次，一是以治家为喻。鸡司晨、犬吠盗、牛负重、马涉远，都是十分浅显的道理。二是以前贤作比。文中列举了前汉两位政治家的言行，一是文帝时的陈平，一是宣帝时的丙吉。其意在劝孔明，治国理政应当各司其职，不能越俎代庖。
对于诸葛亮“巨细亲躬”的弊端，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引了《魏氏春秋》魏蜀两军对垒时的一段史料：
亮使至，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擥（同揽）焉；所噉食不至数升。”宣王（司马懿）曰：“亮将死矣。”（《三国志》第4册，页926）
蜀魏两军临阵，诸葛亮派使者到魏营，司马懿不问军国大事，只对诸葛亮的生活细节感兴趣。听了蜀汉使者的介绍，随即得出结论：“亮将死矣。”这段史料不是《三国演义》的虚构，而是载入《三国志》的史料。《魏氏春秋》出于东晋史家孙盛之手，此时去三国不远。所据资料亦为史家所采信。这一记载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诸葛亮“身亲其役”、“为此碎务”的工作特点及其后果。
二
杨颙的谏言，重视用形象说话。这段谏言分为治家与治国两个层次。在治家方面，他以奴、婢、鸡、犬相比喻，否定巨细亲躬、越俎代庖的治家方式，“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这反问太过尖锐。在治国方面，他把陈平、丙吉作为形象代言人，作为重要参照系，以强化其说服力，从而否定诸葛亮“身亲其役，不复付任”的工作弊端。正因为陈平、丙吉之事在谏言中作用如此重要，为了方便叙述，先介绍一下平、吉二人的形迹。
汉文帝前元年（前179年），作为开国元勋的陈平担任左丞相。此时文帝登基不久，就法治建设与经济状况问了右丞相周勃两个问题，“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周勃“汗出沾背，愧不能对。”文帝又把问题抛给左丞相陈平，陈平竟回答：“有主管部门”（“有主者”）。文帝问：“主管部门是谁？”（“主者谓谁？”）陈平回答：“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生气地说：“既有主管部门，那你这丞相干什么？”（“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陈平阐述了丞相的基本职责，“文帝乃称善”。（《史记》第6册，中华书局，1962年，页2061）
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丙吉任丞相。一日外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汉书》第10册，中华书局，1962年，页3147）
丙吉强调的重点是“宰相不亲小事”，却被后人概括为“不问人死，只问牛喘”的官僚主义。这段史实几乎成为话柄，明朝的冯梦龙将之编入《古今笑史》，清朝的林昌彝则斥之为“创深父老江头喘，官不问民但问牛。”（《衣讔山房诗集》卷七）
三
对于诸葛亮“鸡毛蒜皮一把抓”的工作作风，在魏晋时期，似乎杨颙的看法是主流。看法的分歧，未知始于何代。《资治通鉴》作为奉敕编纂的史书，对杨颙的意见是确定的。《资治通鉴》对杨颙提及的丙吉，在看法上也是一致的。司马光认为，丙吉“上宽大，好礼让，不亲小事，时人以为知大体”。（《资治通鉴》第2册，页861）这也是其全文采录杨颙谏言的基本态度。与司马光同时代的宋庠与王安石，则是孔明形象的辩护者。
直接提到杨颙的是王安石，这有他的诗为证：“恸哭杨颙为一言，余风今日更谁传？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王荆文公诗笺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1280）他赞扬的是诸葛亮的嘉纳谏言，并未涉及孔明琐碎、忙碌的工作作风。杨颙的谏言虽未采纳，毕竟得到了孔明的尊重。孔明为杨颙去世而哭，也见其虚心重贤之心。
宋庠的辩护是间接的，他并未提及孔明与杨颙，但从其对丙吉的评价中，即可得知其对孔明“巨细亲躬”的真正态度。在杨顒的谏言中，陈平、丙吉被视为前贤楷模，是其劝谕孔明的重要论据。否定平、吉二人的正面形象，即是对杨颙谏言的根本否定。宋庠正是这样做的，他在《丙吉论》一文中指出：
“群斗死伤非小事也，牛近而喘非精察也。……吉徒知暑近而失时，不知政败而伤气；徒知小事之不问，不知庶职之已隳。……况僵尸蔽道，生民绝命，内无恻隐之志，外无赏罚之令，乃曰待岁尽以举殿最，则冤滥之积所伤多矣，愆伏之患其防后矣。……今吉舍败政而不问，而欲气之顺，若虽皋伊（皋陶、伊尹，上古贤臣）弗能也；见死命而不恤，而望时之和，若虽契稷（稷、契，上古贤臣）弗能也。舍本狥末，何其悖哉！”（《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元宪集》卷三十六《丙吉论》）
在他眼里，丙吉的做法不是什么“识大体”，而是“舍本逐末”，是不足取的。宋庠曾任北宋丞相，其对杨颙谏言的否定是根本性的。在他看来，丙吉不事的碎务，不管的小事，恰恰是要务，是大事。这种带有颠覆性的认识，从根本上洗刷了孔明“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负面色彩。
四
王夫之，字船山，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他在《读通鉴论》一书中，有《诸葛不能从杨颙为治有体之谏》一篇。在我看来，王夫之大概是孔明巨细不分，事必躬亲这一事务主义作风的主要辩护士。他在赞赏了杨颙的“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是为“大哉言矣”，并开宗明义提出了“公谢之，其没也哀之，而不能从，以必有故矣”的重要辩题。
什么“故”呢？他的辩护分为几个层次：
首先，强调蜀汉缺乏人才。“先主（刘备）之初微矣，……客处于荆州，望不隆而士之归之也寡”，而“曹操又能用人而尽其才，人争归之”（《船山全书》10，岳麓书社，2011年，页378）。为什么曹操手下战将如云，谋士如雨，而刘备却兵微将寡，“屡挫屡奔”。尽管历代史家存在着“帝蜀寇魏”和“帝魏寇蜀”的争议，但那是皇权专制的正统论，王夫之似乎回避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圣训。
其次，强调蜀汉杰士不多。“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而楚之士轻，蜀之士躁”（同上），他的意思是说，为蜀汉所用的人才量少质差。占尽天时的曹魏人才济济，独享人和的蜀汉却人才星稀。他自然不会提及唐太宗的人才思想，“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且何代无才，但患遗而不知耳。”（《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89）
再次，强调部属不堪信任。“任李严而严乱其纪，任马谡而谡败其功”（《船山全书》10，页378）。只好眉毛胡子一把抓，“军不治而唯公（诸葛亮）治之，民不理而唯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财不足而唯公足之”，“公不得已，而察察于纤微，以为訏谟大猷之累”（同上）。孔明自然是“明察”而“端方”的，然而，“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方则有瑕而必不容”（同上书，页386），“水至清则无鱼”，只看到部下的短处，看不到部下的长处，所有的部属要么靠不住，要么信不过，要么不堪用，要么有嫌疑，只好孤家寡人，单打独斗了。
复次，强调人才队伍凋零。刘备在世之际，文有孔明、庞统、法正，武有关张赵马黄。刘备死后，在诸葛亮主导蜀汉政局之后，面临的却是“上非再造之君，下无分猷之士，孤行其志焉耳。”（同上）曾见网文《诸葛亮亲手打造的“庸官俱乐部”》，姜维独木，难以撑天，以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孔明以其不凡的才能，超常的智慧，过于自信，刚愎自用，不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一味越俎代庖、包揽一切，一味颐指气使、亲自代劳，所有下属不过是工具，是附庸，拨一拨，动一动，他自己纵有三头六臂，毕竟孤掌难鸣。王夫之作为孔明的辩护士，尽心而已，缺乏力度。
五
毛宗岗，明末清初人，清前期的文学评论家，以评点《三国演义》而著名。他评点第103回时，对杨颙为诸葛亮的“巨细亲躬”的谏言这样评论：
《诗》（诗经·小雅·祈父之什·节南山）之刺尹氏者曰：“谁秉国钧，不自为政。”（其中有“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句）盖言大臣误天子，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也。武侯之自校簿书，殆鉴诸此矣。托马谡而马谡失之，释苟安而苟安负之，任李严而李严又背之，其犹敢以弗躬弗亲而取咎欤？故处陈平、丙吉之世，可以不为武侯；而当武侯之时，不得复为陈平、丙吉。（《增像全图》第103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498）
毛宗岗这句评论的核心是这句：“托马谡而马谡失之，释苟安而苟安负之，任李严而李严又背之，其犹敢以弗躬弗亲而取咎欤？”用谁都靠不住，用谁都不放心，因此，他的“自校簿书”，“身亲其役”，都是不得已，因而都是合理的。在平、吉时代，不需要诸葛亮式的“巨细亲躬”；而在诸葛亮时代，也做不了平、吉的“不亲小事”。这样的看法近乎条件决定论。无疑是说，平、吉时代的干部靠得住，孔明时代的干部不省心。因此，孔明不得不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由此来看，毛宗岗也是诸葛亮“巨细躬亲”的辩护士。
六
诸葛亮在清中叶的首席辩护者非吴裕垂莫属。吴裕垂，安徽泾县人，生平不详，著有《史案》一书，清代两位著名学者洪亮吉、纪晓岚曾为之作序。他有《杨子昭论治之谬》（《史案》第4册卷九）一文，以较大篇幅，论证杨颙（即杨子昭）谏言的荒谬之处。
一、越俎代庖与加强监督。他批评“子昭（杨顒字）不知作家（治家），焉知治国。”他认为，治家者必须“躬课牧圉”，不能“高卧”“饮食”。“鸡既鸣矣，必振作于黎明；尨也吠矣，必身巡其门户。”切实杜绝“婢贪口腹，剥啄一无所余；奴惰四肢，赋税一无所出”的弊端。这些说法自然是正确的。不过，“戒尔游手，惩彼狼戾”，“亲自检点，严为督理”，都属监督范畴，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不是一码事。即使欲“长作富家翁”，也只能对各项家务加强监督而已，也不可能代奴执耕、代婢典爨、代鸡司晨、代犬吠盗、代牛负重、代马涉远。杨颙劝阻孔明的“自校簿书”，纠正其越俎代庖，并未指责孔明履行施政治军的权力。在这里，吴裕垂显然偷换了履职与监督的概念。
二、要务大事与琐事碎务。吴裕垂对杨颙推崇的治国前贤很不以为然，他在论述中不仅贬低了陈平、丙吉，而且对汉初名相曹参也不无非议。他认为，“贵为天子尚宜勤劳宵旰”，身为丞相更不能“坐论鸣高”。何况诸葛孔明身当“主少国疑，身受顾命”之时，在此情况下，“自校簿书”，“身亲其役”，就是必要的。他批评曹参、陈平、丙吉等人，“避嫌不治事，矫词释责”，以致“有司乘机互弊，瘠公肥私”，因此，他们的行为皆“不足法”。其实，吴裕垂不懂清末陈澹然“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寤言》卷二《迁都建藩议》）的道理，他把治国理政的要务与碎务、大事与琐事混为一谈。这也是自古以来人们推崇诸葛亮的“隆中定策”，而不推崇其“自校簿书”的重要原因。
三、“食少事繁”与“享年不永”。这个命题是司马懿的判断。诸葛亮（181—234）作为一代名相，仅享年53岁。吴裕垂认为，“懿畏蜀如虎，正畏其小心谨慎。刑名钱谷，精神无不周遍，虽在病中，无间可入，无敝可承，惟幸冀其一死，志或可乘。”蜀军“无间可入，无敝可承”，固然与“其小心谨慎”有关，然而，小心谨慎并不一定要“巨细亲躬”，而“疲劳难久”，享年不永，正是其不良后果。吴裕垂在为诸葛辩护中，颇多偷换概念，逻辑混淆之事。“孔明受托白帝以来，寝不安食，食不甘味，在署则躬校簿书，流汗终日；在军则躬览兵刑，食少事繁。”诸葛亮因受刘备托孤之重，背负着强烈的责任与使命，在蜀弱魏强的基本格局之下，运筹帷幄，精心谋划，试图在不可能中谋取可能，其所付出的精力之重、心血之多，是难以想像的。加之孔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废寝忘食，起居无时，过于沉重、繁苛、劳累、忙碌的工作作风，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这在事实上断送了他的恢复大业。吴裕垂就司马懿对孔明的判断进行反驳，“故托为疲劳难久之说，宽慰军情，徐为后图耳。孔明而果为所料，何以见死辄走，而自笑其不能料死乎！”他说的是“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故事，这样的辩护其实很无力。
四、“鞠躬尽瘁”与“纸糊泥塑”。吴裕垂赞赏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没有问题的。诸葛亮逝世将近两千年来，这个评价是始终如一的。但他把诸葛亮“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作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标志并不合适。在杨颙的谏言中，陈平、丙吉（甚至包括曹参），是作为诸葛亮的参照提出的，但吴裕垂竟然认为，“子昭作家之喻，是阁老可以纸糊，尚书可以泥塑，而克臻乎上理也。”似乎不肯“自校簿书”、“身亲其役”，就是尸位素餐，就是行尸走肉。既然陈平、丙吉是“纸糊”的阁老，“泥塑”的尚书，他们的千年人设也顿时坍塌，“一自平、吉见称，后人高言元妙，以清谈为论道，以卧治为燮理，以博饮游戏为风流，宰相尤而效之，治体愈乖，相业愈衰，而不自知其谬也。”于是他得出结论，“两汉丞相深知治体者，孔明一人而已。”
七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公谢之，其没也哀之，而不能从，以必有故矣。”（《船山全书》10，页378）吴裕垂在《史案》中也问道，“或问平、吉之流，既不足法，而子昭称之，孔明又曷从而谢之？”可见这是他们共同关心的历史话题。
对杨颙的规劝，诸葛亮之所以“谢之”而不“从之”的答案，吴裕垂作了两种设计，一是孔明不议论前贤之是非，“曰君子居其国，不非其大夫，平、吉皆先朝丞相，在汉臣实难置议。”杨颙的谏言以平、吉为论据，孔明虽不采纳，也不便驳回。二是孔明要维持听取谏言的风度。“孔明方欲集众思，广忠益，令群下咸攻己过。子昭一言而显责其非，参署谁复启告？谢之所以开直言敢谏之路也。”总之，诸葛亮始终高风亮节！
然而，罗贯中也“演义”了一个答案。杨颙说：“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司马懿之言，真至言也。”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三国演义》，人民出版社，1953年，页898）由此可见，诸葛亮对杨颙的谏言“谢之”而未从之，这显然与其自以为是，唯我独是的心理分不开。我以为，罗贯中这一揭示更有道理。